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喜剧电影的形式、题材与风格（1979-1989年）

新时期中国喜剧电影的形式、题材与风格（1979-1989年）
作者：刘起
来源：《电影评介》2020年第01期
喜剧电影大概是类型电影中最早確立的一种类型，也最能体现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和娱乐功能。

从电影诞生之初，喜剧就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之一。

在类型电影传播的演进过程中，不少电影类型都经历过低谷时期甚至消亡，唯有喜剧这一类型长盛不衰。

喜剧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分类方法也比较复杂，从美学特征上，可以分为讽刺、戏仿、笑话、恶作剧、轻喜剧、黑色幽默等。

从表现手法上，可以分为动作喜剧和对白喜剧（或肢体喜剧和语
言喜剧）。

文章对新时期喜剧的分类则是根据主题内容，分别从爱情轻喜剧、社会喜剧、讽刺喜剧和系列喜剧这几类来讨论。

“文化大革命”一度割断了中国喜剧电影的脉络，无论20世纪40年代的市民喜剧还是“十七年”时期的歌颂性喜剧，都销声匿迹。

如果说，“文革”的残酷一度使人们丧失了笑的能力，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喜剧电影，则让笑声在刚刚开放的中国社会一点点扩散开来。

21世纪全面娱乐化的喜剧电影，往往是讲述一个抽离了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的喜剧故事;而新时期喜剧电影，更多是以喜剧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一、爱情轻喜剧：爱情与工作的辩证关系
爱情轻喜剧在新时期喜剧电影中，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虽然在各种研究专著和理论文章中，农村题材及改革题材的喜剧占据了重要篇幅，爱情轻喜剧往往被一笔带过，但大量爱情轻喜剧的生产，恰恰反映出新时期观众对于爱情的渴求，这同样是在“文革”期间被压抑的情感。

爱情与笑声，正是新时期某种最广泛但却潜藏的大众心理诉求。

这一时期的爱情轻喜剧包括：《她俩和他俩》（桑弧）、《邮缘》（桑弧）、《女局长的男朋友）（桑弧）、《好事多磨》（宋崇）、《爱情啊，你姓什么？》（颜碧丽）、《小字辈》（王家乙）、《见面礼》（张惠钩、陈蝉）、《飞来的女婿》（中叔皇）、《取长补短》（张惠钩）、《酸辣姻缘》（宋杰、张宁）、《欢欢笑笑》（刘秋霖、秦志钰）、《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刘诗兵）、《笑比哭好（啼笑皆非）》（马精武、钱学格、张寿光）、《姑娘小伙正当年》（华永庄、罗真）、《彩桥》（金音、李育才）、《两对半》（王志杰）、《女儿经》（包起成）、《情投意合》（刘惠中）等。

观众对爱情故事与喜剧故事的双重需求激发了爱情轻喜剧的创作热潮，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人们还不能大张旗鼓地谈情说爱，于是，新时期初期的爱情喜剧大部分采用了一种巧妙的“爱情+工作”的叙事模式。

主角往往是一个找不到理想和信念的年轻人，在遇到进步青年的心仪对象后，被爱的力量所鼓舞，开始改头换面、努力向上，或提高技术、或主动学文化，最后结尾一定是主角在收获爱情的同时，也在工作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

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爱情轻喜剧是桑弧的几部作品，其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模式。

这类爱情电影本来喜剧元素并不强，主角也不是喜剧人物，但市民喜剧大师桑弧通过精巧的喜剧情境建构，制造了大量的巧合、误会、阴差阳错和误打莽撞。

《他俩和她俩》中，上进积极的一对青年恋人和落后懒惰的一对青年恋人，恰恰是两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于是，在各种误会与笑话之后，两对青年皆大欢喜，一同追求进步。

《邮缘》中玩物丧志的落后青年，在遇到勤劳好学的女邮递员后，学习知识，积极进取，终于赢得了女邮递员的芳心。

这些电影，既是轻松娱乐的爱情轻喜剧，同时也传达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比如《小字辈》中，几个年轻人的口号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生硬，与爱情故事的结合有些刻意，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年轻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影片中青年工人小葛学技术、搞创新的投入精神，联系到新时期国家号召年轻人争当“四有新人”，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二、社会喜剧：以喜剧切入社会现实
（一）乡村喜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图景
1980年代初期，一些农村题材的喜剧电影，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为农民而拍的喜剧电影。

这类电影包括《甜蜜的事业》（谢添）、《喜盈门》（赵焕章）、《月亮湾的笑声》（徐苏灵）、《咱们的牛百岁》（赵焕章）、《咱们的退伍兵》（赵焕章）、《迷人的乐队》（王好为）、《喜相逢》（赵焕章）、《冤家路宽》（林克）、《张灯结彩》（曹征、蔡元元），《赵钱孙李》（刘子农）、《生财有道》（谢添）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导演是赵焕章，他以农民最喜闻乐见的喜剧风格创作的几部电影，是对农村生活的一次全景式的再现，其喜剧基调和理想主义形成了电影的乐观主义色彩。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中，依然保留了对于农村现实问题的呈现，虽然其解决方式是喜剧性的。

由此可见，新时期电影反思性与理想化的特点，在喜剧电影中依然成立。

赵焕章对农村的钟爱，使他的创作几乎是一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赞歌，他对农村的现在和未来都充满了美好的感情，也因此使影片呈现出一种充满喜剧性的、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理想图景是否带有想象性和神话性质，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一图景具有可实现的真实性。

具体考察赵焕章农村三部曲（《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的电影文本，可以发现虽然对于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赵焕章抱有极大的信心，但是他对理想图景的信念并不是无头无脑的盲目相信，这三部电影反映了政策实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加以解决。

《喜盈门》处理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传统中国大家庭的和睦对于中国农民而言是发家致富的坚实后盾，如何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转变中维系大家庭的人际关系，是农村所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但整体故事的呈现非常欢乐，恶被善感化的结局有一种漫画式的喜剧效果。

《咱们的牛百岁》的背景是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初期，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带领几个“问题群众”在农村经济变革中适应调整、勤劳致富的小人物故事。

几个典型人物性格的塑造都非常到位，有懒汉、名声不好的寡妇，还有在“文革”中的受伤害者，代表了农村的一类不被重视的边缘人，但最终在牛百岁的耐心下，这些“困难户”也终于改掉了陋习，克服了周围人的偏见，在农村经济政策下取得了收获，这等于间接赞颂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而《咱们的退伍兵》讲述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后，面对贫富差距严重的现实，带领乡亲们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故事。

电影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但即使赵焕章呈现了农村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问题，这些矛盾却并不是对于农村社会深入的理性思考，而更多像是戏剧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这些农村社会现实中的矛盾，也往往以喜剧的方式呈现。

赵焕章对于农村理想主义图景的预设，使故事中的一些障碍和矛盾，都会以一种假定性的、喜剧的方式被消解，而迎来故事圆满的结局。

这些电影虽然对农村现实的呈现有些简单乐观，但其结局正是农民愿意看到并真心希望的。

农民无意看到对农村的理性反思，他们更愿意通过一部喜剧电影看到未来的美好图景。

电影表现日常农村生活所采取的插科打诨的喜剧方式也是农民所熟悉喜爱的。

（二）改革喜剧：对于改革开放的乐观主义表达
改革题材的影片是新时期独有的一类电影题材。

改革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力，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事件，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也会改变个体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方式。

改革喜剧是一类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新生活和社会建设为表现对象的喜剧。

这类电影多采用“工作+喜剧”的叙事模式，主要作品包括《车水马龙》（鲁韧）、《皆大欢喜》（罗树淇）、《哥儿们折腾记》（张其）、《四等小站》（傅敬恭）、《哥儿们发财记》（崔东升）、《女模特的风波》（王乗林）、《真是烦死人》（吴荫循、高步）等。

改革题材的喜剧中，往往会设置一组简单的改与不改的人物对立，追求改革的一方积极进取，因循守旧的一方则保守落后。

最终，在一系列的冲突、巧合被化解的过程中，保守的一方终于接受了新的观念，发生转变。

从《瞧这一家子》中保守求稳的老厂长与技术创新的女婿之间的观念冲突，到《哥们儿发财记》中酷爱小发明的电工和不理解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冲突，都延续了这一叙事模式。

相较于同时期伤痕电影的沉郁、改革电影的严肃，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改革喜剧电影，呈现出一种健康明亮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有关，这些电影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喜气洋洋的氛围。

这些电影的喜剧效果往往压过了影片的现实性（即改革的复杂性），但我们决不应忽视喜剧作为类型电影纳入现实的能力，因为能在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作品中带入对现实的思考，其实更值得赞赏和借鉴。

反过来说，这些喜剧电影之所以受群众欢迎，也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和契合。

三、讽刺喜剧：包含善意的讽刺批判
“十七年”时期的喜剧电影以歌颂性喜剧为主导，进入新时期，讽刺性喜剧则成为喜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讽刺性喜剧通过喜剧的方式来呈现社会问题与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对不良现象进行一种“带着笑声”的讽刺挖苦。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一些喜剧创作，还或多或少带有歌颂喜剧的痕迹，那么，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观念的转变进步，讽刺性喜剧则越来越犀利和尖锐。

这一时期喜剧电影中，同时包含反思批判与理想美化的双重特性。

虽然以喜剧形式呈现社会现实，带有讽刺和批判意味，但也同时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特点。

（一）纠错的喜剧与宽恕的喜剧
以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为主题的喜剧电影，大致可以分为纠错的喜剧和宽恕的喜剧。

纠错的喜剧以讽刺、嘲笑为基调，其基本是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喜剧观念。

宽恕的喜剧则以同情、包容、谅解为基调。

具体对应为两类社会喜剧，一类是讽刺批判社会现象的讽刺喜剧，一类是表现新时期社会生活和社会风貌的轻喜剧。

讽刺性喜剧对各种负面的社会现象、有道德缺陷的小人物进行了嘲讽：贪慕虚荣、追求物质而破坏子女婚事的丈母娘（《烦恼的喜事》）;一心追求产量而生产出次品的伞厂厂长（《见面礼》）;不懂业务、只追求工作业绩的商业局副局长（《顾此失彼》吴荫循）;过于疯狂工作而忽视了人性的厂长（《真是烦死人》吴荫循）;质朴肯干但不懂请客送礼到處碰壁的采购员（《陈奂生上城》王心语）;不学无术只会混日子的干部子弟（《阿混新传》王为一）;为了把儿子调回城里工作到处送礼的小老百姓（《马铁腿外传》凌子风、韩兰芳）;为了争到出国名额而机关算尽丑态百出的三个文艺干部（《OK！大肚罗汉》张华勋）;为了分房而争得不可开交的各种小人物（《请多多关照》陈兴中）;封建迷信、追逐利益的村民（《温柔的眼镜》张刚）;为出名而无耻盗用他人作品的著名作家（《哭笑不得》张刚），等等。

这类电影喜剧效果往往来自这种有道德缺陷的反面人物，影片在取笑挖苦他们的丑态恶习的同时，更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讽刺批判。

这些道德品质不高或沾染了不良习气的人物，在影片中丑态百出、出尽洋相、吃尽苦头。

但在影片结束时，这些人物往往也能改邪归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此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这种最终的人性转变，使这类讽刺电影包含了一些善意的态度与温和的基调。

这也是新时期大部分讽刺喜剧电影的独特之处。

这种讽刺喜剧电影用批判的态度和讽刺的手法，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都纳入喜剧的容器中。

比如《烦恼的喜事》，讲两对年轻人从阴差阳错到皆大欢喜的姻缘故事，电影以一种插科打诨的喜剧手法来表现当时社会风行的操办婚姻的一些习俗，如结婚必须置办高级家具、摆多少桌喜酒准备等，都被电影以哈哈镜一样的喜剧方式表现出来。

片中丈母娘非要两个女婿都置办“64条腿”的全套高级家具，二女婿是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没有买够家具险些被退婚，电影设置了巧妙的戏剧情节，让二女婿误打莽撞地把大女婿抵押的家具借回家，闹出了一连串笑话。

即使在物质生活普遍不富裕的1980年代初期，是爱情重要还是物质重要，依然被纳入电影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中。

此外，还有一类不是喜剧但包含某种喜剧性的电影。

在伤痕电影中，有一类以喜剧的形式讽刺重现“文革”中种种荒诞不经、可悲可怜的现实的电影，这类电影包含一种带有苦涩与眼泪
的笑意，如《笑出来的眼泪》（张刚）、《小巷名流》（从连文）、《阿混新传》（王为一）等。

这类电影将悲剧和喜剧合二为一，充满悲剧的基调，但又用一种喜剧的态度来回忆痛苦。

（二）黄建新的黑色荒诞讽刺喜剧
但即使赵焕章呈现了农村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问题，这些矛盾却并不是对于农村社会深入的理性思考，而更多像是戲剧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这些农村社会现实中的矛盾，也往往以喜剧的方式呈现。

赵焕章对于农村理想主义图景的预设，使故事中的一些障碍和矛盾，都会以一种假定性的、喜剧的方式被消解，而迎来故事圆满的结局。

这些电影虽然对农村现实的呈现有些简单乐观，但其结局正是农民愿意看到并真心希望的。

农民无意看到对农村的理性反思，他们更愿意通过一部喜剧电影看到未来的美好图景。

电影表现日常农村生活所采取的插科打诨的喜剧方式也是农民所熟悉喜爱的。

（二）改革喜剧：对于改革开放的乐观主义表达
改革题材的影片是新时期独有的一类电影题材。

改革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力，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事件，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也会改变个体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方式。

改革喜剧是一类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新生活和社会建设为表现对象的喜剧。

这类电影多采用“工作+喜剧”的叙事模式，主要作品包括《车水马龙》（鲁韧）、《皆大欢喜》（罗树淇）、《哥儿们折腾记》（张其）、《四等小站》（傅敬恭）、《哥儿们发财记》（崔东升）、《女模特的风波》（王乗林）、《真是烦死人》（吴荫循、高步）等。

改革题材的喜剧中，往往会设置一组简单的改与不改的人物对立，追求改革的一方积极进取，因循守旧的一方则保守落后。

最终，在一系列的冲突、巧合被化解的过程中，保守的一方终于接受了新的观念，发生转变。

从《瞧这一家子》中保守求稳的老厂长与技术创新的女婿之间的观念冲突，到《哥们儿发财记》中酷爱小发明的电工和不理解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冲突，都延续了这一叙事模式。

相较于同时期伤痕电影的沉郁、改革电影的严肃，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改革喜剧电影，呈现出一种健康明亮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有关，这些电影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喜气洋洋的氛围。

这些电影的喜剧效果往往压过了影片的现实性（即改革的复杂性），但我们决不应忽视喜剧作为类型电影纳入现实的能力，因为能在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作品中带入对现实的思考，其实更值得赞赏和借鉴。

反过来说，这些喜剧电影之所以受群众欢迎，也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和契合。

三、讽刺喜剧：包含善意的讽刺批判
“十七年”时期的喜剧电影以歌颂性喜剧为主导，进入新时期，讽刺性喜剧则成为喜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讽刺性喜剧通过喜剧的方式来呈现社会问题与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对不良现象
进行一种“带着笑声”的讽刺挖苦。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一些喜剧创作，还或多或少带有歌颂喜剧的痕迹，那么，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观念的转变进步，讽刺性喜剧则越来越犀利和尖锐。

这一时期喜剧电影中，同时包含反思批判与理想美化的双重特性。

虽然以喜剧形式呈现社会现实，带有讽刺和批判意味，但也同时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特点。

（一）纠错的喜剧与宽恕的喜剧
以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为主题的喜剧电影，大致可以分为纠错的喜剧和宽恕的喜剧。

纠错的喜剧以讽刺、嘲笑为基调，其基本是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喜剧观念。

宽恕的喜剧则以同情、包容、谅解为基调。

具体对应为两类社会喜剧，一类是讽刺批判社会现象的讽刺喜剧，一类是表现新时期社会生活和社会风貌的轻喜剧。

讽刺性喜剧对各种负面的社会现象、有道德缺陷的小人物进行了嘲讽：贪慕虚荣、追求物质而破坏子女婚事的丈母娘（《烦恼的喜事》）;一心追求产量而生产出次品的伞厂厂长（《见面礼》）;不懂业务、只追求工作业绩的商业局副局长（《顾此失彼》吴荫循）;过于疯狂工作而忽视了人性的厂长（《真是烦死人》吴荫循）;质朴肯干但不懂请客送礼到处碰壁的采购员（《陈奂生上城》王心语）;不学无术只会混日子的干部子弟（《阿混新传》王为一）;为了把儿子调回城里工作到处送礼的小老百姓（《马铁腿外传》凌子风、韩兰芳）;为了争到出国名额而机关算尽丑态百出的三个文艺干部（《OK！大肚罗汉》张华勋）;为了分房而争得不可开交的各种小人物（《请多多关照》陈兴中）;封建迷信、追逐利益的村民（《温柔的眼镜》张刚）;为出名而无耻盗用他人作品的著名作家（《哭笑不得》张刚），等等。

这类电影喜剧效果往往来自这种有道德缺陷的反面人物，影片在取笑挖苦他们的丑态恶习的同时，更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讽刺批判。

这些道德品质不高或沾染了不良习气的人物，在影片中丑态百出、出尽洋相、吃尽苦头。

但在影片结束时，这些人物往往也能改邪归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此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这种最终的人性转变，使这类讽刺电影包含了一些善意的态度与温和的基调。

这也是新时期大部分讽刺喜剧电影的独特之处。

这种讽刺喜剧电影用批判的态度和讽刺的手法，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都纳入喜剧的容器中。

比如《烦恼的喜事》，讲两对年轻人从阴差阳错到皆大欢喜的姻缘故事，电影以一种插科打诨的喜剧手法来表现当时社会风行的操办婚姻的一些习俗，如结婚必须置办高级家具、摆多少桌喜酒准备等，都被电影以哈哈镜一样的喜剧方式表现出来。

片中丈母娘非要两个女婿都置办“64条腿”的全套高级家具，二女婿是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没有买够家具险些被退婚，电影设置了巧妙的戏剧情节，让二女婿误打莽撞地把大女婿抵押的家具借回家，闹出了一连串笑话。

即使在物质生活普遍不富裕的1980年代初期，是爱情重要还是物质重要，依然被纳入电影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中。

此外，还有一类不是喜剧但包含某种喜剧性的电影。

在伤痕电影中，有一类以喜剧的形式讽刺重现“文革”中种种荒诞不经、可悲可怜的现实的电影，这类电影包含一种带有苦涩与眼泪的笑意，如《笑出来的眼泪》（张刚）、《小巷名流》（从连文）、《阿混新传》（王为一）等。

这类电影将悲剧和喜剧合二为一，充满悲剧的基调，但又用一种喜剧的态度来回忆痛苦。

（二）黄建新的黑色荒诞讽刺喜剧
但即使赵焕章呈现了农村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问题，这些矛盾却并不是对于农村社会深入的理性思考，而更多像是戏剧故事中的一波三折，这些农村社会现实中的矛盾，也往往以喜剧的方式呈现。

赵焕章对于农村理想主义图景的预设，使故事中的一些障碍和矛盾，都会以一种假定性的、喜剧的方式被消解，而迎来故事圆满的结局。

这些电影虽然对农村现实的呈现有些简单乐观，但其结局正是农民愿意看到并真心希望的。

农民无意看到对农村的理性反思，他们更愿意通过一部喜剧电影看到未来的美好图景。

电影表现日常农村生活所采取的插科打诨的喜剧方式也是农民所熟悉喜爱的。

（二）改革喜剧：对于改革开放的乐观主义表达
改革题材的影片是新时期独有的一类电影题材。

改革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力，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事件，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也会改变个体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方式。

改革喜剧是一类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新生活和社会建设为表现对象的喜剧。

这类电影多采用“工作+喜剧”的叙事模式，主要作品包括《车水马龙》（鲁韧）、《皆大欢喜》（罗树淇）、《哥儿们折腾记》（张其）、《四等小站》（傅敬恭）、《哥儿们发财记》（崔东升）、《女模特的风波》（王乗林）、《真是烦死人》（吴荫循、高步）等。

改革题材的喜剧中，往往会设置一组简单的改与不改的人物对立，追求改革的一方积极进取，因循守旧的一方则保守落后。

最终，在一系列的冲突、巧合被化解的过程中，保守的一方终于接受了新的观念，发生转变。

从《瞧这一家子》中保守求稳的老厂长与技术创新的女婿之间的观念冲突，到《哥们儿发财记》中酷爱小发明的电工和不理解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冲突，都延续了这一叙事模式。

相较于同时期伤痕电影的沉郁、改革电影的严肃，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改革喜剧电影，呈现出一种健康明亮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有关，这些电影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喜气洋洋的氛围。

这些电影的喜剧效果往往压过了影片的现实性（即改革的复杂性），但我们决不应忽视喜剧作为类型电影纳入现实的能力，因为能在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作品中带入对现实的思考，其实更值得赞赏和借鉴。

反过来说，这些喜剧电影之所以受群众欢迎，也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和契合。

三、讽刺喜剧：包含善意的讽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