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女性形象的文化身份嬗变

李晓梅摘要:在当代文学发展视野中,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不断更迭与嬗变,呈现出从一元到多元、由单一到丰富的文化身份转换。

不论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铁姑娘”、“新女性”形象,还是80年代理想主义张扬的“木棉”、90年代灵肉交融的“自审者”形象,抑或是新世纪的职场女性和“新‘青楼’”形象,历经60余年积淀的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嬗变过程中的鲜明映像,成为文学创作与政治话语联姻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当代文学;女性形象;文化身份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当代科尔沁汉语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 JJKH20170013SK)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94-04论当代文学女性形象的文化身份嬗变在当代中国文学视域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更迭交相呼应。

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不仅倾注了作家们的匠心与慧思,是作者人生经验、审美旨趣等方面的文学表达,同时,这些女性形象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中,逐渐摆脱了男性世界的附属与陪衬,她们通过自我文化身份的嬗变成为传达文化意识和社会形态的映像符码,历经了从一元到多元、由单调到丰富的嬗变过程。

不论是以“革命/不革命”、“英雄/非英雄”、“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标准形塑的“铁姑娘”和“新女性”形象,还是具有独立人格气质的“木棉”与“自审者”形象,以及新世纪文学中的职场女性、打工妹、新“青楼”形象,都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增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因素。

一、政治文化主潮中的“铁姑娘”形象新中国建立初期,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多是为了国家建设需要而表达强烈的政治性诉求,因而,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化身份自然也就被赋予了国家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要求。

在文学创作中,“铁姑娘”成为所有女性的代表。

在建设新中国和发展新时代的社会主潮中,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有意识遮蔽了男/女之间的身体特性和精神气质的差异,就像曾经风靡于各种社会各个层面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那样,它自身不但能够“忠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并且还反映了“信仰和偏见”。

①“男女都一样”的语义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但赋予了全体女性与男性有着同样的更为广泛的自由空间和政治权利,同时也给予了女性们在行为上的实践动力,要求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新中国建设、建功立业。

吊诡的是,这种外向性的普遍一致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也意味着在赋予女性各种平等权利的同时又忽视了女性作为社会自然身份的人在生理、心理、情理等方面与男性之间事实上的差异。

在以“革命英雄”、“社会主义建设英雄”、“平民英雄”等政治文学为主潮的国家话语中,文学创作意识(文学为政治服务)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要求(集体主义)紧密结合,女性的形象塑造在统一的艺术规范中同样要求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形塑出具有普遍时代意义的“新女性”和“铁姑娘”形象,并且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无可厚非地抹平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对本真的“女性/个性”、“母性/天性”的有意识遮蔽,从而保持了与国家话语和文化意识的同步性。

例如蒙古作家玛拉沁夫创作的《茫茫的草原》中的女主人公苏荣,作者有意识地把她塑造成一位有着“两条男人的粗眉”和“迈着男人一样的步子”的形象。

一方面是因为可以提升“共产党工作队政委”的政治身份分量;另一方面,虽然作者对苏荣的形塑中有“牧妇似的”柔情以及对丈夫、孩子的思念等等描写,但更多的描写则显示出对女性文化身份的一种男性化情绪。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以“五四之女”的文化身份讲述了自己的“逃婚”、“英雄救美”、“苦恼”、“出走”、“投身革命”的觉醒过程:“逃婚”———逃避封建的包办婚姻;“英雄救美”———走投无路欲投海自尽时被“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余永泽救回,并受到百般庇护与娇宠;“苦恼”———因余永泽“主张妇女独立,又不愿我出去工作”的矛盾态度而产生新的苦恼;“出走”文学94江汉论坛———发现余永泽“不革命”的态度而再次出走;“投身革命”———追随共产党人卢嘉川投身革命事业,并最终同工人出身的革命家江华结婚。

至此,一个原本温情脉脉、多愁善感的女性在作者的一系列塑造中完成了她的青春之旅与精神蜕变。

这是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女性被革命改造的经典文本。

在这样的形象塑造中,作者可以迎合政治要求进行有意识地删改。

杨沫在1959年《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说,修改本中增加了“农村的7章和北大运动的3章”,理由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

②也就更加符合“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③的政治要求。

与《青春之歌》获得普遍的赞誉相反,宗璞创作的《红豆》发表后便遭到了多重批评,这与女主人公江玫被塑造成具有女性情感特征形象有着直接关系,因而背离了当时“男女都一样”的文化主潮与“爱情服从革命、艺术服从政治”的要求。

小说写解放前夕大学生江玫与男友齐虹因政治立场的分歧和人生哲学的不同而导致的爱情悲剧。

在小说中,美丽清高的江玫和才华出众的齐虹深深相爱,但齐虹因江玫参加社会活动而将她嵌着两粒红豆的发卡踩得粉碎,继而又怜惜地将两粒红豆放进耶稣像后面的小洞里。

江玫因此对齐虹的感情像破碎的发卡一般不再完整,最后痛苦地拒绝了齐虹苦苦要她同赴美国留学的请求,独自南下加入了革命队伍。

才女作家宗璞把小说写得极富人情味,细腻委婉,清新流丽。

但发表后因“反右”风波的影响,立即受到“思想倾向很不健康”和“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批判,最终被“判定”为“毒草”。

实际上,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女性形象恰恰是为了投身革命而放弃对革命淡漠、意欲出国留学的男友,小说本身与《青春之歌》一样,表明了作家创作思路向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和认同。

但仅仅是因为在艺术传达时,作者用细致入微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恋到决裂的全过程,以及女性在面对革命与情感的艰难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等等一系列的丰富女性心理活动和情感历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责难和批评。

这也说明,在当时的文学主潮中,女性形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达,都要以“爱情服从革命、艺术服从政治”为准绳。

“铁姑娘”形象的塑造,与当时要求女性和男性从事同样的体力劳动才能同工同酬的风尚和“文学必须忠实地歌颂劳动者”的倡导有关。

“男学老愚公,女当铁姑娘”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流行的一个普遍口号,甚至于女性参加劳动时的强度、成绩都可以超过男性。

如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李准)中的“李双双”、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黄宗英)中的“铁姑娘队”、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周立波)中的“卜翠莲”等女性形象,就是如此。

在展开新中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中,“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为对新中国女性的最高赞誉。

作家们“为革命”、“为建设”也尽力消除或抹平女性的性别意识,使一种文学上的“女扮男装”得以风行,虽然说让女性向男性中心话语靠拢不过是一种文学幻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女性的自我意识、情感欲望、生活愿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融入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之中。

虽然有些作品的书写空间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一些具有女性特征的形象描写,但不可避免地都成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背离的“反面”或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如《山乡巨变》中喜欢漂亮、不做家务、向往幸福生活的张桂贞;《创业史》中被引诱失身的素芳;《艳阳天》中挑逗萧长春的漂亮女人孙桂英;《小巷深处》中曾为妓女的徐文霞在面对真挚爱情时的痛苦;《美丽》中被领导以革命工作名义霸占侮辱的季玉洁等。

女性形象一旦涉及男女之爱、儿女之情,就往往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的“毒草”④。

这一阶段,作家们还塑造了一批与“女英雄”、“铁姑娘”相反的女性形象,即“政治和生产劳动落后的分子,兼阶级敌人;伪新女性;道德败坏分子”⑤,都是主流政治文化批判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精神的一种异化与压抑。

到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在政治的高压下更加走向极端,不论是《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红灯记》中的李铁梅、《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还是《白毛女》中的喜儿,她们在政治与性格重叠的革命话语塑造过程中,都被“神化”成为没有血肉、情感和理性的政治符号。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木棉”形象“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和文学春天的开始。

在人性逐渐回归的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对文学创作中的“无性”与“超女”形象的反拨中,女性意识逐渐回归到正常的文学视野,越来越多的作者突破以往单一化、概念化、公式化的思维模式,开始尝试对女性主体的本真书写,向女性的精神深度与情感向度开掘。

不过,在刚刚经历了十年苦痛经历的文学叙事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与政治形态相关的理想主义式的“木棉”形象,她们在展现女性意识与气质的同时,仍然承担着另一种政治话语的“宣道”责任和为女性的存在境遇“开疆辟地”的重任。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形象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过渡者和开拓者。

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以美丽忧伤的情感塑造了企盼独立自在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对于此诗的解释,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表达出952018.4一种“女性意识”、“爱情理想”等思想,“橡树”与“木棉”的意象分别指向了具有“阳刚之美”的男性和具有“阴柔之美”的女性形象,从而“表达了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对平等、独立、理解、尊重的理想爱情的呼唤和憧憬”⑥,从而彰显出女性的独立意识。

但是,诗歌的语义及其内涵的生成远非如此简单和表象,从理想主义的视野观照当时的文化语境,我们就会发现,“橡树”在此处更多地应该指向刚刚从灾难中复生的“祖国”形象,表达的是诗人内心之中对伟大祖国的那种深深的爱。

因此,《致橡树》在语义的表达中就形成了双重指向,一方面是作为女性身份的“女性意识”和“爱情理想”,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诗人在面对饱受苦难的祖国时,内心中所抒发出的一种坚韧的承担意识和深沉的热爱,表达出诗人与祖国不离不弃的宣言。

在《神女峰》中,诗人借“神女峰”的形象,通过既守望自我,又渴望温情的诗句表达着同样的意旨:“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本质和女性力量在此时呈现出一种与祖国共生同存的东方式的生命情调,在形象的塑造中展现自我的理想,使痛苦的磨砺变得光芒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