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

论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邱岭【原文出处】: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原刊地名】:【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78～82【复印期号】:7 【分类号】:J4【作者简介】: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一日本文学自古就有极强烈的非社会传统。

如所周知，日本文学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的民族特点都形成于遣唐使派遣废止、对唐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中止之后的平安时代中期(十～十一世纪)。

当时在日本，男子夜到女家访宿、黎明前离去、后代归女家抚养、家庭由女方继承的访妻婚仍在流行，始于九世纪中叶的摄关政治制度仍在延续，“作为获得荣华富贵的最重要手段，摄关家族的家长们竞相把女儿送入后宫。

女儿是他们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希望。

因为只有女儿能为他们生下皇子，(让他们得以未来小天皇的外祖父身份摄政，掌权——笔者)。

为使女儿能为天皇家男性所宠爱，他们倾其所有来打扮与教育女儿，从而造就了以道隆女定子、道长女彰子等为中心的文化沙龙。

在这些以后宫女子为中心的沙龙里，聚集了许多有学问的才女和有教养的贵公子，形成了当时最高的文化沙龙。

在这里，政治被淡忘了，以后宫女子为中心的文化之花盛开了。

一个女性的时代，一个女性文化的时代来临了”[1]。

平安时代四百年来未执行过死刑，更几乎没有战争。

在这样的和平年代里，这些只生活于家庭、充其量不过是后宫里的贵族女子，既不愁衣食又远离了社会，其生活便只如死水般的平静，其共同经历便只有“恋爱、结婚和生育。

后宫文化沙龙的中心话题于是也怎么都离不开恋爱和结婚”[1]。

而于其间发展起来的文字——日语假名，相对外来的汉字或可称作日本内部的文字，自然也就“极便于描述女性所特有的、微妙而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和活动”[1]、与社会活动等“外面的事件”相对的“内心的纷争苦闷”[2]。

正如《土佐日记》作者纪贯之为抒发丧女、怀旧等一己私情而不得不托身女性、假借假名来创作一样，在这样的文化沙龙中，由这样的作者以这样的文字创作出来的文学，因而也只能是非政治·非社会的“私”的文学，一如当时日记文学所证明(注：除《土佐日记》与《晴蛉日记》外，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平安时代日记文学作品的书名、内容与成书年代如下：A、和泉式部日记：与师宫的恋爱记录，1005年后；B、紫式部日记：宫廷生活的见闻感想，1010年后；C、更级日记：对自己一生的回忆，1058年前后；D、成寻母日记：对渡宋求学儿子的悲伤怀念，1073年；E、瓒岐典侍日记：以堀河天皇驾崩前后为主的宫廷生活记录，1108年。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创作“私”的文学。

他们是有意识地不写“公”，只写“私”；不写社会，只写自己。

藤原道纲母于《晴蛉日记》中曾唯一一次提及国家大事——“安和之变”，为此特意表明“在只记录个人私事的日记中，原本不该谈及此事”，这表明，他们并非对社会完全不了解，而是有意识地对社会闭上了双眼，对“外面的事件”视而不见，认为这不是文学所应表现的。

把国家大事与个人私事相对立，将个人“内心的纷争苦闷”写进文学作品，而将国家政治等“外面的事件”拒之门外，这是藤原道纲母的选择，也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因为藤原道纲母们的选择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日本文学非社会传统的形成，缘于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岛国地理环境、文化上与中国的巨大落差以及社会的封闭性等[3]，而其源头，则至少可再上溯二百年，追踪到八世纪中叶的《万叶集》。

《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和歌集，成于八世纪六十年代，收有公元759年前和歌四千五百余首，按内容分作相闻、挽歌、杂歌三大类。

“相闻”类所收基本是恋歌与问安歌，表达了作者对他人的关心和喜爱；“挽歌”类所收全部是悼亡歌，表达了作者对逝者的哀悼和悲伤；其余统称“杂歌”。

显然，能为《万叶集》编者们所识别的，只是诗歌所抒发的个人情感的不同；而对其所表达思想的社会性质与政治属性等既无从辨识，便只能笼统地称之为“其他的歌”[4]。

《万叶集》分类法上表现出的这一倾向，如果可以看作是任由诗歌——文学的政治·社会属性隐没于意识之下，则到了十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时代，这一集体无意识就经概括、提炼而上升到了理论，形成了对诗歌——文学的非政治性、非社会性意识。

《古今和歌集》序言即其突出表现。

《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第一部敕选和歌集，此前只有敕选汉诗集而无敕选和歌集。

这表明，它是整理、发扬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一环。

集名中“和”是“和服”的“和”，通“倭”，意“日本民族”或“日本国家”，因而“和歌”是相对“汉诗”而言的，具体指由五·七·五·七·七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的日本固有诗歌形式。

与在民族性上呈中性的“万叶集”(意：众多诗歌的集子)相较，它强调了“日本”这一民族性。

集前有编者纪贯之所作序，首次对和歌历史作了回顾，并对其方法、功能等作了系统概括。

对和歌的定义，序言套用白居易说法如是道：白氏《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古今和歌集》序：夫和歌者，托其根於心地，发其华於词林者也。

白氏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巨大影响容另文详述，于此只想说明的是：纪贯之的“心地”是与白居易的“情”相通的。

而若联系日本最早和歌理论书中有关和歌起源的说法，联系纪贯之对和歌的分类法，则还可知它于日本古典文学中特指男女恋爱、离合悲欢等个人情感。

它是人所共有的。

是人们由于感动而迸发出来，未经深思熟虑的。

是感性的，可以没有理由的；为私的，可以不与国家、民族、社会、政治发生关系的。

“试图系统把握和歌的最初著作”[5]，是成书于公元722年的《歌经标式》。

全书一卷，分一、二两部：第一部仿中国六朝诗学，分七类论述了和歌创作中的种种“歌病”；第二部分三类论述了和歌的三种“歌体”。

书前有序，序中叙述了和歌的起源及其价值等。

作者藤原浜成认为“龙女归去大海时，天孙即兴所咏恋歌”“音韵雅妙”，是为日本和歌之起源[6]。

所谓的“天孙即席所咏恋歌”原载日本第一部编年史书《日本书纪》第二卷《神代·下》。

据考原为海边生活者咏歌，后被是书编者采用于故事中[7]。

故事大意是：龙女丰玉姬与天孙彦火火出见尊相爱并怀了孕，临产前“谓天孙曰：妾方产，请勿临之。

天孙心怪其言，窃觇之。

(龙女)则化为八寻大鳄。

而知天孙视其私屏，深怀惭恨。

既儿生之后……乃涉海而去。

于是，彦火火出见尊乃歌之曰”：远方小岛上，水鸟常相傍。

同裘心上人啊，终生难相忘。

[7]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第一首和歌。

它预示了其后日本和歌乃至日本文学描写“私”、歌唱“哀”的发展方向。

沿着这一方向成长起来的后世和歌，因而也只能是“应酬的、游戏的、雕琢的、流丽典雅极具女性化的”，而不可能是社会的、严肃的、思想深刻、意境高远的了。

即使是政治斗争的败者或胜者，也不会如屈原吟《离骚》般以和歌抒发自己的悲愤，如曹操明月夜横槊赋诗般以和歌抒发自己的喜悦。

因为他们另外还可以用汉诗，用来自中国的文学形式来抒发他们因社会活动而产生的悲痛、悲愤或豪迈、喜悦；而和歌，则只能用来显示他们的悠闲、机敏，抒发那些只属于个人的情感。

公元834年正月被任命为最后一批遣唐副使的小野篁，因力谏废止遣唐制度并拒绝渡唐而遭流放。

对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不到采纳，他感到了愤怒；对自己的惨遭极刑，他感到了悲伤。

他因此“吟出了《西道谣》、《谪行谣》等汉诗，抒发了他的幽愤”[8]。

然而，同样在被流放隐歧国途中，其所吟和歌却依然悠哉，仿佛不日即回的出海垂钓者般：海上垂钓者，请告诸亲友；言我出海去，将往千岛间。

[9](P407)小野篁对中国诗——汉诗与日本诗——和歌的这一区别使用说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汉诗与和歌自古就公私有别，泾渭分明。

以假名书写和歌，以汉语创作汉诗；以固有的文学形式——和歌抒发个人情感，以外来的文学形式——汉诗表现社会活动的感受。

这样，和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即以“私”与“公”相抗衡，以情感替代了思想，以游戏换下了政治，从而于距今千余年前即已走上了与政治、社会不相交叉的平行路。

三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的，是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的国学家本居宣长。

他说：夫和歌之道，可以“物哀”一语概之。

自神代至今，以至后世无穷，所有和歌皆可以此一语蔽之[10]。

“物哀”一词，原频频现于《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后被本居宣长用来表达一种文学观念。

据解释，这是一种“接触某一事物时不由自主产生出的情绪、情感”；用于文学观念时，是“表达平安时代文学及时代精神的一个理念。

其中‘物’是客观对象，‘哀’为主观感受”[11]。

它“是一种直接发自内心的感动，可表示亲爱、喜爱、感激、哀怜、悲哀、赞美等各种情感”，“近世(江户时代)以后，主要用以表示哀怜、悲哀等情感”[5]。

因此，“物哀”近乎于F(认知要素) + f(情绪要素)这一“文学的公式”[12]，它是“见到或听到、接触到某一事物时，因受感动而发出的叹息或感叹”[13]，是“接触某一事物时所感受到的美好、和谐，以及对此所持的欣赏态度”[11]。

总之，这是人们接触到某一事物时不由自主产生出的感动和赞叹，是不经过大脑的思考，直接由眼睛到心灵的感动。

它是非理性的，纯感性的，带有很强的瞬间性，更主要是对事物的表象产生的印象，而非经过深入思考后得出的对事物的本质认识。

而既然是对事物的感性认识而非理性认识，既然它不与思想或观念发生关系，由此产生的文学自然就只能是为感动而作的抒写，自然就不可能寄托有作者的思想或志向。

和歌最短仅十七个音节，为世界最短之文学形式，于中找不到如《孔雀东南飞》般的叙事长诗，因为它原只是为抒写感动而诞生的。

感动的文学难以与政治相联系，因为政治是理性的，经过周密思考的有目的行为，而非无预谋的、即兴的情感流露。

感动是对既成事物产生的某种情感，在时态上是面向过去而不着眼于未来的；而“以过去为主的生活环境所要求的文学表现，是殉情主义”，是“感情上的沉溺”，其作品因而“总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14]。

以此来概括平安后期——贵族社会已越过巅峰并开始渐趋衰亡时期的日本文学是极恰当的。

若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则按“物哀”理念看，后两句是画蛇添足，略去更好；但对于中国诗来说，后两句却是灵魂的升华，更值得重视。

因为前两句的景色描写是为后两句的志向抒发服务的，渐去渐远的壮阔景观是为表现诗人心志无限高远的气概服务的。

日本人要表现的是直觉，是对西下白日的辉煌灿烂和东去黄河的滔滔滚滚的感动；而中国人更追求的是意境，是寄托于这一雄伟壮丽景观中的理想抱负。

不言而喻，这一理想抱负是与社会、国家相联系的，而日本文学的感动却是个人的，非社会、非政治的。

这一不同注定了日本人即使醉心于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一心想从中汲取养料以重新焕发自己的文学青春，也仍然无法(不是不愿)认识和接受中国文学中的社会性、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