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由仁义转向法家的关键所在

赵冬梅：王安⽯变法是北宋政治由仁义转向法家的关键所在# 合传媒摘要 #
皇帝的权⼒⽆远弗届，⾄⾼⽆上；⽽且，如果⼀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

真正能够约
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天）；还有⼀
个，“⼈⾔”（社会舆论）；再有⼀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

“但是，说“天变不⾜
畏，⼈⾔不⾜恤，祖宗不⾜法”——尽管不是王安⽯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
等于⼀下⼦把⽼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
了，把皇权从那个⽆形的笼⼦⾥给放出来了。

本⽂摘⾃赵冬梅⽼师在6⽉29⽇“共识国际讲坛”上的⽂字整理稿。

赵⽼师是北京⼤学历史学系教
授，著有《⼤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帝制时代⼈与制度的互动》《⼈间烟⽕：
掩埋在历史⾥的⽇常与⼈⽣》等。

王安⽯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第⼆次⼤的改⾰浪潮。

西⽅有⼈会称呼它为“⼤变法”，它确实是⼀个
相对⽽⾔更⼤的变法；但是，我们放在北宋的整个改⾰的脉络⾥来看，它是第⼆次的改⾰浪
潮。

王安⽯变法是在神宗朝。

神宗朝⼀共有两个年号，第⼀个年号叫熙宁，第⼆个年号叫元丰。

熙
宁年间基本上是王安⽯在主持，等到元丰年间是神宗在主持。

从熙宁到元丰，这个法度、这些
制度其实基本上是⼀脉相承的，所以中国学术界现在通常把王安⽯所主持的变法和王安⽯下台
之后神宗直接主持的法度加起来称为“熙丰变法”，就是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

王安⽯
　王安⽯变法失败了吗？
关于北宋这第⼆次的改⾰，⾸先要澄清的⼀个问题就是：改⾰失败了吗？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和⼀些著作⾥，通常会说：王安⽯变法就等于改⾰，就等于是进步的、正
确的，反对王安⽯变法就等于是⼀个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王安⽯变法就是在以司马光为
代表的顽固保守势⼒的阻挠之下最终失败了。

我们读历史⼀定要区分判断和事实。

说“王安⽯变
法失败了”，其实是⼀个判断，这个判断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要看它⽤的标准。

说“王安⽯
变法失败了”，⽤的主要的标准是说，王安⽯后来下台了。

王安⽯下台是否意味着王安⽯变法失
败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王安⽯下台之后，神宗继续推⾏着王安⽯所开创的各项理财措
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变法绝对没有失败，相反，他是⾮常之成功的。

任何⼀个⽼师都想要得到⼀个好学⽣，⽽神宗毫⽆疑问是王安⽯最好的学⽣——他在⽼师退休
之后，应当说是义⽆反顾地、坚定地推⾏着王安⽯的路线。

所以，虽然王安⽯退休，但是王安
⽯的政策在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变法没有失败。

宋神宗
判断王安⽯变法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个标准，就是我们看王安⽯变法它究竟想要什么、变法的
⽬标是什么。

王安⽯变法想要什么？要富国，要强兵；富国就是理财，⽤理财来富国，⽤富国
来⽀持强兵。

王安⽯变法中，兵和开疆拓⼟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么理财是王安⽯变法
最核⼼的内容。

理财究竟失败了吗？显然没有，理财的成绩是卓著的。

我们可以看⼀下，熙宁六年，王安⽯还
在台上，他提到“两浙⾃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万，今⼜增及⼆⼗五万缗”。

就是
说，光两浙的盐税的增额，增幅都是⾮常之可观的。

我们再看另外⼀个例⼦，“在京仓场”收到的
剩粮和草的数量，就是“收出剩粮”，六年之间积攒下来的多余的粮有三⼗四万⽯、草有⼆百五⼗
九万束。

其他还有更多的数字，我们不⼀⼀列举。

单就理财⽽⾔，到神宗过世的时候，宋朝的
国库有很⼤⼀部分是封桩起来，就是王安⽯变法以来聚的财。

封桩是什么意思？封桩其实就是
保管在特殊的⽤途。

神宗朝经历那么多折腾，国库还有相当⼤量的财富，所以不能说理财改⾰
失败了。

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度来讲，尽管在神宗死了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神宗的母亲⾼太
皇太后主政，司马光上台，推翻了王安⽯所建⽴的⼀些新法，但是那段时间很短。

那九年之
后，⼀直到北宋亡国，朝廷所⽤的还是王安⽯的理财措施；⽽且，王安⽯的很多理财措施，包
括增加的税收部分，⼀直到南宋都还在延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变法绝对没有失
败。

说“王安⽯变法失败”，这本⾝就是⼀个错误的判断。

王安⽯变法，理财是成功的，没有失败。

如果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解答的话，王安⽯变法就是政府加⼤了对经济的⼲预⼒度，使帝制时期的朝廷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预⼒度达到了⼀个空前的地步。

那么，是否对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个⼈觉得没有。

尽管有时候可能在⼀定范围之内有物价的明显上涨，还有流通的不畅，但是总体上讲，不能说王安⽯变法就破坏了宋朝经济——没有达到那样⼀个地步。

王安⽯变法最⼤的影响不是在经济层⾯，⽽是在政治层⾯，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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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的政治转向
关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我把它分为两部分：⼀个是实践层⾯的转向，另⼀个是理论层⾯的转向。

在实践层⾯的转向，包括以下内容：⼀是施政⽅式，朝廷国家的施政⽅式从前期的“异论相搅”转向“定于⼀”，开创⼀种“国是”的新模式。

这个新模式的特点就是排斥异⼰，群⾂的异论空间被⼤⼤地压缩。

⼆是政策倾向，从“不扰”转向“富国”，服务“强兵”。

三是，整个国家的官僚的⼯具性增强了，⼀种更具⼯具性的新官僚出现了。

四是皇帝（加上宰相）集权的加强。

下⾯我们来看，什么是施政⽅式的转变。

1.王安⽯所开创的“共定国是”不是像北宋前期由整个⼠⼤夫群体来共定国是，⽽是皇帝与宰执“共定国是”、确定唯⼀⼀个正确的路线⽅针，然后就以唯⼀正确的路线⽅针来定去取、决是⾮。

反对这个路线⽅针的⼈都是要靠边站的。

就是说，“国是”⼀旦确⽴，它就被赋予了压倒⼀切的地位和排他性。

“国是”的⼀个重要原则就是排他性，⽽这种排他性的原则跟北宋前期的那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原则是构成⼀个不可调和的⽭盾。

按照“国是”这种排他性的原则往前推，那些持异议的⼈就应当受到打击，甚⾄“国是”再往前推，就可以推到政治压迫、政治分裂——⼠⼤夫集团的恶性分裂。

如果“国是”⽐如说是爱民，⽐如说是要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个“国是”没什么⽑病，这些东西是要的；但是，“国是”的特点恰恰是它通常表现为相当具体的路线⽅针，以及与此路线⽅针相关联的⽤⼈原则。

简单地说，在王安⽯变法时期，⽐如说王安⽯的青苗法就可以称为“国是”，王安⽯变法的各项措施都可以称为“国是”，⽀持这个“国是”的⼈就是朝廷、王安⽯要⽤的，反对这个“国是”的⼈就应当靠边站。

这跟北宋前期完全不⼀样。

“国是”的模式往前推⾏、继续加剧下去，推到南宋其实就
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不知道，皇帝和宰相把⼀切⼤事就决定了，剩下的⼤⾂，哪怕是副宰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听。

⼀般的⼠⼤夫“更不能闻问”。

群⾂在北宋前期所享有的议政空间被⼤⼤地压缩了。

在“国是”模式之下，群⾂的异论空间被⼤⼤地压缩了。

我举两个例⼦。

⼀个例⼦就是，王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次把雕版印刷这种新技术应⽤于打击政敌。

⽼⾂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王安⽯让其他官员写了⼀篇⽂章，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字报那种东西，来批驳韩琦。

⽽且王安⽯还亲⾃下⼿改了这篇⽂章，把这篇战⽃的檄⽂雕版印刷，发放到全国的⼀定以上级别的官员。

⽽韩琦的原稿是没有这个便利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类历史上第⼀次⽤雕版印刷来打击政敌。

　韩琦
第⼆个例⼦就是吕惠卿去警告李常。

李常是谁呢？是王安⽯所推荐的⼀个谏官，谏官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

王安⽯推荐了李常来当谏官，李常到了⾸都之后就按照北宋前期的那种政治传统——我坚持我的是⾮标准，我坚持我个⼈的判断——来反对青苗法。

李常对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王安⽯的助⼿吕惠卿就找到李常，警告他说：王安⽯推荐了你，你竟然反对王安⽯，“我能使君终⾝不如⼈”。

在群⾂的异论空间被⼤⼤压缩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司马光反对，反对⽆效。

神宗给了司马光⼀个枢密副使（副宰相级）的⾼位，但条件是让司马光停⽌对变法的激烈批评。

司马光拒绝，然后就离开京城，去长安（今天的西安），在那⼉继续反对青苗法；后来就回到洛阳，当了15年的历史学家。

⽼⾂富弼后来也回到了洛阳。

我们在这时看到的就是，这些持“异论”（不同政见）的⼈，纷纷地跑到了洛阳；洛阳变成了⼀个在野党的城市。

开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在强⼒推⾏新法，⽽那些反对派的⼈⼤部分集中在洛阳。

我要请⼤家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群⾂的异论空间是被压缩了，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受到了排斥，他们还没有受到⼤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压迫；只是说他们这些⼈不再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影响⼒，但是他们并未受到进⼀步的迫害。

2．政策的倾向，从“不扰”转向了“富国”，从“富民”转向了“富国”，“富国”是服务于“强兵”的。

这⾥我们举⼀个例⼦。

我们知道王安⽯新法⾥，农⽥⽔利法其中⼀个项⽬叫作淤⽥法；淤⽥法就是⼈⼯制造河⽔泛滥，把河扒开⼀个⼝⼦，让那个河⽔流出来，利⽤⽔把河⾥的淤泥冲出来，⽬的就是⽤河边的淤泥来肥⽥。

有⼀个⼤宦官叫程昉，他在河北的滹沱河流域淤⽥的时候，第⼀，没有取得⽼百姓的同意；第⼆，确实损害了⽼百姓的好地以及⽼百姓的坟墓。

后来就有⼈把程昉告到了中央，说程昉有两条罪状，⼀条是没有取得⽼百姓的同意书（“不曾户户取状”），还有⼀条就是损害了⽼百姓的庄稼。

这两条罪状告到了朝廷之后，神宗是⾮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看王安⽯是怎么替程昉疏解的，王安⽯说：“没关系啊！即便事实是没有取得⽼百姓同意，那⼜怎么样呢？这个⼈他为朝廷还在当地检定出好⽥⼀万顷（把那些原本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纳税的地⼜找出来⼀万顷），加上淤却四千余顷好⽥，⼀共就有⼀万四千余顷，做出这么⼤贡献，他撒点谎，损害⼀点⽼百姓的地有什么？没什么呀。

”
就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倾向完全地变了——北宋原本是要追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个平衡，要“富民”，现在全部转向“富国”，要服务于“强兵”。

以上是实践层⾯的，接下来我们看思想层⾯的。

思想层⾯的政治转向
思想层⾯的，其实王安⽯在倡导迎合帝意（迎合皇帝的看法），同时他还⽤“三不⾜”之说，来彻底解放了那个具体的皇帝。

其实我们说到帝制时期的皇帝的时候，是有双重皇帝的。

⼀个是抽象的皇帝，这个皇帝是指那个皇位所代表的东西，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列祖列宗，它代表着江⼭社稷；它其实意味着，皇帝是国家利益的代表。

这是⼀个抽象的皇帝。

这个抽象的皇帝要符合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要符合列祖列宗的希望，其实⾯对的要求是⾮常之⾼的。

另⼀个就是具体的皇帝。

但是具体的皇帝，坐上皇位的那个具体的⼈，他往往不能够符合所有那些对抽象皇帝的要求。

因此，在帝制时期，⼀个最⼤的⽭盾其实是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盾，是具体的皇帝⽆法满⾜抽象皇帝的要求的这个⽭盾。

皇帝的权⼒⽆远弗届，⾄⾼⽆上；⽽且，如果⼀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

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天）；还有⼀
个，“⼈⾔”（社会舆论）；再有⼀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

“天”，包括天命，以及天变、灾异⽰警。

这些都是可以约束到皇帝的。

我没有时间展开，⼤家可以看我的《法度与⼈⼼》。

其实这些思想层⾯上的东西，是我们和古代之间⼀个⾮常⼤的差别。

我们今天的⼈看古代的时候，常常犯的⼀个特别⼤的错误，就是拿我们今天所谓科学这⼀套，对古⼈嗤之以⿐，认为古⼈谈“天”，谈这个，谈那个，是封建迷信——其实不是，古⼈没有那么傻，那是他们政治智慧的⼀部分。

具体的我不展开了。

我在这⼉要说的是，能够约束皇帝的这些软性约束，包括“天”，包括社会舆论，包括祖宗。

但是，说“天变不⾜畏，⼈⾔不⾜恤，祖宗不⾜法”——尽管不是王安⽯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下⼦把⽼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形的笼⼦⾥给放出来了。

⽽且，王安⽯倡导的是迎合帝意。

我觉得这点是不能原谅的。

王安⽯在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迎合上意）是⼀件光荣、正确、伟⼤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王安⽯思想当中⾮常糟糕的⼀个东西。

不仅在实践上破坏⼀项政治原则——之前的政治原则是要“从道不从君”，要以“道”来引导君，但是王安⽯现在说迎合有理——⽽且王安⽯竟然从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是对的。

王安⽯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是在这件事情上论证的。

有⼀个叫王⼴渊的⼈，他在京东那个地⽅施⾏青苗法的时候，有⼈告他。

王安⽯为王⼴渊辩护，说：“王⼴渊这个⼈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看见陛下想要什么，他就能趋附”。

我们今天常常把“趋附”这两个字⽤在“趋炎附势”这个成语⾥，也就是这个成语所说的意思。

王安⽯说：“王⼴渊能够趋附皇帝的意思，皇帝想要什么，他就奔着来了，这是好的呀”。

接下来，王安⽯有⼀个论述，说：“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

”这句话，王安⽯是说：迎合是对的，王⼴渊迎合上意这件事情不应当怪罪他。

为什么不应当怪罪王⼴渊呢？因为“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之”——王安⽯指的是《周礼》⾥就曾经设置官职，专门去宣布⼈主的⼼意（⼈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让⽼百姓顺着⼈主的意思，避开⼈主讨厌的。

王安⽯说“古者设官”，实际上他指的是《周礼》⾥的掌交——王安⽯确实是博学，他改⾰⾥的很多论述在⽤《周礼》——但对掌交这个官，能不能像王安⽯这样解释呢？我觉得可以不这样解释。

《周礼》⾥的掌交这个官是这样的：“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

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之”。

就是说，掌交这个职位持的是节和币，巡⾏万国；到诸侯那⼉
去，到万民聚集的地⽅，去宣扬王的德意志虑，让⼤家知道王的美德、王的想法，让⼤家知道王宣扬什么、什么是好的，让⽼百姓避开那些不好的。

其实，这起的是⼀个教化和统⼀思想的作⽤，我觉得理论上它不是说要迎合。

可是王安⽯竟然把它解释成迎合，我觉得这是不能原谅的。

⼀个特别有学问的⼈，在理论上论证迎合有理，我觉得这是⽐实际上迎合皇帝更加不可以被原谅的⼀件事情。

还有，我们在这⼉要和北宋前期对照⼀下。

刚才谈到，王安⽯曾经为程昉辩护，说：他淤⽥，哪怕损害了⽼百姓的地，哪怕没有取得⽼百姓的同意，只要能增加政府财政收⼊，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我们看⼀下北宋前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什么样的，来做⼀个对照。

王旦是真宗时候当的时间最长的⼀个宰相，⼀共当了18年。

《宋史·王旦传》⾥记载说，薛奎这个⼈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什么的呢？把长江淮河流域六路的物资运回⾸都，因为江南淮南那个地⽅是⼤粮仓，⾸都的很多物资供应是靠江南淮南的），来向王旦告辞的时候，王旦作为宰相只跟他说了⼀句话，就是“东南民⼒竭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东南的⽼百姓已经被剥削得差不离了。

然后薛奎退下来说：“真宰相之⾔也。

”就是⼀个国家的宰相应当考虑的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要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还有⼀个同样的例⼦，就是张⼠逊做江西转运使（转运使要⽐发运使低⼀级，张⼠逊做的是江西路的转运使），他“辞旦求教”，然后王旦跟他说什么？王旦跟他说：“朝廷榷利⾄矣。

”就是说，朝廷的专卖所取得的利益已经到了⼀个顶点，朝廷的专卖推⾏不可以再搞了。

于是，张⼠逊“迭更是职”（张⼠逊做转运使做了应该不只⼀任），每每想到王旦的话，“未尝求利”（就从来没有要努⼒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如果要增加政府收⼊的话，其实就是刻薄⽼百姓。

于是，⼈们都说：“此运使识⼤体。

”这是北宋前期，宰相、发运使、转运使，还有周围的⼈都认为是这样。

可是，王安⽯彻底改变了这⼀点。

培植新⼠风，养成更具⼯具性的新官僚
在王安⽯的这种新思想之下，培养出来了那种更听话的、能⾮常⾼效推⾏政策但是不会思考中央的思路对不对的更具⼯具性的新官僚。

我们举两个例⼦。

第⼀个例⼦，是理财第⼀能⾂吴居厚。

吴居厚有多⼤本事？我们看，同样是在京东这个地⽅，别的官员都不能够⾜额收下来酒税等税收，⽽吴居厚上任之后就能够增收175.9万，⽽他的前任亏21万。

他跟他前任⽐，是什么状态？将近200万的差距，可是京东还是原来的京东地区。

神宗曾经亲笔批⽰说吴居厚有多能⼲，“内外理财之⾂，未有出其右者”。

⽽且，神宗曾经派⼯作组下去总结吴居厚的事迹和吴居厚的做法，打算“下诸路遵⾏”（推⾏到各路，让其他的转运使都学他），“庶客⼊继有登办者”（希望其他各路也能够增加财政收⼊）。

但是这个吴居厚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不举别的例证，就看跟吴居厚同属改⾰派的曾布说什么——曾布说：“京东岁有羡余⼀⼆百万，⾮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它哪⼉来的）？”⽽且，“前⽇之京东，今⽇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羡余”是什么？就是在定额之外多收的。

曾布说：这些多收的肯定是从⽼百姓那⼉刮来的。

别⼈都不能够搞这么多，吴居厚怎么搞来的？朱熹告诉我们：“吴居厚在京东，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买⼀，五⼝则买⼆。

”就是他⽀了很多炼铁炉⼦，让⽼百姓买他的锅，⽽且规定家家都得买——四⼝⼈买⼀⼝锅，五⼝⼈买两⼝锅。

⽼百姓哪需要那么多锅啊？！就被他逼着买锅。

这个吴居厚，神宗是很器重他，称他“内外理财之⾂，未有出其右者”，但是我们看⽼百姓有多恨他：“京东之⼈，恨不⾷其⾁”“京东剧寇预装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循去”。

就是说，京东后来出了盗贼，本来打算把吴居厚抓住、扔到炼铁炉⼦⾥烧死，但是这个吴居厚却是福将，后来就跑了。

这个吴居厚，你说他能⼲不能⼲？吴居厚相当能⼲，⽽且他后来还创办了宋朝⽐较早的国营医院——就是在徽宗朝的时候，徽宗建设“福利国家”时。

其实，吴居厚做出了巨⼤的贡献，是⾮常有创造⼒的⼀个⼈，但他也是⼀个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

这样的⼈有什么⽤？这样的⼈能在短时间内满⾜政府财政收⼊增长的需要，但是长此以往，他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制造⽭盾的⼈。

我们再看第⼆个例⼦，三旨宰相王珪。

这位是神宗⽤的时间最长的宰相。

王安⽯其实加起来也就做了七年宰相，但是王珪⼲了⼗六年——从副宰相到宰相。

这个⼈⼲什么？这个⼈从来不拿主意的。

他号称“三旨宰相”，为什么呢？就是说，别⼈来请⽰他，他要先上殿“取圣旨”；等皇帝批⽰完了，“领圣旨”下去；下去再跟向他请⽰的⼈说你“得圣旨”了。

如此如此，他根本不动脑⼦，他就像⼀个很听话的⾼级秘书，甚⾄都不是那种很有创造⼒的⾼级秘书。

这就是神宗⽤的⼀位宰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宗朝形成的状态是，这个国家现在考虑的⾸先不再是富民。

北宋是怎样灭亡的？
在钦宗朝，曾经有⼈总结北宋法度的三变。

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变法之前的那个法度，说“祖宗法惠民”，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国家，政策倾向是对⽼百姓有好处的。

提到“熙丰法”，也就是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神宗的这个法度，说这个政策措施“惠国”，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好处的——它是⼀个倾向于增加政府财政收⼊的法度。

接下来还有⼀个“崇观法”，崇观是指徽宗的两个年号崇宁和⼤观，说“崇观法惠奸”。

崇观法对谁有好处呢？徽宗时期的法度对奸⾂有好处——当然奸⾂是服务于皇帝的奢侈享乐的。

在王安⽯和神宗的时代，王安⽯开创了⼀种⿎励⾼效推⾏圣意、迎合圣意的这样⼀种政治风⽓。

同时建设了⼀⽀不⿎励独⽴思考的、⾮常善于执⾏的、⾼度⼯具化的官僚队伍。

这⽀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放弃思考的；他们能⼲，但是没什么⼤的格局，不再考虑⼤的问题。

⽽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的时候还开始排斥异⼰，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离开朝廷、离开权⼒，让他们靠边站。

等到神宗的两个⼉⼦哲宗和徽宗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沿⽤了神宗时期的政策⽅向，以及施政的⽅法——就是“国是定于⼀”、排斥异⼰的这样⼀种“国是”的施政模式——⽽且是越⾛越远。

我们在前⾯说，神宗朝的时候，异⼰仅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并未出现对他们的政治迫害。

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现了政治迫害。

到了徽宗朝，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名单。

⽽且，王安⽯把皇权从笼⼦⾥放出来——⽤“三不⾜”，把祖宗、天、⼈⾔这些原本加在皇帝⾝上的约束⼀⼀拿去。

当然神宗没有太滥⽤这个权⼒，神宗⽤这个权⼒来⼲什么？⽤来开疆拓⼟，做的毕竟还算是像样的皇帝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纲”也出来了，“⾉岳”也出来了，丰亨豫⼤，种种满⾜皇帝个⼈私欲、满⾜宰相私欲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个政治不断地⾛向腐败。

政治最⼤的腐败是什么？就是当官僚集团⾛向了恶性分裂，这才是⼀个更⼤的腐败。

恶性分裂，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政治⿊名单，还有出现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团裂解成了⼩集团，⼩集团的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

到最后，那些真正在位的⼈都不再关⼼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且，那样⼀个官僚⾼度⼯具化的政府、习惯了说谎的政府，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办法应对真正的打击的。

当然，在徽宗朝，我们看到的还是形势⼀⽚⼤好，因为社会经济其实有它⾃⾝的发展规律；如果你看开封，你会觉得灭亡之前的开封是花团锦簇的、好像是很繁荣的。

可是，那个国家机器内⾥已经彻底地腐败掉了，它已经丧失了应对内外打击的能⼒。

因此，当东北的⼥真⼈崛起，这个更强⼤的新的⼒量对宋朝展开攻击的时候，北宋政府是没有能⼒调整的。

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

它⾥边先烂了，已经是⼀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个⽐喻。

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任何⼀点风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却是那样⼀个强⼤的敌⼈，所以灭亡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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