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现实问题、复线结构和知识增量——读《中国新闻史学史》
I l新书新声2〇21/2詞阄知现实问题、复线结构和知识增量—读《中国新闻史学史》□周航屹【摘要】《中国新闻史学史》是目前中国新闻史学史领域的最新成果，可称了解中国 新闻史近百年来学术图景和发展进路的一部力作。
本文从选题依据、叙事结构、观点创新三 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该书的研究问题源于中国新闻史学科的现实性困惑，采用纵横交织 的复线结构展开史学史叙事，通过提炼特征和刻画细节呈现出知识增量。
该书为中国新闻史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值得相关研究者研读。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学史》；新闻史学史；书评《中国新闻史学史》一书[1]，是目前中国 新闻史学史领域最新成果，标志着该领域研究 的新进展和新高度，可称了解中国新闻史近百 年学术图景和发展进路的一部力作。
本书是赵 战花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导师 方汉奇对该书有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在前人 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和评价了中 国新闻史学科近百年的研究成果，厘清了其源 流，分析了其局限和得失，总结了其成就与不 足，条理清晰，脉络清楚，考订精详，文笔美 畅”（序，第2页）。
除“绪论”和“结语”夕卜，本书共6章，分 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五个发展阶段：起步（1833年至1949年）、革命史范式确立（1949年至1978 年）、再次起步（20世纪80年代）、审慎转型 (20世纪90年代）、多元图景渐现（2000年至 今），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概况。
展 阅该书，不仅能理清中国新闻史学史发展的源流 和脉络，也能藉此体味博士论文运思、书写的创 作过程；此二者在该书中实现了较好统一，可同 时进行观照。
本文对该书的评介，从选题依据或 提问角度、本体脉络和复线结构、观点创新或知 识增量三个方面展开，不仅关注它作为学术著作 “说了什么”，也措意其作为博士论文“如何言 说”，结合相关史学理论，初步展示该书之于新 闻史学史研究的有益启迪。
【作者简介】周航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〇X N H ll8)项目成果。
中国近代的西方学术传入与变革
中国近代的西方学术传入与变革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交流的加深，中国近代开始引入了西方学术，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学术界的面貌，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首先，中国近代引入西方学术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过长期的封闭和儒家思想的主导，中国社会陷入了思想的停滞状态。
然而，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近代工业革命的影响，打破了这种僵局。
中国学者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科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他们积极倡导思考和创新，并开始与西方学界展开交流与合作。
这一变革使得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进步。
其次，中国近代引入西方学术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方学术的传入，不仅让中国学者受益匪浅，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思想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转变。
例如，西方的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开始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开始倡导民主自由的思想，并积极推动社会的改革。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刺激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方学术的传入，使得中国社会逐渐迈向现代化。
然而，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变革也面临了困境和挑战。
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学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给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惑。
中国学者需要同时学习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并且将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学术体系。
其次，西方学术的引入也带来了理论上的冲突和碰撞。
西方学术体系的建立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具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和理论框架。
虽然中国学者积极地借鉴和吸收，但在一些理论上仍然难以做到完全融入。
因此，中国学术界需要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也要注重本土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引入西方学术传入与变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注入了中国学术界新的活力，并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内蒙古赤峰市2025届高三历史5月模拟考试试题
内蒙古赤峰市2025届高三历史5月模拟考试试题留意事项：1.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本试卷和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
2.回答第Ⅰ卷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答案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回答第Ⅱ卷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第Ⅰ卷（选择题共140分）本卷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西周时期，朝廷任命百官都要在王室宗庙前实行仪式，作为王室家族总管的“宰”，要引领百官前往周王那里接受任职。
这一任命程序反映出西周时期A．宗法制巩固了周王的地位 B．选官任职以血缘关系为标准C．政权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 D．推行分封制促进了中心集权25．宋代徽州知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镪qiǎng古称成串的钱）之家，富商大贾踪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廛肆（廛肆chánsì市肆，亦泛指街市）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
”该现象反映了A．封建经济的本质性改变 B．商品市场向纵深性发展C．封建小农经济的基础性 D．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26．下表（表1）对比了中国古代宰相与内阁首辅的不同。
据此可知，当时内阁所具有的特点是表1宰相与内阁首辅对比表A．非法定性特点 B．分权制衡原则 C．决策的权威性 D．严密的制度性27．王夫之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溢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
此相识论A．起先了对宇宙本源的探究 B．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C．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观点 D．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28．洋行是指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
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
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摘要: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过程。
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
在这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理解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注重,人类学理论得到了升华,本土人类学理论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研究范式;反思;本土化一、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史1.初期本土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范式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学者认为,以简单的社区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就可以找到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路径,可以对中国进行很好的探究。
而在此后,汉学人类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在对简单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
于是,越来越多的汉学人类学者试图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就是在社区中考察当地的社会文化与超当地的社会文化,并力图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
这种人类学方法受到英国功能主义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本土研究功不可没。
在对中国的研究之中,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对较早的,费孝通、林耀华、田汝康等一批学者首先开始运用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和乡村地区进行研究,对经济制度、家族制度和信仰仪式等各方面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了描述。
费孝通首先接受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他从村落调查开始,通过小城镇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模式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本土化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研究范式。
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认为知识要学以致用,志在富民。
林耀华也接受了当时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对中国的亲属和家族制度做了详细的民族志描述,他的作品《金翼》以小说的方式,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深刻全面地反映了闽中山区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
田汝康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为田野调查的研究开辟了另一种视野,他通过对村落的总体运作和社会活动的研究来考察社会的交换,他的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也是一份珍贵的文献。
历史学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历史学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最近，应英国出版社RoutledgeCurzon的邀请，我在我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发表的文章里，挑选出一部分，准备出版一部论文集。
这是一次很奇妙的经验。
首先，我重新阅读我某些尘封已久的文章，他们提醒我在治学的历程中，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身处过什么地方，如今回想起来，有些文章让我感到快慰，有些却不然。
其次，这次经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我自己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找出一些一开始便存在的主题，也找到一些在半路中途才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
换句话说，这次选辑的工作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什么转变，同时也明白自己始终保持不变的想法是什么。
本文是这部选集的导言。
尽管我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因此也无可避免地探讨着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或者是中国与一个备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的互动），但我始终坚持的，是我探究中国内部的决心。
也就是说，我始终认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
简言之，我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
我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 inese Antiforeignism），便是体现这种想法一个早期的尝试。
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开宗明义地说，我不会走过去研究中国传教团的路子。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传教团的历史，而非中国的历史"。
随着二次大战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西方中心观的缺失越觉明显，人们开始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的导师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倡导这种方法的先锋之一--也就是说，应该"更注意理解和评价基督传教团在中国历史所扮演的角色"。
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_顾钧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顾钧
提 要 | 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
限，则可以 把 美 国 汉 学 分 成 更 为 清 晰 的 三 个 时 期，即 早 期 （ 1877 年 前 ） 、中 期 （ 1877 ～ 1928
中
年） 、后期（ 1929 年后） 。就近 20 多 年 来 国 内 外 对 美 国 汉 学 的 研 究 来 看，战 后 的 中 国 学 是 重
④ 余英时：《开 辟 美 国 研 究 中 国 史 的 新 领 域：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傅 伟 勋、周 阳 山 主 编：《西 方 汉 学家论中国》，台湾 正 中 书 局，1993 年，第 2 页；关 于 费正清生平和学术 思 想 的 详 细 讨 论，另 可 参 见 徐 国 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 年第 2 期；钱 金 保：《中国史大 师 费 正 清》，《世 界 汉 学 》1998 年 第 1 期；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 学》，《历 史 研 究 》 1999 年 第 1 期； Paul A. Cohen ＆ Merle Goldman， eds. ，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的三种模式
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种模式——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随感荒岩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伴随着中外史学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化, 大量优秀的西方中国研究著作开始进入国内史学家的视野, 西方学界的历史研究风格和理论方法极大地影响和撞击着国内许多已经定形的思维陈述和研究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真正审视自身的切入口。
尤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最兴盛的近代史领域, 其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成果倍出, 而且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创新, 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从众多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述中把握西方中国近代史观的发展和演变, 或在西方中国近代史观嬗变的基础上理解各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的论著, 都应是国内史学界需要做且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美国学者柯文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所探讨的主要方面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整体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形态与变化动力，并力主进行多科协作研究，该书从上述方面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广泛的思考。
虽然作者的着眼点仅限于美国, 但事实上在作者所分析的三十多年里, 美国俨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中心, 由此可见, 柯文这一著作同时也体现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特征和研究范式。
（一）“西方中心观”三种模式的类型步入近代的中国, 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遭逢到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西方入侵文化, 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是西方因素介入到中国内部，也就是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中国传统固有的发展模式被强行切断, 历史在夹杂着本土与西方的冲突与融汇过程之中向前发展。
因此, “二战”后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都趋向于把研究起点选择在西方，即所谓的“西方中心观”。
按照柯文在书中的总结，他把“西方中心观”这一观点总结为经历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依次相继的三个阶段。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作者：陈君静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697 更新时间：2005年08月02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尽管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克服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advocated by Paul A.Cohen in his work Discover ing History in China,is not only a problem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but a d eep one in historiography.Albeit with flaws,it is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vercoming American Westcenterism defect in their Chinese history study.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A.Cohen)所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在国内外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学术界围绕书中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 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中国中心取向”)的方法论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对蕴藏于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剖析。
① (注：有关这方面的评论主要有：M.Gasster 认为，“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我们应发展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调和中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
见M.Gasster“Discovering H istory in China:Some Comments on Paul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1987)，5.2:151。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欧美汉学研究是指西方学者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进行研究的学术活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德国传教士马迪等人对中国的研究。
随着西方对中国兴趣的增加，欧美汉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在19世纪初，随着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等方面，以满足西方政府和商人的需求。
随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欧美汉学研究逐渐扩展到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欧美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机会。
欧美汉学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描述和分析，逐渐发展为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和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加剧，欧美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加。
西方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方面，努力深入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欧美汉学研究的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涉及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多个领域。
欧美汉学研究的现状可以说是充满活力和挑战。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加剧，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需求越来越迫切，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然而，欧美汉学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研究资金的不足等问题，需要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总的来说，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机会和研究视角。
欧美汉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为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念群
杨念群，男，1964年1 月生于北京。
晚清名人杨度的曾孙子。
1981--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1988－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论文精选集》（主编），及《杨念群自选集》等。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查看精彩图册目录学术交流主要著作主要论文展开学术交流主要著作主要论文展开编辑本段学术交流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1997年为香港通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杨念群1998-1999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析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
2000年10月，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任访问学者。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著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主编），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杨念群(乔子石20121026)《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现代,外国,教育,其他论文文档]试析现代外国教育思潮流变及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启示
![[现代,外国,教育,其他论文文档]试析现代外国教育思潮流变及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启示](https://img.taocdn.com/s3/m/8835debb27284b73f24250e6.png)
试析现代外国教育思潮流变及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启示”论文摘要：现代外国教育思潮可以分为现代教育思潮和后现代教育思潮两个阶段。
现代教育思潮中当属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影响最大，它们批判传统形式主义教育的机械僵化、目中无人等弊病，倡导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
后现代教育思潮主张“去中心”和“边界松散”，主张打破学科之间界限，实现课程的整合。
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一个从预设到生成、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它对我国当前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关键词：现代外国教育思潮流变对课程改革的启示21世纪以来，趋同化输入、共性输出的课程流水线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外国教育思潮与过度预设、垄断、封闭的传统课程思想联姻，生成的新课程在形式上愈演愈烈，但并没有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学生在应试的枷锁下课业与精神负担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盲目借鉴外国教育理念、对传统课程揠苗助长的结果。
众所周知，外国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在时代潮流的驱动下，针对当时社会和教育的问题自然形成的，有其地域的针对性、思维的进步性与时代的局限性。
在此，有必要对外国教育思潮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与分析，借以反思新课程存在的弊病与原因，评价新课程的功过与得失，从而审视我国本土课程理念，选择实践的方向。
一、现代教育思潮的涌现与发展在20世纪涌现的各种教育思潮中，影响最大、时间最久、范围最广的无疑是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潮。
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的巨变，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使人们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深受以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的影响，批判传统形式主义教育的机械僵化、目中无人等弊病，倡导儿童个性塑造和身心自由发展，使以儿童为中心成为现代教育的主要标志。
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之一杜威曾多次应邀来中国讲学，传播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
美国国务院RG59类非核心档案及其有关中国的材料简介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国外中共党史资料·67789ＲＧ５９:;<=>?/0@*(7,ABCD姚 百 慧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美国国务院总部档案（ＲＧ５９）中，国史研究者在探讨中美关系史或中国外交史时，较多关注与利用其中的“核心档案”（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ｉｌｅｓ），而较少涉猎“总部非核心档案”（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ｉｌｅｓ，本文简称“非核心档案”）①。
本文简单介绍非核心档案的基本情况、与２０世纪中国史研究有关的资源及其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一、非核心档案的生成、归档与移交美国国务院是１７８９年联邦政府成立后最早设立的内阁部门之一，是联邦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
根据所在地和形成者，国务院的档案被分成在国务院总部的“一般档案”（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在驻外使领馆的“外事部门驻地档案”（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ｏｓｔＦｉｌｅｓ）以及由各种委员会和特殊任务形成的“专门文件”（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Ｆｉｌｅｓ）。
本文所涉及的“非核心档案”是国务院总部“一般档案”的一部分，是与已纳入国务院机要中心统一整理的核心档案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除核心档案以外，由国务院内不同的办公室、局、司、处、署、个人以及委员会保存的各类档案的统称。
因其与核心档案不同、主要由各办公室保存、特殊的编码方式等，这种档案也被称作“特别档案”（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ｉｌｅｓ）、“办公室档案”（ＯｆｆｉｃｅＦｉｌｅｓ）或“Ｌｏｔ档案”（ＬｏｔＦｉｌｅｓ）。
它们少量形成于１８世纪至１９世纪，绝大部分产生于二战后，且数量越来越庞大。
虽然不纳入核心档案系统进行整理，但国务院内部还是会回收非核心档案，并在回收时给予一定的编码以便管理。
非核心档案的编码（ＬｏｔＦｉｌｅＮｕｍｂｅｒ）格式一般为“两位数字＋字母＋数字”。
到了一定年限，国务院会把部分非核心档案移交美国国家档案馆。
费孝通《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 读后感
人看我看我们——读费孝通译著《土地束缚的中国》1于长江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源自于19世纪末试图引进西方社会思想解决中国困境的努力，这种理论渊源与现实对象的分离，使得中国的学术，始终摆脱不掉西方中心的影子——引进、照搬、争论、修正、吸收、批判、否定、赶超、再引进……人们似乎一直忙于“西学东渐”过程中学术对象和范式的适应性转换。
但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又不断生成自主独立的冲动，比如30年代，社会学界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反映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反思和力图改变现状的心态——希望基于中国社会经验和现状来确立自主的主体性的学术取向、兴趣、标准和范式，不仅要把各种思想从西方引入到中国，还要把中国的学术经验，反过来输出到西方。
在30、40年代的诸多学术著作中，费孝通和张之毅先生关于“云南三村”的研究报告，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三个报告本来用中文写成，后来由费孝通先生编译成英文，在这种语言和读者的转换中，体现出中国学术面对的这种“中-西”二分的境遇和中国学者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学术的特殊本质和当前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构建，具有一定意义。
一、东西方之间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世界上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交流理解的问题，提出“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的思想。
作为一个实践取向的学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考，从来不停留在纯粹思辨想象阶段，他提出的各种命题，永远伴着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考量。
跨文化交流也是一样，费孝通先生其实一直很强调这种交流的现实操作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和理想。
费先生本人的成长过程，就已经包含着这种跨文化交流、沟通和“美美与共”的因素。
从童年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中外交流背景的家庭，很早就开始接触这种中外文化的互动。
费先生的父亲费璞安曾经留学日本，从事教育工作，姐姐费达生也曾留学日本，这些家庭成员的经历，对费孝通必然会有一些影响。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期间，费孝通全面加入到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引进工作中，他师从派克、史禄国，接受和吸收大量西方理论、方法论和方法，同时也把某些中国经验，反馈给这些导师，尽管这部分文字记录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费孝通在赴英国学习之前，就已经相当熟悉西方学者的学术规范和思维习惯，并开始从事中西学术之间的“翻译”工作。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范式
补充材料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范式
3、“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的内容： （1）经济自由化或者混合经济，其中包括工业化、城市化、 市场经济制度等。 （2）政治民主化，按西方的经验就是民主政治，包括公平公 开选举、多党轮替执政、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法 律监督、公务员制度等。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 式与此不同。 （3）社会关系方面，充分保障人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 迁徙权、财产权、经济自由权、政治自由权、思想言论自由权 等。 （4）思想文化方面，按西方经验就是多元价值观、学术独立、 教育与政治分离、宗教与政治分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社 会主义国家主要讲思想一元化。 （5）军事方面，按西方经验就是军队于政治中立，军队国
补充材料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范式
3、“现代化”范式
所谓“现代化”范式，就是以“现代化”作为观察和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的视角与标准，以“走向现代化”作为中国近现 代史的主要发展线索，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高的和根本的标准的一种学术话 语体系。 要了解“现代化范式”，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 意为“成为现代的”之义。英语里还有一个词：modern times。这个词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历史 时期。这就是说，“现代”一词的历史时限拉得很长，达三四 百年之久，而且伸缩性很大，没有明确的下限。这是近代西方 史学观点的反映。近代西方史学界对人类文明史最粗略的基本 分期法，是三段式的：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由于“现 代”这段时间很长，西方历史著作中又把距离我们生活时代最 近时期的历史划成一个时段，称为“当代”。从西方史学观点
简析国际问题研究的三种范式
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今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接近，当年西方人依靠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但它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扎实的学科基础，后来西方国家有切实的对外战略需要时，反而是其他学科起到更为重要的研究助推作用。
不同国家间的交往与纷争，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后，主权国家面临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然而，我们现今熟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没有任何一门学科(一级学科)是专为解决国际问题而设置的。
根据成型于19世纪末的学科分类系统，西方人对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国家的研究有所区别。
西方认为，西方社会是最高级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探寻西方社会内部的普遍规律为宗旨，而历史学主要研究它的“过去”，具有人文性质;东方古文明是第二个等级，如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等，它们曾发展出辉煌的历史，但又不如西方那么先进，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者学习它们的语言，关注文学与经典古籍的知识;最低等级的是原始部落，如美洲、澳洲或太平洋小岛等地的原始民族，西方人类学主要研究它们相对落后的原因。
这些学科中，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今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接近，当年西方人依靠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但它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扎实的学科基础，后来西方国家有切实的对外战略需要时，反而是其他学科起到更为重要的研究助推作用。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利用这些学科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呢?根据它们的路径，大约可分为三种范式，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问题研究的既有路径及其局限。
整体主义范式整体主义(holism)范式是指从人类学发展出来的范式。
“完整的文化”(a culture)是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理念。
这门学科从诞生初始，研究者便以勾勒原始部落的整体文化面貌为职志;后来人类学跨入现代文明国家进行研究，研究者仍试图从整体角度考察人的行为，没有改变其整体主义的主张，故称其为整体主义范式。
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依靠对异民族行为的解释能力，在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研究人员被称为政府人类学家。
最新 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精品
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一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
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
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德国作为兰克史学的故乡，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德国最先有人起来同兰克学派进行唇枪舌剑的论战，这就是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又可被视为西方新史学的源头。
不过，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的当推法国年鉴派。
因而，在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时，法国年鉴派往往被当作主要代表。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中新旧交替的时期。
也就是说，新史学已经兴起，然而还远未动摇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
直至二战以后，新史学才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并逐渐取代传统史学而占据主导地位。
若以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而言，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折，大致可定在50年代(1)。
二战后，法国年鉴派有了长足的发展。
如果说它的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er，1876－1956）和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为法国的新史学奠定基础的话，那么它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50－60年代不仅牢牢确立了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年鉴派的影响越出法国国界。
同样在50－60年代，代表新史学的英国新史，美国新史、新史、新社会史相继兴起，影响越来越大。
就是在传统史学影响深远的联邦德国，这种传统到60年代也被打破，而到70年代“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就应运而生 (2)。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学术领域。
本文将深入探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中国史研究现实处境的影响。
我们将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从传统汉学到现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转变过程，以及这种转变背后的学术和社会因素。
我们还将关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如何塑造和改变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理解。
本文还将分析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现实处境，包括研究资源、学术环境、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将评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中国学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现状的视角，同时也为中美文化交流和理解贡献一份力量。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经历了显著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传统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往往以西方中心论为基调，侧重于从西方的视角解读中国，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而忽视了中国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单向度的研究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新的范式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学者们开始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研究方法的创新。
除了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定量研究、田野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学研究中，大大丰富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研究主题的拓展。
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文化、环境、性别等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种范式转变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它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
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挑战和困惑。
海外中国研究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
阅读感受
书中还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转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作者指出，在 这一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对国家观念的理解 和追求存在着差异和分歧。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更 加艰难和曲折。然而，正是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和启示。
目录分析
在结论部分，作者对全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转型 的意义和价值。作者也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和方向。这一章节不仅为全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
目录分析
《海外中国研究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一书的目录结构清晰， 内容丰富，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宝贵资料。通过对目 录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全书的主旨和脉络，为深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打 下坚实的基础。
目录分析
在引言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指出了海外学者对中国 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研究现状和不足，并提出了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这 一章节不仅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也为后续章节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
目录分析
这一章节详细梳理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变过程。从封建帝国到近代民族 国家的转变，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作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 挖掘，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和动力，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提供了重 要的历史依据。
阅读感受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感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作者以详实的史料 为基础，结合西方学术界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背景、 过程和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也为我们思考当代中 国的国家观念和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
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将美国二十世 纪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发展划分为若 干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进行详细的论 述和分析。
02
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典籍英 译概况
英译儒学典籍的主要译者与机构
主要译者
理雅各（James Legge）、顾赛芬（S. Couvreur）、林语堂、辜鸿铭等。
主要机构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基督教会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社。
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对美国学术界、文化界乃至社会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为美国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 要的资料和视角。
研究贡献与影响
本研究梳理了二十世纪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历程，揭示了其背后的动因、机制和特点，为跨文 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研究还深入分析了美国译者对中国儒学典籍的解读、重构和传播，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误 读和创造性转化等现象，为翻译理论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
02
英译儒学典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国际平台，
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评价
03
英译儒学典籍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存在一些误译
和曲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
03
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典籍英 译的历史分期
起步阶段（1900-1930）
这一阶段，美国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进入繁荣期，不仅 数量多，而且涉及的领域广泛。
繁荣阶段（1960-1990）
跨学科合作
除了传统的汉学家外，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加入到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工作中，促进了跨学科的合 作与交流。
繁荣阶段（1960-1990）
学术交流频繁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
全书共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
中文版前言“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译者代序）前言序言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附录《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作者姓名汉译表百度了解这些历史学家：柯文周锡瑞魏斐德杨连升葛兆光费正清茅海建评《在中国发现历史》“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了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写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上面那句话最先蹦入我的脑海中。
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萨义德将其引用，放在自己《东方学》一书的开头。
马克思似乎是用这句话来凸显无产阶级没有“话语权”，而萨义德则借此痛斥西方殖民者对近东、中东地区的历史以及伊斯兰文化的歪曲表述，揭露隐藏其后的权力支配关系。
他们二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似乎都摆出了一副为无法自我表述者代言的架势，可现实却十分吊诡，马克思的那套宏伟理论似乎很难得到当时广大无产阶级的响应，直到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被伯恩斯坦们“修正”为社会民主主义后，才真正开始在现实中发挥重大影响；当然，马克思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后代倒不是共产党国家的那一套教条，反而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们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而这套理论也没有鼓动起工人运动，反到是在１９６８年煽动起资产阶级的儿子们造自己老子的反。
萨义德的阿拉伯、伊斯兰兄弟们则似乎对他的反美反殖作派更感兴趣，至少他的大多数著作目前还无法在自己所“代言”的地区出版，其声誉更多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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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txt我的人生有A 面也有B面，你的人生有S面也有B面。
失败不可怕，关键看是不是成功他妈。
现在的大学生太没素质了！过来拷毛片，居然用剪切！有空学风水去，死后占个好墓也算弥补了生前买不起好房的遗憾。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英文标题】The Paradigms of American Sinology and the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a【作者】杨念群【作者简介】杨念群(1964)，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等问题，认为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评，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viewof American Sinolog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a;the trend ofabstractionin American Sinology;and the post-modern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history.The author argues that history should not only explain and draw lessons from modernization but it should also critically exam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关键词】美国/中国学/范式转变/现实处境[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0)04-0065-12一、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
（注：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世界汉学》创刊号，页9。
）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
（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9-30。
）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象式建构（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Pp.1-9,Verso,New York 1983。
），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声称哲学家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
（注：关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明态度的转变，可以参阅许明龙：〈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退潮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页159-168。
）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
（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导论》，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1-37。
）只不过这种想象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逐渐支配了西方汉学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注：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页23。
））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
所以史景迁认为，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
（注：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经指出：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
因此，在西方思想世界里，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
（史景迁讲演：《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6-17。
）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却与古典汉学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径大相径庭。
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的十二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的演变过程和上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落命运。
在另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
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
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构的冲击。
（注：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划分为受西方影响前后的两个时期，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
参阅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页28-31。
）如后人所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于其刻意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从中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
虽然在五十年代初，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但费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p#分页标题#e#六十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势的迹象，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的地区，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
这一批评引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柯文把这种转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
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问题：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业、日本侵略。
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与西方的刺激无关，比如清议就被看作是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
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
柯文强调说，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时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
（注：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4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导向明显受到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控制的背景影响，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六十年代以后，除个别学者如施坚雅尚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
与美国中国学界的阐释取向相比较，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解释，从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也逐步转向了强调外力因素作用的轨道。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首次提出国民史的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意识的工具。
梁氏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历史首次置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加以重新定位，他首次承认，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流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化实体，同时也承认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文化秩序意义上的朝代循环和复古式的人类退化过程的分析，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梁启超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一旦从一种地方时间被纳入世界时间的流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就是需要重新认定中国历史发展是否具有独特性，如果有，那么又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协调和衔接。
（注：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242。
）到了三十年代，对中国史的解释继续被纳入到世界时间的进程之中，而且更加明确地带有线性进化观的取向，即历史的发展过程应有一个终极目标，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阐释由于与这个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因此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以此目标为最终指向。
同样，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作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著名的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提出，就突出表现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线性进化史观的执着信仰。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特别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当然，另一重要的历史维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