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家族小说人物命运寓言

40年代的家族小说人物命运寓言
作者：倪红梅
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36期
摘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家庭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家族内部的变化也是社会解体的一种反映。

家族内不同人物接受不同的思想，人物思想差异凸显出来，家族人物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是一个熔炉，同一家庭的人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

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在经过“出走”、追寻“存在之家”（或者“回归”）的过程中经历了精神幻灭的痛苦，获得一个“终极归宿”。

关键词：家族小说终极关怀出走传统文化
我这里所说的40年代，并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1940—1949年，而是包括了抗日战争发生之后的两三年，即1937—1949年。

这段抗日战争的发生，“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而且意味着一般人个人生活的动荡不定，以及由于这些变化引发的一个时代中人们情感和思维的诸多变迁。

”［１］因而这种界定有其文学史意义上的依据。

抗战不仅带来了对家国关系的再思考，而且带动了对“家”的再认识。

40年代的家族小说继承着五四以来反封建传统和封建家族必将毁灭的历史趋势。

然而，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基于增强民族自信的需要、对家族温情的渴望及家族凝聚力本身的影响，作家对家族复杂幽微的情感取代了前期二元对立的状态——父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黑暗与光明等对立，没有互补融合的可能——这同时改变了作家创作的思维方式，他们不单是关注家族儿女对封建家庭的叛逆事件，更迫切的追问叛逆后的矛盾心态和深层价值内涵。

抗战时期的家族小说如下：著名的长篇小说有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靳以的《前夕》、李广田的《引力》、郁茹的《遥远的爱》；中短篇小说有巴金的《憩园》《寒夜》、王西彦的《古屋》、张爱玲的《金锁记》、梅娘的《蟹》等，这些家族小说从多方面展示了战时家族存在的合理性和衰败的必然性。

一、历来概括家族人物形象都是从父子、长子、次子和女性形象着手的，我这里为了阐述家族对于个人命运的悄然干预，简单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未反叛的心灵在长期沉闷、滞重的环境下异化。

《金锁记》重在描写封建家族制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七巧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

《古屋》中的孙尚宪漠视抗战的现实，沉浸在享乐主义的个人世界里，自私无责任感。

《前夕》里的静宜将自己的青春热情消磨在家庭琐事中。

《蟹》里玲玲的父亲孙二爷，精明能干又仁慈宽厚，可惜过早去世了，曾经红火的
大家庭因此分崩离析。

大伯愚笨无能，三叔乖戾自私，卑劣地侵吞家产。

曾经有朝气有理想的堂兄祥，则在安逸的享乐和腐败的环境里，消磨了意气，流于庸碌寡淡。

这些人物反映的不只是封建性家庭的罪恶，被深入挖掘的是造成人生态度病态、畸形的腐朽生活方式。

反叛出走的故事。

《遥远的爱》中罗维娜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主潮，成长为昂首阔步的抗日新女性。

《春》中的淑英在觉民、琴的鼓舞帮助下逃到上海，重获新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自由、美好、绚丽的春天。

《前夕》中静茵反对包办婚姻出走，被“国家命运”吸引到大家庭中。

《科尔沁旗草原》中的纨绔子弟丁宁软弱妥协却也有自己新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理想。

《引力》中的梦华走出家庭，追随丈夫的脚步奔赴延安。

《四世同堂》中钱诗人从物我交融的世界走向勇敢对抗，从诗酒走向社会，离家出走的祁瑞全八年后胜利得归。

这些形象说明：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出路，逃离家庭、个性解放，仅仅是第一步。

反叛的故事已成完成状态。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已经远赴上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现实社会的“迷乱”和“冷酷”，使他产生了“走向灭亡”的幻灭感。

最终“他发现自己得不到什么”，“他不能从任何文化潮流里面找到出路”。

他感到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诱惑，由曾经倾慕西方现代文化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蒋蔚祖的离家出走不是源于新思想的启蒙与召唤，而是一种生于夹缝中的被迫与无奈，这种被迫出走有别于自觉出走，也就决定了其结局的悲惨性。

蒋纯祖在流亡中经历了从斗争到迷茫再到沉沦的思想过程，他的悲剧是病态社会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性格造成的。

《寒夜》中的曾树生、汪文宣自由恋爱的过程已经完成，却演绎了现代家庭悲剧。

他们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并不是因为对独立思想的真正理解，仅仅是对五四运动中青年一代纷纷脱离旧家庭潮流的一种盲目跟随和流动。

失败的原因与20年代如出一辙，即没有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或者说，尚未完成真正的自我启蒙。

家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日益暴露了其滞后性、封闭性，但家对个体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单位，它更多的是一种终极的价值关怀。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的解体不仅让他们身无所依，更让他们心无所系。

对蒋蔚祖而言，由来日久的父亲的“锁”和妻子的“枷”使他飞翔的翅膀早已蜕化。

他是否离家并不重要，他终究觉得他已经走了无路的路，他相信苏州已经不远，然而同时他又觉得永远不能到达苏州——宁静淡泊的精神家园。

无论是生活的漂流还是精神的漂泊，都是从对当下现实的惶惑与失望开始的，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既有失去“大家”（即国家）依托的恐慌，也有对“小家”（即自己的家乡或家庭）破碎的失望。

家国同构是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大家”在战争的破坏下衰败也就意味着个体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也就不存在实际上的家了。

因此人们才开始离家漂泊，同时走上了追寻、建构新家的道路。

一方面，旧“家”崩坍、破裂着，维系家庭成员的封建纲常伦理朽坏了，同一家庭成员走了各自走了不同的路；另一方面，新的家庭关系又在建设，维系家庭关系的新的纽带又在编织中。

这就是家族小说所指向的“光明”的终极归宿。

二、战争对生命的亵渎以及个体对家国的忧虑不安这内外双重困境史无前例地使个人陷入无助中，这为个体思考生命本质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了作家对人物命运的简单回答。

“尽管他们遭到历史外部接踵而来的艰辛困厄，却终究不是大不幸的人。

以外部世界为其舞台的灾难在这里屡见不鲜。

然而，最大的悲剧，以人的心灵为其战场，甚至无需恶运的特殊的播弄的悲剧，却没有在同等程度上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2］作者很自然地感到自己义不容辞，要向他们的读者说几句安慰人心引起希望的话，因而他们不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探测困难的最深处。

困境终于没有引出更深刻的觉悟，家族的灾难在“生命哲学”面前止步了。

《财主底儿女们》蒋纯祖在昏迷中仍确信“光明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苏德战争的前夕让他期待新的中国。

《四世同堂》结尾时离家八年的瑞全胜利回来了，抗战胜利后第七天，钱诗人打监牢里出来了。

战争打开了他们的心和眼，他们将来的生活是属于社会的。

小羊圈里小小的庆祝会打破了北平的冷清劲儿，北平似乎又恢复到热闹、和平的原先。

《古屋》整所房子本来凄凉寂寞，枯黄落叶随风飘下簌然有声，此时，抗战尚未胜利，人们已经期待抗战一胜利，“便什么都好了”，即使对于抗战后的建国有过怀疑，也被颠扑不破的真理逻辑取胜：“抗战是和别人拼命，建国是自己成家，难道说和别人拼命都拼过来了，反而自己成家到不肯出力吗？建国一定成功无疑！”即使洪翰真担心这一切都是可笑的幻想，但隔壁难童学校里孩子兴奋的气氛一刹那间便把半边古屋完全占据了，空气融合而愉快。

《京华烟云》结尾以千千万万的难民宁愿要战争，不愿身为亡国奴，“再大的灾难，人的精神都能克服，能超而上之”，在逃难的人群之中，“没有富贵，没有贫贱”，“战争及其掠夺蹂躏，使人人一律平等了”，姚木兰也加入了群众，和大众混溶一处。

“她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

”个人完全的融进伟大的运动中。

《引力》中梦华向往延安的人民政权，延安是光明与希望的前景目标，这促使她将不顾千难万险奔赴这个新的方向。

靳以描绘他“发现”（想象中的）的“新世界”：“这里花开在人的脸上，万人相爱的温情使我也变得年轻了，歌声随时起伏，像海的波涛”，“一切社会上的丑恶都不存在了，人们简直是在理想中生活”。

作者赋予了延安一种超现实的形而上的“终极”意义，这终极目的地正是“人”的个体生命、心灵的“最后归宿”。

三、精神失重的悲剧
本来，当绝望、孤独中的人们试图寻求皈依时，就已经表现了人性的软弱：对于绝望、孤独的现实的逃避以及对于作为归宿的强于自我的异己力量的依附。

［3］离家在外的儿女们无力承受绝望、直面生命的沉重与残酷，自去寻求心理的平衡与补偿，在确定自己失去了那个家庭、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飘零者的同时，又渴望归去。

当“归来”的呼唤响而不能，转而燃起了“希望”的火光。

家族文本结尾语句意指虽然指向“出走”，但“出走”之目的地是“未知的”、“不熟悉”的，或者是一个充满无限光明的超现实存在，这种开放式结尾和景物描写的“虚假结尾”［4］，实际蕴含文化转型期，现代作家迈出传统家族围城时困惑又不肯深究的文化密码。

作者每写一个片面的极端的发展，似乎正是为了推出最后的“归宿”。

在对形而上的终极归宿虔诚的追求中，负面的悲剧内容是深刻的。

“当作家‘真诚地’将他们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寻找到的‘光明’在想象中夸大成没有任何矛盾、缺陷的绝对存在和终极归宿时，他们就将自己置于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满足，进而服从‘现实’的地位，自动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评的权利。

［5］蒋纯祖沉痛的声音呼号：“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至此，五四启蒙的起点“自我启蒙”告之失败：社会性的救赎意识宣告软弱无力，个体存在感和生命意识也没有获得精神主体的超越性体验。

参加革命奔赴国难再次对个性解放造成压抑。

崇高的政治理想会覆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走向个性解放的反面。

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天下与家是互文互喻关系，中国人意识中的“天下”是一个扩大了的“家”。

在传统文化的结构中，儒家被看作是家族内的长子，承担起所有关于光宗耀祖的责任；道家和佛家的学说和行为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关于离家出走的寓言。

道家实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解放，从外部解放来看，就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仕无定主’的新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离‘大家’而出走，其中一部分士过着自食其力的隐逸生活。

”内部解放指的是“自觉地废弃‘君臣之义’甚至‘长幼之节’，与‘家’真正分离，生活在‘家’之外以求个人之
‘志’。

”［6］佛家是一个“出家”以寻求自性的浪子形象，“佛学的基本隐喻是‘出家’：既走出以父母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纲常之‘家’，又走出那个以天地为支柱的宇宙之‘家’。

它的本旨是‘解脱’，即解脱人生和宇宙的种种束缚，获得生命的‘大自然’，‘大解放’。

”［7］不论是道家的“离家”，还是佛家的“出家”，其最终指归都在个人，寻求精神上的无所羁绊，而家族文本的出走者则是逃离“家”要加入到政治的“天下”中，一旦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湮没于共同体的巨大阴影之中，个人高度自主的可能就消失殆尽，因此家族出走者想象性皈依的努力最终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宣告失败。

没有彻底悲观的哲学和怀疑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无疑有助于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健全向上，却又难以造成这种精神的深刻。

这既是家族小说催促历史进入新时代所具有的引力，同时也是其创作局限所在。

参考文献：
［1］范智红.世变缘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2］［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38.
［3］［5］钱理群.对话与漫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3.
［4］维·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构成［A］.乔·艾略特著.张玲译.小说的艺术［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5-106.
［6］商原李刚.离“家”出走的道家政治哲学［J］.人文杂志，2005，（2）：38. ［7］李军.“家”的寓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