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外交把中国害惨了

愤青外交把中国害惨了

2016年06月07日 10:59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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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北亚观察

“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

什么是“愤青”，中国千年外交史上有“愤青”现象吗？古代“愤青”与现代“愤青”有哪些相似和相异之处？怎样看待现代“愤青”现象？分析和梳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什么是“愤青”现象

“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

“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

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

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是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

“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二、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诸子，“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

难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他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界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通过谈判，联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称弟，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公元1226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此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

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此时，困守孤城的金哀宗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说：“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国能和金国联合，既对金国有利，也对宋国有好处。作为使臣，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好好讲给宋人听！”（《金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寻求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出兵北伐。按照与蒙古达成的协议，宋朝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而最终的结果是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

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

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祐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可见“愤青”之误国。

三、明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清）首领为王。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是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尊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