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城市规划40年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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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城市规划40年》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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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城市规划40年》由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米歇尔·米绍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副教授邹欢所著。

书中从城市政策、投资体制、规划控制手段以及实例等角度较系统地分析、论述了法国战后四十多年来城市发展、建设的历程,也是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部著作。

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法国城市发展的立体景象,内容十分丰富。

一、作者简介
米歇尔·米绍,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

2002年至今已多次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学。

张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2003年应邀在巴黎政治学院城市规划系讲学。

邹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2007年应邀在巴黎政治学院城市规划系讲学。

二、全书构架
本书是巴黎政治学院城市规划系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组织编写的,专门介绍二战后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城市规划情况,作者主要是巴黎政治学院城市规划系等机构的教授,是国内城市规划设计专业研究者,尤其是管理部门难得的一份参考资料,全书一共分13个专题,分别为:Ⅰ法国城市规划40年;Ⅱ法国的城市政策;Ⅲ法国城市改造和更新政策的创新;Ⅳ法国如何对城市进行投资;Ⅴ法国遗产保护的工具;Ⅵ法国新城:中央政府掌控历时40年的城市管理;Ⅶ城市建设政策的经济内涵;Ⅷ法国的社会住宅;Ⅸ如何操作一个城市开发项目;Ⅹ2005年法国的城市暴力;Ⅺ区域布局及巴黎大区规划;Ⅻ巴黎城区新总体规划:目的及规划工具;ⅩⅢ巴黎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贝西及巴黎左岸计划。

全书重点集中于法国社会及其体制40年来的变迁,法国现阶段城市规划面临的挑战以及法国城市规划政策中的趋势和争论等方面。

大致可从城市的发展扩张和结构调整这两条线索来认识法国城市理论及其实践的过程。

三、法国城市规划40年总括
法国社会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相应的城市政策等对城市规划与设计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法国城市规划格局。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法国城市规划面临很多新挑战,政府也在调整城市政
策与规划管理措施。

现从城市扩张与城市协调、城市改造与复兴、社会住宅建设、城市规划的发展、遗产保护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1)城市扩张与城市协调:二战后二十多年来,为了应对本国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法国利用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对人口和功能向大城市的聚集进行了强力的干预。

在城市快速扩张的时期,巴黎作为欧洲乃至世界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发展对整个法国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应对巴黎的扩张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20实际30年代,政府曾制定了巴黎大区规划,力图控制郊区的扩张,但收效甚微。

50年代末,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巴黎人口增长迅速,在郊区出现了大量工人阶层聚集的贫民区。

为了有效控制城市扩张,20世纪60年代政府成立了巴黎大区规划设计研究院(IAURP),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建设新城、疏散老城的战略问题。

进入80年代后,法国国家城市政策出现了大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分散化”政策(1983)的执行。

随着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削弱,很多城市发展建设方面的权力与责任转到了地方政府。

为了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90年代法国政府在巴黎以外的地区推行市镇联合体制,加强省一级政府的作用,以解决地区发展分散、缺乏协调与合作的问题。

为了加强国土规划和空间组织,政府在90年代末出台了相关法令,强化城镇之间的合作,通过重组促进区域的社会融合。

(2)城市改造与复兴:二战之后,法国的主要城市一方面向郊区蔓延扩张,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中心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和不同程度的衰退,巴黎的发展过程就极具代表性。

20世纪50年代起,政府对巴黎的城市蔓延采取的控制措施在有效平衡地区间城市发展的同时,业导致了巴黎的衰退。

60、70年代商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巴黎的城市中心面临巨大的改造压力。

70年代之后,随着法国工业的迅速衰退,大量产业工人失业,出现了社会问题严重的社区和被废弃的老工业区。

因此,法国城市建设的核心转向旧城复兴和历史保护。

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的城市改造出现了与先前现代城市主义不同的理论与实践。

例如向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回归,耿介注重城市整体风貌坏境的保护,步行环境的精心营造,城市社区和生态的保护等等。

(3)社会住宅建设:19世纪末,法国就出现了社会住宅,以解决当时工人的居住条件和坏境问题。

20世纪初,法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确立了政府介入社会住宅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并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建立廉价住房和相关的金融机构,负责建设低收入人口的住宅,该机构在巴黎周边建设了一些高质量的花园城市。

但受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建设总量不大。

二战后,尤其是60、70年代,随着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住宅的条件也迅速得到改善,基本上从数量上解决了住宅短缺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住宅建设开始走向小规模的集合住宅和私人住宅建设。

90
年代后,低收入阶层住宅短缺已成为法国城市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此,自90年代末以来,政府加强了对社会住宅在城市中土地资源的保障,并规定在新建项目中,社会住宅占全部住宅总量的比例不得小于20%。

法律赋予政府土地优先购买权,保证地方政府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优先购置市场上拍卖的土地,用于社会住宅建设。

近年来,法国政府成立了城市改造管理局,集中各方面的资金,通过多方参与,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项目,主要针对社会问题较突出的街区。

改造项目主要通过拆除部分社会住宅,植入部分高档住宅,调整社区的社会构成,增加活力。

通过改造,改善住宅和街区的环境和服务质量。

(4)城市规划的发展:二战以来,法国一直推行“甲方经营组织”以落实城市建设计划,应对长期发展,控制工程质量。

该组织由政府、规划部门等组成,在具体项目上与私人合作,确保了对建设项目的政治支持能够相对稳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城镇联合体的区域协调和城市改造项目的需要,法国逐步形成了以战略规划和城市项目为手段的规划、管理模式,不再编制传统的总体规划。

(5)遗产保护:法国是在欧洲较早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10世纪末法国就制定了《文物保护法》,以保护工业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物古迹为目标。

在城市迅速扩张的20世纪40年代又出台了保护文物周边环境的法律,同时建立了富有法国特色的国家建筑师与规划师制度,以监督文物周边的控制地带的建设。

60年代初,为了应对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对历史城市的威胁,法国制定了影响广泛的《历史街区保护法》(《马尔罗法》)。

随后,历史街区的概念发展成为城市—建筑—景观保护区,范围更广,内容更多。

到90年代末,法国的城市—建筑—景观保护区已近100个。

四、个人总结——北京与巴黎城市规划的异同
巴黎和北京市两个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城市规划对于其国家来说,在政治、行政和经济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于两个城市的规模,就市中心而言,两个城市的人口相当:巴黎人口215万,北京人口250万;土地面积也相差无几,巴黎城为100平方公里,北京为87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上人口密度也很相近。

如果不只是说中心城区,而比较两个城市的整体,也就是整个地区,也大体相当:人口都在1100万左右,巴黎大区面积是1.2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00人;北京为1.68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650人。

城市规模和主要职能都非常相似。

这使我们相信,即使巴黎的举措不能直接移植给北京,两个城市在建设中取得的经验还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另一方面,规模和职能的相似性使两个城市今天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比交流,应对现在和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

资料表明,在过去的50年中,巴黎承受了4种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对城市
发展加以强有力的控制,这其中包括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的日益激烈;第二个挑战是交通运输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在规划中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北京也不例外;第三个挑战是随着住房紧缺情况的改善,购房者增加,穷人与富人的居住地点逐渐分化;最后一个挑战,是生活质量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北京方面,60年来,北京更新了总共6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从最初“摊大饼”式的建设格局,逐渐向“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

1949年建国后,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开始进行第一次(1950年—1957年)总体规划。

当时的规划师朱兆雪、赵东日提出的方案是将行政中心应设置在老城区之内,由于易于实现而入选,从而决定了北京后来的“单中心”发展模式。

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出台。

1957年,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

这一规划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面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

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

此后,1958年、1973年、1983年、1993年北京进行了4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中央对北京城市的性质定位、空间布局不断发展完善。

第五版规划,整体保护北京旧城,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的第五次(1991年—2010年)总体规划。

在这一版的规划中,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

由于意识到古建筑的历史价值,这次规划还首次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作为独立的章节提出,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传统城市中轴线、保护胡同格局等。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新版规划开始筹划酝酿。

最终,“两轴—两带—多中心”这一概念,开始在2002年到2003年底的反复研究讨论中,渐渐浮出水面。

在修编动员大会上,“两轴—两带—多中心”这一构想被正式确定为此次修编布局的基础和依据。

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

此次总体规划提出北京的城市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在这份期限为16年的城市远景规划里面,首次提到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

新规划对北京空间布局进行重大调整,将过去“单中心”的发展格局变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两轴—两带—多中心”中的“两轴”是指北京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沿线构成的十字轴,是北京城市的精髓;“两带”是指北起密云,包括怀柔、平谷,重点为顺义、通州、亦庄的“东部发展带”以及包括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在内的“西部生态带”;“多中心”则指的是在市域范围内建设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职能中心,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CBD)等。

从单中心的最初规划发展模式,到“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现状,经历了几代人60年的艰辛摸索和反复论证。

而今,无论是驾车行驶在宽广的马路,或是漫步在老胡同的幽深小巷,抑或乘坐地铁穿行在地下,无论是在北京长久居住,或是匆匆过客短暂流连,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焕发出来的新鲜气息。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确立,无疑是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的发展。

南北中轴线是北京
几百年都城史以及北京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这条中轴线最能反映北京空间布局的最高境界。

这条中轴线北部目前已经到了奥林匹克公园,南部到了永定门。

而长安街延长线则是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一个典型的历史文化缩影。

它几乎承载了北京市所有的功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

“西部生态带”主要是考虑了北京的人居环境,为北京建成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奠定基础。

而“东部发展带”则是在以往的单中心格局不能够再支持未来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空间战略性转移,把城市的一些功能从市中心向北京东南方向转移。

“多中心”有利地承担了不同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服务效率,并能够有效地分散交通压力。

在新规划格局的引导下,北京正向着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巴黎制定城市交通规划有三个目标:第一,实现对汽车流量的控制;第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第三,鼓励无公害交通,即自行车或步行。

这些也是北京可以借鉴的,比如:逐渐发展公共交通网,铺设范围更广的地铁线,增加地铁来往频率、提高运输设备舒适度、在常出问题的郊区地段改善安全状况,等等。

此外,对于日益增加的私家车数量,可增收道路交通税,在中心地带增设付费停车场。

最后,应积极大力发展无害交通,即步行或骑自行车,政府应为选择无害交通的行人增设线路。

在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职能过度聚集这一问题,北京在1993年提出建设14个卫星城的理念,这一做法显然和巴黎在郊区的新城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认为北京在市区周边建设新城镇时应多借鉴法国巴黎的新城建设,为防止发生像在2005年在法国发生的城市暴力,使得城市在扩张的同时更合理更协调,避免土地浪费,北京在市区周边城镇建设时应注重以下问题:(1)交通设施与新城镇同步建设,避免一些离市中心很远且没有能力购买汽车的家庭的出行受到限制,同时也可避免将居民的居住与工作分割开来从而使这些地区与市区工资水平逐渐拉大,与市区日益孤立,注重市区与周边的连贯性;(2)在交通轴线上创建新的城市中心,以便在长远的将来和其他城镇的联系通畅;(3)注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基础设施单一,及时拆除老化了的街区和破旧的公共空间;(4)平衡就业,新城镇只有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会住满:一是新城镇与就业市场相联系,二是员工与其家庭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文化和服务,二不用事事都要去北京市中心;(4)注重住宅建设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质量,在一些廉价住房区也应建设一些高档住宅,使得居住多样化,避免居住人口的社会阶层过于单一,避免社会阶层的不平衡,从而可避免街区因单一性带来的问题而被其他街区孤立,以创造长期的社会融合;(4)政府应积极介入,合理控制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和交通便利便利程度上的差异,从而减缓各地之间发展的不均衡;(5)对移民进行文化与语言上的教育工作,使之尽量融入当地街区。

五、结束语
城市规划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对一个国家的首都而言更是如此。

应该说,法国城市规划领域过去和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也在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在内。

从法国的40年规划建设中,我们领悟到城市规划的复杂性与具体性,但其造福于城市居民的宗旨是不变的,或许看看法国的做法,对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业者来说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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