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时间、空间与权力——新中国初期农村广播网对促进农民国家认同的研究

新闻事业是和现代化事业相伴相生的。

受制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形态，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度不平衡。

在空间分布上，近代新闻事业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城市地区。

这些地区工商业繁荣，通信便利，潜在受众多。

而内地的农村地区则因为经济落后，通信不便，受众少，沦为新闻事业的“荒漠”。

广播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媒介，更是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少数大城市，当时农民对这一新型媒介技术并未有太多接触。

另外，在古代社会，农民的国家认同是通过文明和王朝的认同来实现的。

姚大力指出：“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

[1]不过，伴随着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传统意义上的王朝认同也逐渐消解。

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展了长期的宣传活动，但受制于政治地位（不是执政党），只能在有限
主体、时间、空间与权力
——
—新中国初期农村广播网对促进农民国家认同的研究
阴王松松
摘要:文章以“主体-时间-空间-权力”四维度国家认同理论为基础,探究了新中国农村广播网对农民国家认同的影响。

研究发现,农村广播网通过塑造农民的人民身份,连接历史-现在-未来,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转化为领土的认可和国家权力下沉等方式,建立和强化农民的国家认同感。

关键词:广播农村广播网国家认同
媒体平台也成为中国视听传媒机构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不少机构同时在这些平台开办专区，形成覆盖多国的虚拟国际传播网络。

国际发行推广网络是中国节目实现全球传播的重要基础。

国际发行网络、国际推广平台、国际展播网络，是中国优秀视听节目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渠道，为中国视听节目出口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国际展播联播网络展播大量主题主线节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依托国际合作媒体，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展播网络，为影视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1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了视听中国·百年风华主题、生物多样性主题、冬奥冰雪主题等多个国际展播活动，一批优秀主题节目在多国主流媒体播出。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建立的“丝绸之路电视共同体”，成员已发展到60个国家和地区的137家机构，为国际影视合作、跨地区跨文化融合传播、版权交易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互鉴等创造了广阔的合作机遇和发展空间。

2020年，共同体开展的“共同抗疫”联播活动，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家海外主流电视或网络平台将中国抗疫节目译制成本国语言播出。

二、国际商业发行网络助推中国节目出口。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华策、五岸传播、江苏国际、世纪优优、杭州九样等国际发行机构，已建立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行网络，与多国主流媒体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中国国
际出口。

其中，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每年向海外输出近2万小时各语种的中国节目，不少节目发行到国际主流媒体黄金时段播出，实现良好国际传播效果，获得良好经济效益。

华策每年将1万多小时节目发行到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华视网聚、世纪优优、九样传媒等后起之秀，以优秀作品商业化发行，打开众多新兴市场。

一些动画制作机构也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发行网络，将其优秀节目发行到众多国家和地区。

三、国际营销推广平台国际营销推广能力不断提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设立的“中国联合展台”是中国影视节目国际营销推广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中国联合展台国际影响力、整体推广营销能力不断提升，为中国视听作品实现商业发行提供了重要推广平台，每年通过“中国联合展台”达成的销售额占中国全年影视内容产品销售总额的30%以上。

2020年6月，“中国联合展台”在线平台上线运营，成为展览展示、在线互动、版权交易的桥梁、行业大数据和国际智库交流的桥梁。

一些民营机构也正在建立在线版权交易平台，为中国视听节目国际发行提供服务。

如浙江华麦公司搭建的平台，已汇聚了3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专业媒体用户，在线影视样片超过5000多个，推动中国视听节目版权出口。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传播研究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栏目责编:邵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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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开展革命活动，始终未能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建立起国家认同，但在农村地区的长期革命实践和新闻实践无疑为建国后新闻事业发展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农村地区塑造国家认同，动员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供所需的资金和原材料成为了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广播作为一种成本低廉、技术简单、传播范围广和受众门槛低的媒介技术，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此目标提供了可能。

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革命战争时期直接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的新闻事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

广播事业作为新闻事业的一部分，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型变化。

为促进广播事业均衡发展，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14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的精神，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负责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内容，组织群众收听重要广播节目等。

[2]在交通极其闭塞、信息沟通十分不便的年代，这样的一种信息传递模式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

相较无线广播，有线广播信号更加稳定。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广播网的建设把有线广播作为主要手段。

到1976年底，全国县级广播站发展到2503座，广播喇叭发展到1.1亿只，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广播，农户安装广播喇叭的达60%。

[3]显然，广播在当时已成为在农村社会广泛普及的媒介。

农村广播网对国家认同的塑造
汉语中的“认同”指的是英语中的“identity”,原本是一个哲学问题,后由弗洛伊德引入心理学领域。

本文所谈的国家认同，指的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其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

[4]殷冬水认为，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可以从主体、时间、空间和权力四个维度展开。

[5]本文以此为基础，对农村广播网在促进农民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展开论述。

一、主体维度:从“农民”转向“人民”。

现代国家由公民组成，因此塑造公民身份就成为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之一。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冷战阴影，自身生存面临威胁，政治力量很容易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塑造“人民”身份的紧迫性远超过塑造“公民”身份。

此外，“公民”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难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找到生存土壤。

因此在乡村地区，“人民”的建构是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的目标。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某一群体能够被纳入“人民”的范畴，意味着在政治上其身份属性得到国家的接纳。

更重要的是，“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性概念，不仅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的“人民”话语一脉相承，还符合当时为了“大我”舍弃“小我”，集中一切力量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历史环境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

因此，农村广播网把农民的政治身份塑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一员，就成为塑造农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

具体而言，农村广播主要在以下方面实现了农民的人民身份属性建构。

在广播网建设上，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财政收入不足，难以对农村广播网修建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持。

早在195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就为农村广播网建设制定了发展方针。

[6]事实上，农村广播网的建设也确实吸引了农民踊跃参与。

以甘肃省为例，该省的各族农牧民以义务劳动架设广播网，所需电杆由社员自动捐献，或利用闲置的木料。

[7]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使得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和实践，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加快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进度。

在传播内容上，农村广播网播放了大量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受到他们的欢迎。

1954年5月5日，著名评书演员连阔如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这是该台首次播送长篇评书，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

[8]长期的广播收听不仅开阔了农民视野，还建立了农民与国家的心理纽带和精神寄托，增强了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与成就感。

可以说，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发展真正做到了“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把“人民”身份灌输进农民内心。

二、时间维度:从“旧社会”迈入“新社会”。

不同媒介技术传递信息的方式和速度不同，对时间和空间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伊尼斯认为，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者空间偏向。

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9]广播作为一种偏向时间的媒介，在时间维度连接了历史、现在和未来。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宣布了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消息。

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广播网也实时转播了这一则新闻。

随后在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地方各县也纷纷组织群众收听追悼会直播。

通过广播媒介的实时播报，全国人民实时参与了毛泽东主席去世追悼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塑造了一种“虚拟的集体在场感”。

尔文·戈夫曼曾这样描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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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行动者感到他们是如此地接近，以至于自己正在做的一切，包括对他人的体验，都足以被他人感知到，他人也足以感知到自己这种被感知的感觉。

”[10]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和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已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他的逝世唤醒了人民群众心中毛泽东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的集体记忆，在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和现在的国家建设之间建立了连接。

农村广播在农民心中不仅连接了历史和现在，还连接了现在和未来。

对于长期生活在固定地理范围的农民而言，收听收音机本身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更好的生活正在到来，它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象征。

同时，收音机掀开了现代美好世界的一角，让人们对未来好生活有了直观的了解，也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热情。

[11]不少人收音员都有这样的工作经历：
“当地群众都把收音机当成西洋镜,扶老携幼走几十里山路赶来看稀奇热闹。

每到一地,收音机周围里三层外三层,挤满成百上千人。

许多老年人感到奇怪,翻来覆去问‘一个小箱箱怎装得下那么多人吹拉弹唱’‘我们这山沟沟怎么听得到北京、成都说话’?我就把在县上培训中学到的无线电知识向大家讲解,实在解释不清楚,就干脆给大家讲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今后农村还要实现楼下楼上电灯电话,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憧憬,我也深深感到做一个收音宣传员的自豪。

”[12]
在长期广播收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一代农民旧有的婚俗习惯等观念形态发生改变。

湖北省汉川县人和公社通过在广播中宣读进步女青年反对旧式婚姻观念，要求办婚事不收彩礼，不要嫁妆，不铺张浪费，推动移风易俗的主张，在当地树立起移风易俗办婚事的新风尚，使一些有旧思想的人受到了教育。

[13]这也契合了发展传播学的观点，即媒介有利于现代性信息和价值观念的扩散，加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幸福生活在广播媒介中的宣传，与近代史上人民屈辱生活形成对比，强化了农民群众对新社会发展进步的认可，从而树立起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浪漫想像，解决了“新中国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强化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认同与支持。

三、空间维度:从“土地”转向“领土”。

领土是国家要素之一，是国家存在的物理基础。

[14]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领土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土地。

作为农耕民族，中国人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更是如此。

可以说，农业生产活动本身就有利于塑造农民对领土的认同。

但农民传统意义上对土地的亲近感并不等同于对领土的认同。

相较而言，“领土”是一个严谨的政治学学术概念，强调全疆域范围内国家主权的有效行使。

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有空间限制的，对小块农业生产土地的感情无法自发地上升为对整体国家领土的感情。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属性又让传统的农业社会分裂成无数个小规模的村落，他们之间彼此沟通不便，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关系。

从这个层面看，农业生产活动又不利于塑造农民对领土的认同。

安德森认为，“任何比能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原始村落稍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出来的。

[15]因此，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价值得以凸显：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建立人民公社，实现彻底的农村基层政治经济变革，将农民对土地自发的朴素感情上升为政治层面的领土认同，超越小农经济带来的局限性。

在此过程中，农村广播扮演了积极的宣传组织作用，为当时城乡二元结构下缺少流动性的农民建构了新的国家认知。

1955年11月中旬，吉林省九台县委举办广播大会，通过有线广播站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次广播大会进一步鼓舞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6]收听广播开阔了长期在本地生活的农民视野，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朴素认知，并藉此建构起新的国家想象。

除了上述手段，农民对领土认同感的塑造还可以通过强调外部威胁的手段加以强化。

1950年10月1日，美国在无视中国多次警告的前提下，公然越过北纬38°朝韩分界线，企图实现对朝鲜的完全占领。

美军战机还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危害了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

为捍卫新中国安全，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组建志愿军入朝作战，新闻媒体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宣传。

在原河北省、察哈尔省和平原省，通过收听广播，广大农民了解了抗美援朝的来龙去脉。

他们纷纷参加签名、投票和募捐，劳动热情也随之高涨。

[17]这样的政治宣传既需要让农民感知到这一战争与自身生活的联系，又需要让农民了解全新的知识，例如“朝鲜在哪儿，是怎样一个国家，金日成是谁，美国在哪儿，它侵略朝鲜的目的是什么，麦克阿瑟是谁等等”。

[18]通过收听广播，农民明白了发展生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自己的美好生活，促进了农民脑海中地理空间的政治化想象。

遥远的朝鲜战场不再是与己无关的冷酷厮杀，而是化身为和农民利益紧密相关的历史事件。

正如学者所言，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宣传鼓动工作，分散的村落被无形的电波整合为一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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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的空间，是农村治理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19]
四、权力维度:“皇权不下县”到“国家权力下沉”。

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国家权力认同的前提。

在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皇权不下县”的说法。

据考察，这一观点的最早提出者是温铁军。

他认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基层政权组织止步于县，再往下依靠乡绅和宗族维持统治。

中央政府对农民的直接管理有限，农民对国家权力只有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儒家思想上的有限王朝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县级行政单位之下设立人民公社，把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并通过广播把国家意识形态传递到乡村，和农民直接建立了联系。

这为农民建立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性。

新中国的建立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终成果。

革命不仅仅是反抗统治阶层的暴力武装斗争，也包含观念风俗层面的非暴力社会革命。

除了上述提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婚俗改造外，新中国还在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男女平等运动，促进原本占社会多数的被压迫者的解放。

因而,革命的神话与话语赋予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20]
在此基础上，新中
国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分配，确保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媒介资源的重新组织分配也是其中之一。

农村广播的日常管理、维护、播放由公社/生产（大）队直接负责，禁止任何人私自使用，也禁止播放任何与工作无关内容。

在此期间，农村广播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政治意志的工具，已经化身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起到了组织群众，传播新观念，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以河北省定州市米村为例，当时每天早上6点左右，各生产队干部就会敲钟催促村民到地里干活，中午11点半左右再敲一次提醒村民吃饭休息，村民的作息时间受村集体严格管理。

[21]
在一
些农民看来，广播喇叭是“社会主义的火车头，只要照着她说的办事，就一定能达到大家富裕的目的”。

[22]
国家统计局数字
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长到1697.6亿元，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1029.33公斤/公顷增长到2784.74公斤/公顷。

[23]
这背后并不仅仅是农业技术和
生产资料进步的结果，也有农民认可国家政权，积极主动参与农业生产的因素。

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经济发展绩效经由广播再次传播到农民受众，起到了巩固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传播效果。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该宪法第一次在法律上回答了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和归属权问题，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奠定法律基础。

事实上，从1954年宪法的出台，到周恩来总理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重要声明，从各阶段的五年计划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都离不开高音喇叭的宣传力量。

[24]
宪法
通过的消息经由广播传递至农村后，逐渐在农民心中形成建构了“国家”“法律”等现代政治观念，为打破城乡信息隔阂，在农村建立统一的信息传播系统，实现国家对乡村有效治理奠定了基础。

结语
随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媒介与社会的互动不断变化。

1978年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受此影响，农村有线广播数量不断下降。

1980年底，全国广播喇叭下滑到9856万只。

[25]而之后的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在农村地区对国家认同的塑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待未来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栏目责编:邵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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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 easyquery.htm?cn=C01
[24]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EB/OL].http://finance.sina. /review/essay/20060625/172****9189.shtml
稳的生活被陈念失手杀掉魏莱打破，小北害怕因此失去陈念，感受到被掠夺一般的惊慌，继而陷入被支配地位。

弗洛伊德认为，在施虐倾向转变为受虐倾向的过程中，负罪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两人最为突出的支配地位颠覆契机是因为小北的疏忽，使陈念惨遭欺凌，于是他与陈念一同剃发，象征着与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此后陈念完成了从被支配地位到支配地位的转换，接受小北为她顶罪的提议，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弗洛姆总结的第二种施虐特征：“把别人吸净榨干，不但包括物质，还包括情感与智慧之类的精神方面。

”[7]霍妮认为，受虐倾向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放弃自我人格。

“只有你赢了，我才不算输。

”是体现小北跌落到被支配地位时“除掉自我”“交托自我”等主动摧毁主体意识最具代表性的台词。

在“征服”中治愈:获得痛感恢复的愉悦感
虐恋是最极端的性少数倾向，因此虐恋群体处于性活动方式的边缘位置，与边缘青少年群体也存在一定的人格气质共同点。

缺失教育、关爱与管理的边缘化青少年易出现偏差行为，相比其他人更易通过人体重定向机制转化为BDSM爱好者。

以排斥亲密关系、麻木和过于敏感为主要症状的“回避型依恋人格障碍”（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为例，有研究指出这源于童年期对爱的需求遭到忽视使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然而他们又是渴望被爱的，于是以一种刻意表现叛逆，有意激起身边人妒忌愤怒，四面树敌的挑逗技巧，被迫获得来自周遭的负面惩罚来感受到自己正被人关注。

久而久之，他们得到一个公式，受虐即等于被爱，痛感即等于力量感。

受虐者的快感另一方面来自于“痛感恢复”，即对痛感的战胜。

正如尼采所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人体是个反脆弱系统，骨折的地方重新长好就比正常的地方结实。

人在内心会有种克服伤痛的征服欲，而人体的反脆弱系统会导致多巴胺分泌，帮人度过过程中的巨大痛苦。

在桑普森对于虐恋研究案例中，一位受访者中表示“我总能在虐恋活动后感
觉到一种平和与放松的心情，觉得自己是被人所爱且爱人的。

它使我内心充实，充分地感觉到自我的完整存在。

与这种感觉的最佳对照是麻木和无感觉。

”美国社会心理学者布什巴库进行了一场分组实验，让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观看暴力影视作品，最终发现：过分压抑某种情绪的观众通过观看同质性的影片可以释放特定的情绪。

电影的治疗作用也是相似的模式，“虐恋疗法”使观影者的潜意识层面被投射，现实世界中逐渐麻木的羞愧卑微感，对自己的苛评、家庭的拒绝和抛弃都在观影过程中被唤。

同时，观众渴望通过“痛感恢复”机制战胜它。

因此，电影的寓教于“虐”尤为重要。

电影是以故事为平台而展开的具有非逻辑性、开放性与寓教于乐性的性质的现代版寓言讲述，每一部优秀的电影背后都隐含着人生在世的根本问题，体现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

《少年的你》以“润物细无声”的说理方式类似情感创伤观影者看到了高考战场的同时，也看到了青年改变命运的机会，在看到了校园暴力的同时也看到了爱和希望。

与此同时，引发观众不约而同地对青少年成长问题进行思考、譬如校园霸凌问题、父位缺失导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等，尤以展现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国产青春片应借鉴其有益经验，真正发挥虐恋叙事在青春电影制作中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栏目责编: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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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冷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