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养猪之梦(下)

中国现代化养猪之梦（下）
作者：靳冬张建新肖春喜
来源：《中国动物保健》2014年第02期
（上接2014年第1期《热点关注》栏目）
3众志成城，为梦想成真而不懈努力
3.1以再走长征路的决心完成中国养猪的战略转移人口大国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且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畜牧业必须走节粮型道路。

在未来的畜牧业现代化过程中，以消耗精料为主的养猪业不能盲目发展，限制其总体规模是保证其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3.1.1 为草食家畜的发展腾让空间。

充分利用屠宰企业的冷库优势和入世后的有利国际贸易环境，在国际市场猪肉价格处于低位时开仓进口，猪肉价格暴涨和消费高峰时投入市场，平抑国内市场猪肉价格，使猪肉价格一直低于牛、羊、兔、鹅肉价格，为草食家畜生产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实现稳定或逐步压缩存栏母猪规模的目的。

3.1.2 调整财政支持政策。

随着规模养猪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同市场对接机制的完善，规模养猪的比较效益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减少直接补贴性投入，如储备猪肉补贴、规模养猪补贴、存栏母猪补贴等。

将节约资金用于建立信息平台、合格种猪补贴、病死猪回收、养殖业保险、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现代化装备应用、环境保护、养殖业法律服务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并通过严格控制立项、严格环保设施配套等行政措施，稳定社会生猪存栏，逐年降低在整个畜牧业中的比重。

3.1.3 加大科技投入。

一是围绕提高“三率”（繁殖母猪的准胎率、断奶仔猪的育成率和育肥猪的出栏率）选题立项，提高存栏母猪的生产效率。

二是组织开展规模养猪“三废”生物利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广，遏制污染势头。

三是支持养猪业新产品开发的研究和应用，加速新产品开发步伐。

四是将规模养猪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开发、应用，纳入科技支持范畴，提高规模养猪的科技含量。

五是通过科技招标，筛选山区自由放养或林地轮回放养猪场，探索新的饲养模式，为实现规模养猪同森林生态建设、草地建设积累经验。

3.1.4 规模饲养的重心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借助东部发达地区限制养猪的机遇，利用贷款优惠、环保项目补贴、新技术开发项目优先立项等国家调控手段，推进规模饲养猪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

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规模猪场的废水处理项目，努力实现同小流域治理、水土保持工程的有机结合。

支持东部地区近期内无法迁移规模猪场的猪粪和废水收集利用项目，减轻对土壤微生态和水体微生态环境的压力。

3.1.5 多种饲养模式并存，变单一的“杜长大”三元杂交为多品种、多杂交组合。

在中西部地区筛选土壤和水体污染较轻地区，通过对其种猪生产企业的支持，推进无污染猪肉生产基地和地方品种猪生产基地建设步伐，满足市场对猪肉产品的多元化需求。

3.2 发挥龙头企业的龙头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造就了一批规模不等、结构各异的“龙头企业”，加大其辐射范围，扩大其引领功能，充分发挥其龙头的带动作用，是保障均衡供应、推广新技术、提升规模养殖水平的需要，也是“龙头企业”不断发展的需求，国家应通过民意调查，区别商人和行业寡头，采用政策支持、金融杠杆支持、强化法制建设、公开信用等级等手段，引导、规范其经营服务行为，培养“诚商”“仁商”，支持其担当社会责任，增强发展后劲，早日实现“龙头高昂”到“巨龙腾飞”的转变。

3.3不同规模养猪企业同服务行业的无缝连接尽管不同规模养猪企业对社会服务要求的项目、等级各有差别，但诚实守信、规范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是所有规模养猪企业共同期盼。

许多规模养猪企业之所以要建立运销车队、饲料厂，其根本原因是这些环节缺少社会化服务体系，或者社会化服务瑕疵太多、成本太高，难以满足其需求。

3.3.1构建覆盖全国生猪屠宰企业的生猪网络交易平台，鼓励养猪“龙头企业”和养殖合作社上网交易，销售期货，形成规模饲养企业同屠宰企业、散养户同龙头企业或养猪合作社签订合同的“订单养猪”。

并通过期货价格和网络信息的汇总分析指导饲养场户，避免商品猪价格大起大落对养猪生产的不良影响。

3.3.2饲料标准化是饲料生产企业同养猪场、户无缝对接的基本保证。

产品质量的评价，需要专业的检测机构，更需要养猪场、户的实际应用效果。

建议对饲料生产企业，采用销售范围和年产量相结合的办法划分等级，实行按企业等级“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饲料质量控制机制，降低管理机构到生产、仓储、饲养现场采样的成本，为随机抽样创造条件。

取缔饲料生产企业送样检测。

根据市场原料价格变动规律和实际波动幅度，及时公布不同种类饲料的指导价，限制零售饲料价格波动的幅度。

增加大豆、玉米的国家储备，严防原料商操控饲料市场。

3.3.3 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国家兽医体系基本建设优势。

在中国养猪现代化的过程中，疫病风险将持续存在。

减轻疫病危害需要养猪人疫病防控观念的转变，真正做到“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养重于防”，将疫病防控和猪产品质量控制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

也需要国家出台切合实际的动物疫病防控法规和政策。

当前，活跃于疫病防控一线、隶属饲料、兽药、疫苗不同企业的基层兽医，已经成为疫病防控的主力，可通过定期培训、公布绩效、资格认证等手段对其实行有效监督。

这样做既是提高疫病防控质量的需要，也是确保猪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工作。

通过机制创新，鼓励、支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在确保完成强制性免疫效果评价和病原监测任务的同时，为养猪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发挥其对临床医病防控的支持作用，实现养猪企业、一线兽医同国家投资建设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有机衔接。

积极推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同屠宰企业、中兽药期货市场和生猪主产区交易市场的对接，开发质优价廉的生物药品和中兽药，不断为猪群疫病防控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3.4 规范社会化服务涉及到养猪行业的不规范的社会化服务是长期存在的诟病，已经给养猪业的稳定发展带来很大损失，亟待整顿和规范。

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出发，国家不妨扩充饲料、兽药和疫苗监督队伍，从而实现对生产环节的监督全覆盖，反向追溯，捣毁制假、售假窝点，从根本上解决养猪投入品质量参差不齐问题。

在降低相关服务行业的进入门槛的同时，出台行业服务和资质标准，划分服务区间，完善纠纷解决办法。

金融行业要吸纳一批畜牧兽医专家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为开展金融投资、商业保险，规范服务创造基本条件。

3.5 转变疫病防控思路在规模饲养中，改饲养中围绕疫病的“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防控观念为全过程防控，“养重于防、防重于治”疫病防控从猪场设计和选址、品种选择、饲料调制做起，首先满足猪生长发育的小环境需求。

其次是将疫病防控纳入全员管理，通过创新机制、人性化管理、薪酬挂钩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其开展疫病防控的自觉性。

三是树立选择意识，从后备猪的培养阶段开始，直至第三胎，不断选择，第七胎后加大选择强度，及时淘汰那些隐性感染、繁殖力低下的母猪，确保繁殖母猪群全部是特一级的高生产性能母猪。

四是实行全过程防控，从玉米、豆粕等原料的采购做起，到疫苗药品的采购、保管，直至清粪、饮水质量控制、按时开启通风窗、废水处理、出栏车消毒所有环节，均有固定的操作规程和负责任的操作。

真正形成全程防控、全员防控、全方位防控。

3.6 政府职能转变尽管中国规模养猪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但由于最先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加之产业的发展已给中国“节粮型畜牧业”战略的实施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应当“继续简政放权”，变“管理”为“监督和管控”，尽可能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一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严厉打击造假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加强饲料、兽药、疫苗等养猪业投入品的质量控制，到养猪生产企业直接抽检，涉及产品质量的案件一律实行“垂直办案”“第三地审理”。

二应积极搭建屠宰加工和种猪、疫苗、饲料、设备生产企业的服务平台，定期在电视、电台、报刊等核心媒体发布其产品和服务质量评价结果，让养猪人知道哪里有好产品，那些企业的产品不敢用。

三应通过资金投放、税收、配额等手段管控豆粕、鱼粉等主要进口投入品的价格，避免囤积居奇，打击联手垄断行为，确保原材料市场的稳定。

四应在产品标准出台的同时及时废除原来的管理条例，简政放权，简化程序，为企业“自主经营、自我负责、自我发展”创造条件。

（编辑：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