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的“清醒剂”

“大跃进”中的“清醒剂”
作者：吴文宙黄春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7年第7期
吴文宙黄春
事隔56 年了，我已是耄耋之年（85 周岁），多少往事回忆不起来，或者模糊不清，但是，忆起1959 年3 月25 日至6 月24 日跟随邵式平省长到南昌县蒋巷公社旱上大队蹲点调查的
情景，却犹如昨天，历历在目。

1959 年3 月，邵省长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回南昌以后，提议由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李定坤带几个干部组成工作组，跟随他一道到蒋巷公社蹲点调查。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
批准，省委宣部派出由宣传处孙恒吉、胡兆康两位科长组成工作组，我当时是省委理论刊物
《跃进》杂志编辑部负责人之一，指定我经常去蹲点采访。

我记得，那是1959 年3 月25日，邵式平省长的秘书通知李定坤带领孙恒吉、胡兆康和我一道到邵省长家中，邵省长风趣地对我们说：“你们都是秀才，我给你们尚方宝剑——毛主席
的指示。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重申价值法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指出，‘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不能搞穷队富队、穷村富村拉平的方法，
这是掠夺，是打抢嘛。

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就是要从
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进一步解决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等大问题。

”邵
式平省长一再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大跃进’中的‘清醒剂’嘛！”
后来，省委决定，由李定坤和孙恒吉、胡兆康会同南昌县委书记王桂林亲自带领工作组进
驻蒋巷公社，深入调查。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问
题相当严重。

李定坤、王桂林如实向邵省长作了汇报。

邵省长自己也曾到蒋巷公社同省、县工
作组一道，再次就此作深入调查，并具体部署整顿干部作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
议精神。

邵省长进一步提出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充分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要求，并决定以旱上大队为试点中的重点。

他指示李定坤和孙恒吉、胡兆康与旱上大队党支部书
记胡长弟（音）（以后曾任南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巷公社党委书记公长水一道，在旱
上大队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邵省长定了一条规则：不在公社、大队吃饭，自己解决，不打扰社、队和社员群众。

1959 年6 月初，李定坤通知我和他一道去旱上大队蹲点采访。

记得是6 月6 日，省公安厅派
了一艘游艇，准备送我们到旱上大队江边。

邵省长和他的夫人胡德兰同志已在艇上，我们上艇后，邵省长连声说：“欢迎，欢迎！”
不久，南昌县委书记王桂林、蒋巷公社书记公长水，以及公社其他干部，先后上了艇，邵
省长招呼大家在艇上开会。

主要是研究公社核算单位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

同时，讨论公共食
堂问题。

针对当时不少社队干部以为的“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公共食堂优点是主要的，
缺点是次要的”等论调，李定坤作重点分析性的汇报，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呼声。

接着，王桂林、公长水等也作了补充汇报。

邵省长边听边记，频频点头。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艇上煮了饺子，都在艇上吃。

吃完饺子，到了旱上大队江边，大队书
记胡长弟（音）和大队几个干部带路上岸，到公共食堂去。

我们走了大队3 至4 个公共食堂，此时食堂里，群众都正在打饭吃，饭是稀粥，菜是大锅里水煮的青菜。

看到社员群众在打饭，一人一勺稀粥、一勺水煮青菜，就这样吃。

我们问社员：“吃得怎
么样，吃得饱吗？”当时没人敢说话。

我们再三说：“照实际的讲，没关系。

”这时，才有有
几个年龄大的老妈妈说几句：“公共食堂怎么合我们口味呢？家里有老的有小的，还有要下田
做事的，吃的不耐饱呀！”
当时，我看到胡长弟（音）的表情好尴尬，左右为难，想让社员说吧，又怕社员乱说。

我
们几个人马上去安慰他说，不要紧。

邵省长露出和蔼的笑容，他向社员们招招手：“我们都是江西老表，自己人嘛，大家不要
担心，吃得好不好？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有什么就说什么。

”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社员们
七嘴八舌说：“没有人愿意来吃公共食堂，公社、大队说是上面规定的，没有办法啦。

”
1959 年6 月15 日，省政府办公厅通知李定坤、孙恒吉、胡兆康和我去邵省长家。

邵省长在书房里等我们，招呼我们坐下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定坤同志，还有你们三位同志，来讨
论一下蒋巷公社旱上大队的情况。

那天，我是走马观花，花也没观好。

你们在那里蹲了那么久，应该比我更了解实情。

我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觉得公共食堂是不能办的，不符合我们省
情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对农业生产力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可能不能公开讲，讲了可能要挨
板子。

如果要提到理论上来讲，我认为公共食堂是反动的。

为什么是反动的呢？它妨碍生产力
发展，破坏生产力发展，就是反动的。

”
稍稍停顿，邵省长提高了声音：“公共食堂不解散，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我看社会主义农
村建设是没办法搞的。

”邵省长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打天下，就是为
了让群众吃稀粥吗？！”
当时，我听了好惊讶：“这样说，同上面的精神不一致呀！”
过了一会儿，李定坤说：“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说好、怎么看好呢？”邵省长又语重心长地说：“我想了很久，共产党员，特别是老党员，能说假话吗？能不对党对人民负责吗？对这个
问题的严重性，许多同志还不理解啊！”沉默了一会儿，邵省长接着说：“核算单位是大点好
还是小点好？看来应该根据公社、大队干部的水平和农村的实际情况。

各个自然村的生产水平
并不平衡，自然条件也不一样。

加上人民公社建立不久，管理经验也不足，我看核算单位宜小
不宜大，只能以生产队为基础。

”
他在书房内来回走动，边走边说：“不能搞大队为基础，更不能搞公社为基础。

否则，就
会搞平均主义，就会刮‘共产风’，不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
我参加了，就坐在毛主席的对面，我听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说，对农民只能搞商品交换，此外，再没有别的方法。

要不这样做，就是打抢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大跃进’中的‘清醒剂’啊！不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农业生产力会极大地破坏，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

因此，我考虑，只能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

”
邵省长看着李副部长说：“定坤同志，给你个任务，你们再深入调查，写出两个报告来：
一个是公共食堂问题，要明确回答，能办还是不能办；第二个是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问题，这个问题也要明确回答，基本核算单位是大好还是小好。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等到三级
干部管理有经验了，生产力发展了，有条件的地方再慢慢扩大。

”
之后，我参加了两个专题报告的起草、讨论、修改，写出了两个报告的初稿，李定坤交给
邵省长。

邵省长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几次才定稿。

1959 年6 月24 日，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同志通知我上庐山，参与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秘书处工作。

在庐山上遇到邵省长，得知邵省长已将两个调查报告交给了汪东兴。

汪
东兴建议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暂时不要往上递，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就递上去了。

但是，邵省长在会议期间，还是把关于公共食堂是“破坏农业生产力”，“是反动的”，“公共食堂不倒，粮食问题解决不了，人民公社巩固不了，社会主义没有希望”的调查报告，交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往上递了。

8 月19 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

接着，省委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

省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同志又留我在会议秘书处工作。

在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县委书记非议、指责邵省长“右倾”。

但是，邵省长坦然面对，他非常淡定，一再微笑着申明：“我是老党员，只能对党讲真话嘛。

”
56 年来，在经历岁月的风风雨雨中，我时常想起我们敬爱的邵省长，怀念他的音容笑貌。

我深深感到，邵省长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本刊编辑部摘自《当代江西史研究》）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