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主要任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主要任务
作者：郭贝贝
来源：《贵州省党校学报》2021年第01期
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发展能力的实践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表象上是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全面改革问题，就是要构建一个多方畅通衔接、协调发展的动态循环系统，既要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要兼顾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为更好地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的作用，畅通市场循环、疏通堵点与断点，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1 - 0025 - 06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发展阶段、形势、条件、环境变化的重大历史性研判，是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根本要求，更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已开启，我们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始终坚持与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給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充分认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所致，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产能过剩和剩余价值剥削必然使其走向对外扩张的世界市场[1]。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是产能过剩之下的国际市场开拓，而是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短缺，通过国际大循环，以市场换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来支持国内市场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

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2]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国际大循环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正确认识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迫切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运动关系、供需之间的动态均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特征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再梳理、调整与重构，更好地释放生产力。

其实现路径是促进市场供需之间的一般动态均衡，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市场中实现畅通运行和良性循环，进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市场不仅包括国内市场，也涉及国际市场。

所谓国际市场，根本上就是国内的生产关系“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3]，“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4]。

可见，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均需遵循《资本论》中G-W…P…W’-G’三阶“跳跃”的资本循环逻辑，实现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流通过程与消费过程的有机统一[5]。

差别在于前者是世界各国之间资本大循环的结果，而后者则是一国国内资本大循环的结果。

（二）从历史逻辑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统筹把握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新条件、新环境的战略研判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资本供给、技术创新等要素短缺与不足，我国凭借丰富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

这种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对我国引进外资与技术、扩大进出口、提升经济实力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截至2019年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4.4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额为4.5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人均GDP水平突破1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目前来看，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正经历着从沿海到内地、从外资拉动到内外资联动、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从外贸拉动到内需驱动，以及创新发展由外而内、逐层推进、全面深入的演进过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我国已由中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特点，过去依赖“以外促内”的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路径将难以为继，需要加快形成注重“以内促外”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不仅面临着来自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的挑战，同时还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

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变”与“不变”。

“变”的是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变”的是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

从国际形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逆全球化趋势双重叠加，外部市场需求明显回落与不足，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危机觉醒，“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日渐崛起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

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影响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强，国际形势呈现“东升西降、南起北落”的发展态势，国际分工体系正从“禀赋优势-产品分工”向“全球价值链协作”转变，全球治理格局正从“美国主导、美欧共治”向“多元化主体-全球共治”的局面转变。

从国内形势来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
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层面上逐步发展为“双循环”，在时间层面上全面落实中长期发展规划。

（三）从实践逻辑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第一，供给方面。

我国已形成了全产业门类、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竞争力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产业链供应链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双重加持下，各类经济主体创新意识大幅提升，已具备基本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产业发展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据外交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我国研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创新投入规模2018年增至19677.9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2006至2018年创新投入年均增速高达17%;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第二，需求方面。

我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容量，不仅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人口规模，也具有4亿人口的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7万元。

按照支出法计算，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分别为55.4%与43.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外需比率）仅为
1.5%。

在2019年GDP增长的6.1%中，贡献率、消费、投资与外需分别为3.5、1.9、0.7个百分点。

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潜力最大的内需，也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直接体现。

投资连接着需求与供给两端，具有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特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和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

第三，流通方面。

我国不仅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基本形成了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产业。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极大提升了物流运输的便利性。

截至2019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3.9万公里，铁路网密度145.5公里/万平方公里;全国公路总里程501.25万公里，公路密度52.21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2893个。

另一方面，国内物流产业规模快速发展，信息化、集成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基本形成了集运输、仓储、加工配送、市场交易乃至信息化为一体的复合型物流业态，物流承载能力不断增强，物流成本逐渐降低。

截至2018年末，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3.1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全国货物周转量204686.24亿吨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持续6年下降。

第四，制度方面。

各项制度与机制在政策导向下得到有效优化。

各项基础性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正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转变，全国统一性大市场建设也在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中基本形成[6]。

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党中央在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方面均作出了积极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自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
来，改革重点发生了重大调整。

从最初的“去产能、去库存”向“去杠杆、防风险”和“补短板、强弱项”转变，集中做好“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兼顾供给与需求，为实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奠定了发展基石。

另一方面，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党中央就高度重视国内需求的发展，其政策理念也由“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转变。

二、深入理解構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新发展阶段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任务，也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

因此，需要深入理解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明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正确把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及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7]。

（一）关键在于构建各环节畅通衔接、协调发展的动态循环系统
一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环节、各部门、各区域相互协调、畅通衔接的动态循环系统，即市场网络各节点环环相扣的“大循环”。

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来看，这一“大循环”是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循环往复，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畅通衔接，重点在于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

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流通与分配是二者之间的连接桥梁。

从社会分工来看，这一“大循环”还体现在社会再生产在地域、部门、内外意义上的循环，涉及城乡循环、区域循环、产业循环及国内外循环。

这个“大循环”是这一系列循环过程的集合体，国民经济社会活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部门、方面出现“漏洞”或“脱轨”，均会引发“大循环”的不畅通或受堵，进而制约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市场运行中仍存在诸多堵点、断点，需要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形成统一大市场，构建畅通衔接、协调发展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8]。

（二）核心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发展模式将由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更加强调内需拉动与创新驱动的作用，符合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历史规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日益脆弱，单边主义与国家保护主义盛行。

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把利用国际市场为主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变为更多地利用国内市场为主的新全球化战略，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要素引力场。

这一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将建设强大、统一的国内市场提升至新高度，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
市场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进而支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夯实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产业基础[9]。

（三）从实践逻辑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第一，供给方面。

我国已形成了全产业门类、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竞争力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产业链供应链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双重加持下，各类经济主体创新意识大幅提升，已具备基本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产业发展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据外交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我国研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创新投入规模2018年增至19677.9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2006至2018年创新投入年均增速高达17%;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第二，需求方面。

我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容量，不仅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人口规模，也具有4亿人口的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7万元。

按照支出法计算，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分别为55.4%与43.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外需比率）仅为
1.5%。

在2019年GDP增长的6.1%中，贡献率、消费、投资与外需分别为3.5、1.9、0.7个百分点。

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潜力最大的内需，也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直接体现。

投资连接着需求与供给两端，具有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特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和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

第三，流通方面。

我国不仅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基本形成了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产业。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极大提升了物流运输的便利性。

截至2019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3.9万公里，铁路网密度145.5公里/万平方公里;全国公路总里程501.25万公里，公路密度52.21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2893个。

另一方面，国内物流产业规模快速发展，信息化、集成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基本形成了集运输、仓储、加工配送、市场交易乃至信息化为一体的复合型物流业态，物流承载能力不断增强，物流成本逐渐降低。

截至2018年末，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3.1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全国货物周转量204686.24亿吨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持续6年下降。

第四，制度方面。

各项制度与机制在政策导向下得到有效优化。

各项基础性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正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转变，全国统一性大市场建设也在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中基本形成[6]。

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党中央在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方面均作出了积极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自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改革重点发生了重大调整。

从最初的“去产能、去库存”向“去杠杆、防风险”和“补短板、强弱项”转变，集中做好“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兼顾供给与需求，为实现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奠定了发展基石。

另一方面，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党中央就高度重视国内需求的发展，其政策理念也由“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转变。

二、深入理解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新发展阶段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任务，也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

因此，需要深入理解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明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正确把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及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7]。

（一）关键在于构建各环节畅通衔接、协调发展的动态循环系统
一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环节、各部门、各区域相互协调、畅通衔接的动态循环系统，即市场网络各节点环环相扣的“大循环”。

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来看，这一“大循环”是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循环往复，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畅通衔接，重点在于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

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流通与分配是二者之间的连接桥梁。

从社会分工来看，这一“大循环”还体现在社会再生产在地域、部门、内外意义上的循环，涉及城乡循环、区域循环、产业循环及国内外循环。

这个“大循环”是这一系列循环过程的集合体，国民经济社会活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部门、方面出现“漏洞”或“脱轨”，均会引发“大循环”的不畅通或受堵，进而制约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市场运行中仍存在诸多堵点、断点，需要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形成统一大市场，构建畅通衔接、协调发展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8]。

（二）核心在于以國内大循环为主体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发展模式将由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更加强调内需拉动与创新驱动的作用，符合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历史规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日益脆弱，单边主义与国家保护主义盛行。

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把利用国际市场为主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变为更多地利用国内市场为主的新全球化战略，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要素引力场。

这一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将建设强大、统一的国内市场提升至新高度，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市场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进而支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夯实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产业基础[9]。

（三）从实践逻辑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第一，供给方面。

我国已形成了全产业门类、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竞争力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产业链供应链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双重加持下，各类经济主体创新意识大幅提升，已具备基本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产业发展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据外交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我国研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创新投入规模2018年增至19677.9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2006至2018年创新投入年均增速高达17%;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第二，需求方面。

我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容量，不仅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人口规模，也具有4亿人口的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7万元。

按照支出法计算，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分别为55.4%与43.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外需比率）仅为
1.5%。

在2019年GDP增长的6.1%中，贡献率、消费、投资与外需分别为3.5、1.9、0.7个百分点。

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潜力最大的内需，也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直接体现。

投资连接着需求与供给两端，具有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特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和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

第三，流通方面。

我国不仅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基本形成了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产业。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极大提升了物流运输的便利性。

截至2019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3.9万公里，铁路网密度145.5公里/万平方公里;全国公路总里程501.25万公里，公路密度52.21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2893个。

另一方面，国内物流产业规模快速发展，信息化、集成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基本形成了集运输、仓储、加工配送、市场交易乃至信息化为一体的复合型物流业态，物流承载能力不断增强，物流成本逐渐降低。

截至2018年末，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3.1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全国货物周转量204686.24亿吨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持续6年下降。

第四，制度方面。

各项制度与机制在政策导向下得到有效优化。

各项基础性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從“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转变，全国统一性大市场建设也在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中基本形成[6]。

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党中央在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方面均作出了积极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自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改革重点发生了重大调整。

从最初的“去产能、去库存”向“去杠杆、防风险”和“补短板、强弱项”转变，集中做好“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兼顾供给与需求，为实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奠定了发展基石。

另一方面，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党中央就高度重视国内需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