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氏朝鲜略考

箕氏朝鲜略考
作者：姚念
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31期
摘要：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可靠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儒学的先驱，在中国乃至东北亚的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本文通过广泛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对箕氏朝鲜进行考证，以求廓清迷雾，呈现其对地域文化发展所做的伟大贡献。

关键词：箕子；生平事迹；考证；箕氏朝鲜；
伴随着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都会涌现出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类杰出人才。

尤其是春秋戰国时期，因社会处于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思想文化也异常活跃，随之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

很多的哲学思想史著作在谈到我国思想家的时候，常常从孔子开始，即便向前追溯，也仅延及周公、管仲等人。

然而，在距离孔子出生六百余年前的商朝末期，却出现过一位被后世忽略的思想家，他就是箕子。

西周灭了商朝之后，箕子到了朝鲜半岛的北部，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制度和礼仪。

本文主要对箕氏朝鲜进行考证，寻求箕子对文化发展、传播的贡献。

一、箕子的生平事迹
箕子为箕族人，子为姓，名为胥馀。

箕子为殷纣王之叔父，与微子、比干同为孔子口中的“殷末三仁”。

箕子的生平事迹散见于《尚书大传》、《周易》、《论语》、《史记》、《汉书》等书。

箕子所著的《洪范》记述的是他对治理国家的九种构想，通过对这部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前的思想体系。

二、“箕子朝鲜”真伪考证
关于箕子朝鲜是否存在的问题，一些专家还存在着争议，但是纵观史籍，无论是国内的史料记载，还是古代朝鲜的史书，都有不少关于箕氏朝鲜的记载。

箕子到朝鲜、箕子朝鲜的疆域范围、箕子朝鲜与殷商的族缘关系在历史文献中都有体现，证明了箕子朝鲜存在的可能性。

例如，箕子是《周易》中提到的为数不多的真实人物，《周易·明夷》中这样记载：“箕子之明夷，利贞”讲述的就是箕子到朝鲜的情况。

虽然周武王释放了箕子，并十分敬重他的节操，但箕子忠于殷商，不愿在新朝为官。

《尚书·洪范》孔颖达疏：“《书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

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

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

” 这些典籍都证明了箕子到朝鲜的情况。

高丽时期僧一然在所著的《三国遗事》中记载：“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坦君乃移于藏唐京，后隐于阿斯达，为山神。

”此外，日本人泷川资言注《史记·朝鲜传》也提到：“齐召南曰：满，姓卫。

朝鲜自周封箕子后，传四十余世，至战国时，侯准始称王。

”也认可在
卫氏朝鲜建国之前，古朝鲜地区还存在着箕氏朝鲜这个王朝。

宋朝罗泌在《路史·国名纪》中记叙了箕氏朝鲜的大致位置：“朝鲜，箕子后，封辽之乐浪。

”箕氏朝鲜的疆域范围，大致包含目前朝鲜半岛的北部及辽东半岛的东部地区。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古朝鲜地区与殷商存在着一定的族缘关系，《隋书·裴矩传》中记载：“高丽之地，本孤竹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

”由此可见箕子朝鲜和孤竹国相距不远。

箕子率众东迁后，“武王乃封箕子于期鲜而不臣也”，及时承认了箕子对古朝鲜地域的统治权，且没有要求箕子履行诸侯应承担的朝觐贡献等职责。

三、箕子对朝鲜思想文化的影响
箕氏王朝统治朝鲜四十余世，对当地的开发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箕子把中国的礼仪文化、治国思想都带到了朝鲜，影响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

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

”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的《东史纲目》中也记载：“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

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

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

设禁八条……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

”由上述史料可见，箕子带领数千随从共同入朝，这些人中不仅包含一些精通诗书礼仪的人员还有一些能工巧匠。

箕子到达朝鲜之后，推广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了中原的文化和思想，对古朝鲜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语·公冶长》篇提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子罕》篇写道：“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对于这两句的涵义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分析认为“君子”是指“箕子”，“海外”及“九夷”指朝鲜。

刘宝楠的分析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箕子”是殷商的“三仁”之一，对“箕子”充分肯定。

虽然其中的具体含义还需要大家从历史资料中详细分析，但是刘宝楠把泛化的词“具体化”充分证明了箕子对于朝鲜文化发展的贡献。

他认为经箕子等人的教化，朝鲜的礼乐等制度与中原等地区无异，联系商王朝灭亡后，伯夷、叔齐坚贞不屈、不食周粟而死，箕子辞别对他礼让有加的周王，远走朝鲜，这种品格既是对故国的留恋，也是对自己信念的坚守，故孔子将之称之为“君子”。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在《箕子碑》一文中认为箕子的经历符合“大人之道”的三个原则，即：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并且充分肯定了箕子对古朝鲜开发的意义：“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

化及民也。

”在箕子的努力之下，当时的朝鲜“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

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

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

可贵哉，仁贤之化也！”这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有关于“君子国”中民风民俗的记载惊人的相似：“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

”
以上文献资料充分证明了箕子身体力行的践行自己的君子之道，以此来治理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箕子将殷商文化与古朝鲜的当地文化完美结合，创造性地将《尚书·洪范》中“八政”的政治理想运用到了现实之中，活脱脱创造了一个东方君子之国，是当之无愧的儒学思想的先驱，对东北亚地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至今相关地区的民众感念箕子开发朝鲜的功绩，依然会举行相关的祭祀活动。

河南淇县朝歌镇有座“三仁祠”，修建于明朝正德十六年，后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建，“三仁祠”的西厢房内就供奉着箕子。

据中新网等媒体报道，1999年春韩国氏族总联合会会长白镇禹带领30多个商纣王、箕子的后裔，到朝歌旧址谒祖，此后每年都有来自韩国的许多殷、韩、齐宗亲不远万里到河南淇县“三仁祠”拜谒。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还有箕姓，每逢重大节日还有许多人祭拜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