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
作者：王亚
来源：《北方经济》2011年第19期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青年农民工。

在我国，目前农民工达到2.4亿，其中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61.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群体还在以每年800—900万的速度增加。

然而，与庞大的数字相对的却是其在城市艰难的困境。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特点
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踏着父辈的脚印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

然而，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从外出动因到行为选择，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极大的差别。

（一）受教育程度高
新生代农民工多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生，大多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

从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较高，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在60%以上。

（二）务农经历减少，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从初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外出农村打工，没有太多的务农经历。

他们的家庭条件与环境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大有改善。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工作忍耐力不如第一代农民工，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

因此他们经常“跳槽”，难以有稳定的工作。

（三）对城市认同感较高，追求物质享受
第一代农民工将谋生、赚钱作为打工目的，仍然把归宿放在农村。

而新生代农民工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城市的繁华、发达的现代文明吸引他们迫切摆脱农村落后的环境，接受城市的现代生活。

也正是城乡的巨大差异，他们才发出了“宁肯饿死在城市，也不会回到农村”的心声。

因此，有人将新生代农民工归纳为“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对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而工作耐受力普遍较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现状
（一）文化认同问题——社会认同“内卷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通过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城市立足。

由于经济地位、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内群体，难以与城市居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导致他们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对所生活的城市没有归属感。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表现出一种“内卷化”的认同趋势，只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群体，不认同于城市和农村。

（二）身份认同问题——非城非乡的尴尬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来自农村，但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城市，很多人都不愿从事农业或回到农村，其生活方式已经接近或完全城市化。

但是，农村的户口身份却不时提醒他们仍然是“农民”，他们不被城市所认同，不被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所接纳，难以享受城市人的待遇。

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仍停留在制度限定的农民身份之中，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在城市中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成为了城乡间的“边缘人”。

（三）城市认同问题——社会保障权益缺失
在城市，像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既没有城市户籍又没有稳定工作的“夹心层”，社会保障政策并未涉及他们。

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其覆盖面也仅限于城市居民。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即使在城市无法得到保障，他们仍然有回乡务农的退路，享受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服务。

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期望高，不愿回到农村，他们既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也享受不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只能由自己来承担风险，增加了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在城市底层艰难地生活。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制度溯源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受到的重重阻碍，追究其根源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下的城乡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市保护的制度使得农民工涌入城市，也令新生农民工对城市有诸多的憧憬与幻想。

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福利安排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脚步，难以被城市所认同。

（一）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
长期以来，国家二元户籍制度已严重地阻碍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

城乡差距在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中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户籍制度开始与人口分离，其约束力也缩小很多。

户口本身已不能成为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制度惯性作用，户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仍然清晰地标识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是法律上的“农民”，即使
在城市生活、工作，也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相同的经济、政治权利待遇，是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

（二）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城市排斥
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也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在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只限于城镇就业人员，尽管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实施试点性的尝试，但是现实中，农民工参保意愿不足、退保频繁，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无法对接的尴尬局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的身份上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利益分配，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政策之外。

（三）由户籍制度产生的城市心态及社会偏见
“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广州人看外地人，都是打工仔”，这句话诙谐但却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对农民工的心态。

由于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局限性，城市居民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即自己作为城市人的一种优势心态。

具有优越感的城里人在享受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繁荣和财富的同时，却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乡下人”。

城里人因农民工素质不高而看不起他们，甚至认为农民工是各种城市产生的问题根源，不欢迎农民进城，甚至对农民工反感、歧视、排斥。

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政策措施
（一）“重庆模式”启示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模式自提出之日起便引起社会巨大的轰动，其中，改革户籍制度是重庆模式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重庆是中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试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转户进城的农村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五件衣服”。

重庆户籍改革的成功，引发全国25个省市的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赴重庆调研户籍改革。

从重庆模式的初步成功看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首先就应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农民”标签撕掉，提出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国民待遇”差别，使农民工凭借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消除农民工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性障碍，给其提供比较容易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

（二）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与城镇接轨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福利制度难以分离。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城市户口，即使有稳定工作和生活，也难以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

因此，建立面向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服务，从而促进他们市民身份的城市认同。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缺乏，技术水平低，在劳动就业方面屡受歧视，缺乏竞争力。

因此，要加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技能，使其在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得以在城市立足，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缩小其与市民各方面的差距。

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所以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不是将其取消，而是要改变其内涵，剥离在它身上附加的各种社会福利，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乡户口之间的歧视性待遇，做到人人享有的在就业、福利方面机会平等的“国民待遇”。

只有在户籍、社会保障、劳动力等至关重要的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时，才能真正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