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中国的爱因斯坦及其悲惨的一生

文/庸恒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但却苦苦找不到相关的专家学者。

危急关头，有人推荐了一个老头过来。

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可是这个老头却分文没要，凭借着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

航天界轰动一时！这个老头，就是任山东大学教授、被称为我国“无线电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时年73岁。

束星北是谁？翻开束星北的履历，我被吓了一跳！早年束星北先后在美国拜克大学、加州大学，后在德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物理学，并担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一年。

后束星北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创始人的孙子）。

1931年，束星北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任物理学院助教，参与研究狄拉克方程，那时候的他，站在世界物理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束星北归国，归国后，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束星北在浙大物理系任教期间，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导师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真的回信了，说：“浙大有束星北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束星北的学生说：束先生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公整的提纲，他常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使用生动质朴的语言，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他举止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他不止对待学术认真，对待学生，也十分负责。

当时化学系有个学生，选修物理，常来听束星北的课，束星北发现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劝他主修物理，在束星北的强烈支持下，这个学生放弃了本来专业，转到物理系开始学习。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做李政道！1972年，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李政道回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待，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李政道说：为什么要从国外请？我的老师束星北，他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

话一说完，周恩来沉默了。

那时的李政道不知道，他的恩师，中国物理方面第一人，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而且这一扫，就是十几年。

上个世纪三石十年代，束星北与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王淦昌一起，是浙大物理系的两颗明星，被誉为浙大物理系的“双子星座”，照亮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物理界。

而束星北与当时许多的大师一起，共同把浙大打造成了“东方的剑桥”，享誉全世界。

束与王二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果卓越，还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人才：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实验创始人之一程开甲。

李政道多年以后回忆起恩师，这样说道：束老师帮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认真、和自信，使我受益一生；我的一生和他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来自于束星北老师。

程开甲说：在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束星北治学认真，认真到较真，认真到不近情面！1952年，山东大学邀请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来校作学术报告。

王竹溪是我国著名的热力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

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先生研究湍流理论。

以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福勒。

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

王竹溪1935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大、清华大学。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那时的王竹溪，代表了国内物理学的权威。

王竹溪作报告那天，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座无虚席。

物理系、数学系的专家、教授早早就到场了，学校领导也来了。

王先生的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高深专业知识。

为通俗易懂起间，王先生在报告中时不时地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的最新动态和争论。

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出一些重要的公式和概念。

报告进行到大约50分钟的时候，忽然从下面跳上来一个人。

此人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二话不说直接走向讲台，夺过麦克风，双手往讲台一撑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说着话，他捏起一支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说错在哪里。

人们瞠目结舌。

最难受的是王竹溪。

他呆呆地站在那，眼看着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而自己此刻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间面红耳赤。

会场主持人不知如何是好。

会场一阵骚动。

有人不时地发出唏嘘声：“束星北，束星北”。

然而，束星北好像压根就没有看到这些情绪和反应似的，丝毫不在乎别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这样，束星北一口气讲了40分钟，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的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王竹溪是周培源的大弟子。

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当面到周培源面前哭诉。

兴冲冲地应邀去作报告，结果却被人当场打断，众目睽睽之下再一一予以纠正，这无异于当众羞辱。

山东大学的领导也认为此事既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

于是专门找束星北谈话。

谁知束星北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

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一句话堵得领导没话说。

建国之初，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蔑，欲寻短见，恰巧被清晨出门的束星北发现，救了下来！得知真相的束星北气愤至极，性格刚烈的他，当即雇了一辆车，直奔浙江最高权利机构——杭州市军管委，指名点姓要见军政委。

一见到军政委，束星北就发起了大炮脾气，大骂：你们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他是国际上都知名的大数学家，你们竟然敢这样对待他！就这样，苏步青的事得到妥善处理。

后来院系调整，苏步青调任复旦大学任教，并获得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后加入共产党，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若没有束星北，便没有后来的苏步青。

作为科学家，束星北有自己坚定而独立的信念，他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接受前人观点。

无论身处何时他总是不忘科学家的质疑与批判。

他这种鲜明而强烈的个性使得他就像一头“闯进了瓷器店里的猛牛”，动辄就与现实发生激烈地冲撞，因而显得“不合时宜”，有时候，也让自己头破血流。

1950年，束星北在山东大学任教，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苏联“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热潮，束星北嗤之以鼻；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主义！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客的学校。

他大骂不爱学习，热衷运动的学生是“ 笨蛋”、“草包”、“狗屁不通”。

结果，学校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1952年，院系调整，老友王淦昌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但束星北不屑加入，他说：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1957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成了当时科学界唯一的避难所，而身处局外的束星北，却无处藏身。

在山东大学，为了把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束星北不断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博森、狄拉克、玻儿等科学家成名的故事，他不时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精神来激励他们。

他说：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谁来搞？共产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的科学谁来研究？他特立独行、宁折不弯的性格，终于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1958年，束星北被定义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份子，被停职反省。

性格刚强的束星北并不屈服，用毛笔写下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神圣不受侵犯——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

可是，这怎么能挡得住那个年代的造反分子呢？他被抄家了，全家人被赶到院子中，他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企图捍卫自己的权利。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那时他的工资从840元每月被降到只有20元（当时毛泽东之后400元工资），20元，束星北要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他的七个孩子，一家人生活的捉襟见肘，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蹲。

1958年，束星北被管制三年，编入劳动人民大军修水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他一直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之后有段时间，束星北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束星北年过半百，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强度，经常昏倒。

有一次他饿的受不了，到一个农田去偷地瓜吃，被农民发现，当时他头发蓬乱，泪流满面，已没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样子……1960年秋，水库修好后，束星北被发配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扫厕所。

1960年，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老同事，老朋友全部联系不上了，于是他感到：也许他们正在进行核试验。

当年在浙大任教期间，他听说了原子弹的爆发，束星北意识到，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便不能在世界上立足。

于是，他和当时的几位教授一起开了一门课，把他在国外学到的核物理知识教给了当时的学生，当时的学生，很多都未后来中国原子弹的爆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束星北渴望加入到这样的队伍当中去。

于是，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

并利用自己的一切科学知识与技能，积极改造。

他修遍了当时全国都没有人会修理的进口设备：X 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设备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以及邻居的收音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

1964年，还在改造中的束星北得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举国欢腾，谁也不曾想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厕所内，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撕心裂肺……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为了学术穷极一生，却不能参与自己国家的核分裂项目，其心情可想而知……改造之余，束星北不忘科研工作，坚持写了数篇相对论的论文，可惜当时以他的政治身份，这些论文是绝对不允许发表的，束星北气愤之下，一连写了数万字关于“如何刷厕所的论文”……时代之悲哀，科学之悲哀。

束星北的女儿回忆，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雪，束星北的女儿来看望父母。

他远远的看到一个人正伛偻着身子在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白雪世界中分外醒目。

她意识到那时自己的父亲，走过去，发现果然是他。

显然他一大早就起来了，从他的身后，一条长长的路已经被扫了出来。

走近时他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束星北经常在学校操场或球场上“做作业”，常常写满，然后擦掉。

大地是黑板，扫帚是他的笔，苍天是他的学生。

不合时宜的束星北，孤独到了极点！束星北有个儿子在部队做军官，因为束星北的原因，本来准备要提拔的，结果直接被赶回了家，大好前程就此毁了，儿子因此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