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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学 2021年第4期
一、“还是读书好”:我的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邵阳地区洞口县(原属武冈县)黄桥镇。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

我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父亲在商店里当了两年学徒,刚刚出师,自己做一点小买卖。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母亲老是带着我到外婆家去,所以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里长大的。

我外婆又善良,又能管家。

我从来没见过外公,他很早就去世了。

另外外婆家里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大姨妈。

后来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自己也有地种了。

本来我父亲要我跟他一样,去当个学徒,做点小买卖。

但我的二叔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我的二叔长年跑外,先是在家乡的小镇,然后到宝庆府,即今邵阳市。

邵阳近代出了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魏源,武的是蔡锷,所以别看这么个小地方,还是出了不少名人的。

因此我二叔的眼光比较长远,他对我父亲说还是读书好。

这句话可以说决定了我的一生。

于是我父亲就送我去读书了,即先去上黄桥中心小学。

我本来念了两年私塾,那时候已经十二、三岁了。

去报名的时候,校长曾育贤老师说你这么大了,不能从一年级学起,念五年级吧。

我一辈子都记得,念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期末考试得了37分,不过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全班第二名了。

读完小学后接着去读中学,考上了洞庭中学。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当地有一所军校,叫作军二分校,校长叫李明灏,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

因为当时有好多教官的子弟要上学,他就创办了这所中学,在湖南武冈县县城郊外,取名叫湖南私立洞庭中学。

我记得我是在初10班,后来在高4班,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我老伴。

我念高中的时候,她念初中。

她家里比较富裕,有三姐妹,父亲是国民党的上校,所以跟着去了后方。

她当时还在念初中,两个姐姐读高中。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演话剧。

我记得演过《万世师表》,讲闻一多带着学生从北京到昆明的故事,我演老师,她演学生,她大姐就演我的老伴。

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认识了。

二、从中大语言学系到北大中文系
本来我是想考北大的,我记得当时北大和清华同时招生,要么报清华,要么报北大,我就报了北大,结果没考上,考上了中山大学。

那时候在湖南还不能参加北大、清华的招生考试,得到上海去。

湖南出锑,有很多锡矿山,实际上是出锑,生产的锑常常要运到上海去。

一个工程师的儿子跟我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就坐运锑的船去上海参加考试。

因为我们在中学演过话剧,我当时以为语言学系是演话剧的,就这样报考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

本来中山大学没有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创办的。

王力先生是清华的教授(系主任是朱自清),原本他是准备回清华的。

在他回北京之前,先回了一趟广西老家,然后经由广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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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作藩
唐作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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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结果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挽留他,请他在广州待几年,然后再回北京。

于是王力先生给朱自清写信,说有朋友要他留在中山大学。

朱自清说也好,同意他待在广州。

王力先生给中山大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创办语言学系,校长答应了他。

我记得那时候除了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高华年先生和严学宭先生等。

高先生是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

另外还有黄伯荣先生,当时是助教,后来我毕业的时候他是讲师。

1949年以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是王力先生在清华时候的学生,他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搞语言学的老师集中到北大来,从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专业中分出一个语言专业。

这样就在1954年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全部老师和学生调来了。

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那一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招了30名学生,是历年最多的,以前总是只招五、六个人。

我们那一级也只招了六、七个人。

根据胡乔木的建议,当时的燕京大学也合并过来了,像高名凯先生和林焘先生都是燕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是老北大的教师,还有周祖谟先生。

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都集中到北大来了。

那时候北大没有语言学系,所以王力先生建议创办一个语言专业。

后来成立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汉语教研室,一个语言学理论教研室。

语言学理论教研室是高名凯先生做主任,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做主任,后来汉语教研室又分为现代的、古代的两个教研室,那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

我1954年来到北大,本来那时候中文系不光有汉语言、语言学专业,还有一个新闻专业,后来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去了。

我记得当时让我教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写作课,那个班的课代表就是林昭。

三、我的汉语音韵学教学与研究
到了北大中文系之后,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王力先生,其次是岑麒祥先生。

本来在中山大学,留下我是做岑麒祥先生的助教的,跟着岑先生学语言学理论。

到了北大以后,王力先生对我说语言学理论教研室已经有两个助教了,就是石安石和殷德厚;我们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还没有助教,那你就跟着我学汉语史吧。

这样我就转换了研究方向,从此就一直跟随王先生。

我记得那时候住在现在中文系所在的朗润园教师住宅区。

朗润园还是有四合院的房子,还没有盖现在的人文学苑,旁边住的是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

住在未名湖边的,我记得还有季羡林先生。

我在那里就这样度过了好些年。

到北大之后,正好吕叔湘先生提出要普及语言学的知识,他就跟王力先生说,您来写一个音韵学的普及读物吧。

王先生住的那个四合院,实际上只有东屋、北屋和西屋,王先生住北屋和东屋,我就带着我老伴和一个三岁的小孩,住西屋。

虽然只有一间房,但有卫生间。

王先生把我叫过去,对面就是他的书房,他说刚才开会回来,吕先生要求我写一本音韵学普及读物。

他就要我写,我说我还没学,他说边学边写、边写边学。

这样我就写了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

没想到那本书后来日本还有两种翻译本,台湾也印了,香港也印了。

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现在,从事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汉语音韵学和语音史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我先后出版了两本教材,就是《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

当时同类的著作主要有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上册)和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导论》。

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

罗常培先生的《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

原来是跟着王先生写《音韵学常识》,然后就是《音韵学教程》。

后来再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也是考虑到学生们反映看王先生的那些书,不容易看懂。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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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写得通俗一些,让学生除了在课堂听课,也能够自学。

那时候学生住在礼堂前面,北大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原来是大饭厅,在那后面还有一个食堂,邮局也是在旁边,就在三角地,还有好些小商店。

那时候同学们就住在前面的楼里,在礼堂的南边,他们常邀我到学生宿舍里面去辅导,尤其是57级、58级、59级的那几个班。

四、广博与专精
我常听不少朋友谈起,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越来越细,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限于时间和精力,往往只能就其中一个方面进行探索,难以做到全面贯通的研究。

音韵学研究好像也有这个趋势。

我觉得这种做法太窄了,不太合适。

你学音韵学不光是音韵学本身,还要有汉语方言的基础,因为很多古音都保存在方言里面,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广州话、客家话、福建的闽方言,都保存了比较多的古音。

5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方言学课,我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他学。

学了以后还记录了我湖南家乡的方言,记录以后请他看,后来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

所以我觉得音韵学跟方言是分不开的,学音韵学一定要学好方言学。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语音学学好,没有语音学的基础,你就不会记音了。

虽然很多人把音韵学称作“绝学”,认为学习和研究都有不小的难度,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它。

一方面系里在安排课程的时候,不要忘了安排这门课,虽然有时候选课的人少,但是还是应该开。

另外就是要招收音韵学方向的研究生,因为你要想进一步学好音韵学,还是要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训练。

另外,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学语言学的需要音韵学的基础,学文学的有一点音韵学基础也是好的。

我的好朋友袁行霈先生,他就听过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

据我了解,就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来说,我觉得我们中文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好几个教音韵学的教师。

除了孙玉文老师,还有耿振生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

还有张渭毅和赵彤,赵彤本来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人大,现在调回来了。

在我退休之前,跟我学的日本学生比较多一点,最早是花登正宏、古屋昭弘,还有平山久雄的一个学生。

另外我在马来西亚教了一个学期的课,除了教音韵学,还开一门《诗经》研读课,所以一些那时候的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来旅游了,总是要来看看我。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坚持开一些课,本科就开音韵学,研究生就开上古音、中古音、《切韵》和《中原音韵》。

过去咱们的校友杨耐思先生是研究《中原音韵》最好的学者,可惜已经去世了。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好既要做到专深,也要做到广博。

比如说你要是重点学中古音,近代音、上古音也得掌握,另外我也反复强调方言学对学习音韵学、汉语史的重要性。

我觉得一般来说,北大的师生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像袁行霈先生他就强调,学文学也得学点语言学,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对。

我们学语言学的人也不要忘了文学,也得学点文学,这样比较全面一点。

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尽量去了解一下别的学科,这样对提高自己本身的研究也会有帮助。

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了110年,对于她未来的发展,我当然是希望能越办越好。

除了留我们自己学校毕业的,外校如果有好的青年人才也可以交流,条件成熟的话把他们引进来。

因为要办好一个学校、办好一个系,主要还是要靠教师,教师好,开的课才好,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本文由唐作藩口述,向筱路整理)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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