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期刊主编的四种意识

期刊主编的四种意识
1.问题意识
什么是问题？问题即是我们的“惑”。

期刊主编要有充分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如同危机意识一样，是每一位主编时时刻刻要锁定在脑子里的东西。

“问题意识”不只是一个学术期刊的问题，它是所有人文期刊都要遇到的问题。

大问题是一期刊物怎么策划，小问题是一个栏目怎么策划。

所以，从根本性意义上说，问题就是需要主编去破解的难题。

许多时候，问题的出现源于期刊内部逻辑的延伸。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期刊编辑过程中，一个问题可能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的延伸。

报道青年创业的事迹可能引出人才问题，评论某部电视剧可能引出导演和演员。

每位主编都在期刊内部范式里工作，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后面潜伏着的另外的现实。

毫无疑问，具有问题意识的主编是眼光犀利的主编。

编辑出版史正如一部哲学史，也是不断提出问题、反思问题、问题论辩的历史。

主编在终审工作中，预设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为，因为它可以快捷地捕捉主要目标，避免终审的差错，同时可以不断拓展终审的内涵。

2、独立意识
独立意识一直被看作期刊主编的一种梦想。

独立意识不是无知无畏，更不是无知才无畏。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

像纳米，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

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处，比如，为什么要把泥土拿来做成砖，砖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为小的沙粒没有强度。

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纳米在前几年炒得很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连真正搞纳米的科学家都弄不明白：一个是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一个是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所以，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不得了，因为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所以说“无知才无畏”。

这种思维绝不是“独立意识”。

什么是期刊主编的独立意识呢？独立意识不是自行其是，不是要摆脱通行的期刊检查制度，而是一位主编对于刊物整体性独立思维。

文化界一直流传着“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说法，两者都以思想、文化见长，相比之下，《天涯》的特色是什么？《天涯》主编说，特色主要是关注现实，注重独特的个人感觉与感受力，相对来说更有原创性。

举一个例子，一部好电影或好的美术作品出来了，别的杂志可能是组织评论，我们则是直接约导演、编剧或画家本人写文章，阐述他的创作动机和介绍创作过程、心理。

所以一些导演，例如贾樟柯、王超、吴文光及画家徐冰都给我们写过文章。

我想这是我们和其他文化杂志的不同吧。

他们更注重知识介绍。

这，就是《天涯》主编的独立意识。

目前国内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已经走入“泛综合化”时代，这种“泛综合化”表现为刊物在成果的推介形式上往往是文集式的，并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同小异，刊物整体性地陷入了“同构”：即编辑方针雷同，编辑模式雷同，编辑手段雷同，栏目设置雷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雷同。

在目前条件下，改变这一局面是困难的，甚至是行不通的。

谁都不否认目前综合类社科期刊办得太多太滥，然而，你想减少综合类社科期刊的数量，增加专业性学术期刊的数量，或者说改为某一学科的专业期刊，甚至设想所有的学科都办一个刊物，在审批制度严厉的今天，根本就没有可能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别无选择，你就得跟着走入“泛综合化”的时代，你就得考虑
你的办刊思路，考虑你的刊物定位，也就是考虑你作为一位主编的独立意识。

从刊物的发展空间看，这又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局面：综合类社科期刊看起来涉及的领域大了，实际上发挥的空间却变小了；而专业性学术期刊涉及的领域小了，它的发挥空间反而大了。

从期刊评价体系的影响因子看，无论如何专业性学术期刊要比综合类社科期刊占用更多的优势。

在综合类社科期刊不可能成为专业性学术期刊的情形下，我们不妨改变策略，搞“小专业”，即在栏目建设上下功夫，集中一二个特色栏目，以栏目带动整个刊物。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就是从“学科综合”的办刊模式向“问题综合”的办刊模式转变。

所谓“问题综合”，就是要求学术期刊编辑部要有中心意识，或者叫做主体意识，多方调动学术资源和作者资源，形成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

3.比较意识
作为期刊主编，独守闺房，独守自己一家刊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视界，或者叫做“视阈”。

翻一翻国内著名的期刊，特别是同行业的期刊，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比较意识，要去做比较研究。

要时常会去关注国内公认的或权威机构的期刊排名，对其中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刊物，哪些方面长进了，哪些方面还有不足。

现在大家都盯着《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这三大文摘，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这是你可以看到的部分；还有你可能注意不到或看不到的，就是你的刊物的文章究竟被引用了多少，这是引用率指标，它对整个影响因子的数据是相当重要的。

这一点，对学术期刊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我国目前的文史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的文章在国际学术界的引用率几乎为零，主要问题在于参考文献做得不行。

看看台湾和香港的杂志，一篇文章至少100个注释以上，重视文献，就是尊重原创，重视学术，而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必须去做那种比较的功夫。

文学期刊、时政类、社会类、生活类期刊同样是如此。

比较意识对于主编审稿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许多论文格局大体同一个模式。

比如经济学论文，最先一二章一般都是综述相关的西方的理论，作为所谓的即“文献综述”，然后再“启示”性地仿生和研究阐述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

这样的比较研究，这样的结构安排表面上看起来并无不当。

问题在于如何使两者融合为完美的有机体。

可惜往往存在裂缝，像两张皮，中国实际的皮和西方理论的皮分置着。

一方面，文献综述后就搁在一边，在解决论述主题时就很少或几乎没有引用适合中国实际的精辟理论，好像所综述的文献与主题研究没多大关系；另一方面，主次处理不当。

写经济学论文存在过分贴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偏好，似有以西方经济学的学问为学问、以西方经济学的是非为是非的倾向。

搞市场经济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必要的，但只能以中国国情所需为限，以我国实践的需要来论定和取舍。

因为它们都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非专为中国而著述。

凡适用我国国情的，不“先进”的也先进，哪怕是不知名经济学家的学说；凡不适用我国国情的，再“先进”的也不先进，哪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学说。

不懂得这个道理，任何最“著名”最“权威”的经济学对当今中国充其量也不过仅有理论炒作的价值而已。

4.转换意识
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无论从心理上接受与否，我们已身处数字化的包围之中，有点危机重重。

现在的80后、90后都自称是“网络原住民”，
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网络，而不是纸质媒体。

信息社会对期刊的冲击是很严重甚至很残酷的，我们好像又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被他们“主编”了。

具体到人文期刊，由于它只是整个出版产业链中的一环，我们在文章编排、收发稿件上感受到更多的便利，对整个出版业因数字化所带来的众多变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敏感。

在考察编辑及编辑工作时，仍然是以政治素养、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心理素质、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为落脚点，而对于作者资源如何整合、知识生产如何组织，数字内容如何提供等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数字化对期刊传统的办刊模式带来的冲击已不可小觑，这从刊物邮发订数的连年减少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因此，作为期刊“掌门人”的主编，如何主动出击，对数字化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

这除了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更重要的还得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

（1）由“把关者”向“引领者”的转换
在传统办刊模式中，期刊的主编大多扮演的是“把关者”的角色，主要确保政治导向、价值导向、文章水平、作品质量不出问题就行。

但在数字化时代，期刊已不再是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而是与其他媒体互动的共同体中的一员，它本身或多或少已具有了文化信息策源地和集散地的功能。

也就是说，期刊的主编不能仅仅满足于“把关者”的角色，而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之源”，向文化和学术的“引领者”过渡。

要依靠丰富的学术信息、新颖的编排技巧，以及主动与相关媒体结成学术共同体，把离去的读者重新吸引到自己的身边。

（2）由作家化、学者化向职业化的转换
期刊的主编首先要是位学者、作家或是其它方面的专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作为主编，究竟是在编辑学领域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学”那个“学”领域取得成就，那就是一个问题了。

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既要做一个好主编，又要做一个出色的学者、作家或是其它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所以，有不少主编选择了后者，尽量以学者、作家或是其它方面的专家兼主编自居，而不是单纯以主编自居。

但在数字化时代，期刊主编要求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既是公共平台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又是期刊内容的选择者和加工者，同时还是期刊的策划者和推动者；既要对公共话语保持敏锐的感知，又要对栏目设置、文字编排具有娴熟的综合能力。

既要把平面媒体的优势做足做精，又要把多媒体的传播形式成功借鉴。

因此，除了“超人”，对于普通人来说，既然选择了做期刊的主编，就只能由作家化、学者化向职业化过渡，在不断的学习探索中，使其主办的期刊、使自身的修养和学识适应数字化。

（3）由平面化思维向立体化思维的转换
期刊作为纸质媒体，它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平面媒体邀请相同或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创作体裁的专家学者和作家，有意识地策划推出一系列有品位的重头作品。

从这一点来说，它要比目前的网络等电子媒体即贴即删的短、平、快作品，更具持续性效应和文化魅力。

然而，纸质媒体也有它的软肋——不仅文字充斥各个角落，而且版式、字体都是整齐划一，难以从视觉上吸引或打动读者，同时与快节奏的当下生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当然，如果没有网络作参照，没有出现数字化，我们或许可以习以为常，泰然处之。

但是，以网络为代表的多媒体的出现，它的标题为王、内容为王、图片为王，它的多维视觉效果，以及将光、声、影、动漫等集于一体的传播手段，改变了人们延续数百年的编辑方式、阅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得由平面化思维转向立体化思维成为大势所趋。

因此，这就需要期刊主编开动脑筋，除了开术期刊的网络电子版，能不能在纸质媒体上做文章，将文字、图片、声音糅为一体？图书界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或许也是未来期刊的发展
方向。

杂志编辑应坚持践行“三贴近”原则
•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

•“三贴近”原则反映了党中央对国内外新形势下思想宣传工作的清醒认识。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

•西方私有制使媒介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走上极端，使专业主义精神遭受商业逻辑的践踏，公共利益受到市场规则的侵蚀成为必然。

•“三贴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实际是根基，生活是源泉，群众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贴近实际，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实际出发部署工作，按实际需要开展工作，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具体实在、扎实深入。

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从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汲取新鲜营养、展示美好前景，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奋发图强，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共同奋斗，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入情入理，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

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可亲可信、深入人心。

”
•是以“三个代表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的必然要求。

是宣传思想工作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根本实现途径，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突破口，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

•只有做到“三贴近”，宣传思想工作才能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切实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抓住了“三贴近”，就能推动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准有效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为宣传思想工作奠定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贯彻了“三贴近”，就能使宣传思
想工作从实际出发，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要求，扎根现实生活，赢得群众信任，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