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花图腾的生态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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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花图腾的生态审美意蕴
作者:黄耀玉
来源:《美与时代·上》2020年第09期
摘要:图腾是原始时代被人类神灵化了的崇拜对象,人们以图腾来解释自身的来源,并把图腾神圣化,因此图腾其实包含着一个民族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自然、如何理解社会的基本思想。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研究壮族花图腾,探究其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蕴,可知壮族的花图腾包含着祖先崇拜和生育崇拜等民间信仰内容,蕴含着壮族人民所追求的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态和谐的内在精神。
关键词:壮族;花图腾;生态审美意蕴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18年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8SCXZD18)。
生态美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在当今生态环境屡遭破坏、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现代社会中,其发展与研究意义都显得十分重要。
曾繁仁先生认为,生态美学是关于生态存在论的美学观,其内在精神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即一种“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生态审美状态”[1]。
它不单单指向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还指向人与社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审美关系。
它是人类生存世界一切关系的有序和谐,是整体性的,关联性的,可持续发展的。
花图腾是壮族最普遍的图腾文化之一,渗透进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例如神话传说、风俗仪式、民族歌谣、服饰图案……尤其是在服饰图案上,花图腾的出现最为普遍,形式灵活多变,不仅成为了壮族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而且也是壮族人民审美情趣的体现。
它“同民族服饰整体造型艺术一样,以舍形取意的方式,視对象为传达情感和文化视觉信息符号,传达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人的审美情感。
”[2]花图腾的形成与发展与壮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壮族内在文化精神的体现,蕴含着生态意蕴。
一、壮族花图腾蕴含的自然生态审美观
《易传》曾说“生生之谓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贞。
”天地是一个不断变化、生生不息的整体世界,它孕育了自然万物,又滋养着万物,使得万物得以繁荣生长。
身处于天地之中的人类若要谋得兴盛发展,必须与这个整体世界保持同调,即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自然法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中庸》里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壮族的花图腾所蕴含的自然生态观,首先体现在其与自然的关系上。
壮族是传统的农耕民族,它生活的一切都和所处的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
壮族主要聚居于西南山区,气候温暖湿热,雨水充沛。
这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大量的动植物资源,其中就包括繁盛的鲜花。
花朵娇艳
美丽、色彩斑斓,是自然界美的代表。
由于人类生理构造的特殊原因,暖色调能使人心生愉悦,故而,花朵自身的这种不同于其他植物的属性,在给大自然添抹亮丽色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花朵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壮族人民眼里美好的象征。
而且花还与人们的生产劳作息息相关,花能结果,花孕育的果实与种子对于以农耕为生的壮族人民而言,是尤为重要的。
花朵的繁盛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劳作收成的多寡,其种子更是影响着下一次的播种。
“自然界的力量给予他们恩惠及灾害。
他们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便产生了自然图腾崇拜。
于是他们将一切对自然图腾崇拜的情感倾注于方寸织物。
”[3]在早期壮民的生产劳作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壮族人民的一切劳作都和大自然的馈赠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如干旱和洪涝,便会极大地影响着壮族人民的生活。
壮族人民在具有如此强大力量的自然现象面前,是感到束手无策的,而又无法解释这样的自然现象,于是便认为有神灵在掌管着自然界的一切。
那么作为直接与生产生活相关联的花朵,就成为了他们神灵化的对象。
为了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壮族人民便对自然生出一种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渴望亲近自然,得到自然的力量,并与自然共生,于是他们便把具有自然神力的花朵绣在他们的服饰上。
花朵被运用于服饰图案上,种类十分丰富,如牡丹花、梅花、菊花、木棉花等等,图案逼真,却又不是对花朵简单的模仿描摹。
它在构图和色彩的表达上都经过了艺术的选择、提炼和加工,并且融入了壮族人民丰富的想象与巧妙的构思,最终形成的图案纹样,色彩鲜明、质朴神秘,极具民族特色。
在组合形式上,多与其他图案纹样组合在一起,例如太阳纹、水波纹、几何图、线条、蝴蝶、鸟、树等等,组合形式富于变化、灵动流畅、蕴含节奏、神秘而充满宗教意味;而在色彩的运用上,壮族的服饰图案色彩浓烈,一般是几种相近的明亮颜色组合在一起,如大红、桃红、紫红、粉红、明黄、橙黄这几种颜色,颜色之间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渐变相融的组合。
这样明亮浓烈的图案颜色与蓝或黑的服装底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感。
壮族服饰的花朵图案,不管是形式,还是色彩之间的组合,都是恰如其分的,主次分明、浓淡相宜,显示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
但那些图案远不只是一种追求美的体现,把各类花的图案神秘而浓烈鲜明地表达出来,它不仅是美的体现,更是壮族人民对自然的一种解读,是他们和自然关系的意识体现。
在那个劳作与生活都得指望大自然馈赠的时代,壮族人民把花朵神灵化以及普遍运用于服饰上的行为,实则是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
他们意识到人类与大自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唯有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从花被神灵化,到普遍运用于服饰图案上,都饱含了壮族人民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的炽热感情与美好希冀,是壮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体现,这是达到了主、客观的高度完美统一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二、壮族花图腾蕴含的社会生态审美观
花图腾作为被壮族神化了的崇拜对象,它不仅体现了一种亲缘关系,还包含了祖先崇拜和生育崇拜的民间信仰内容,它体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内在精神,最终指向的是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生态和谐。
“中界的大地上……长出一朵花来……,花一开,中间长出一个女人来。
这个女人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后世人叫她咪(姆)六甲。
”[4]600
“咪(姆)六甲见大地毫无生气,便想起造人来……她把湿泥土挖起来,照着自己的样子捏了很多泥人,用乱草蒙盖起来。
经过四十九天,打开蒙盖的草一看,这些泥人都活了起来。
”[4]600
这是《壮族神话集成》中关于姆六甲出世和造人的描述,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壮族人的认知里,他们的祖先是从花里生出来的,并且创造了人类。
于是便对花作亲缘上的始祖认同,也就产生了花图腾。
“‘图腾’,原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方言‘totem’,意为‘他的亲族’,即指认某一种动物、植物甚至一般的自然物与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便以这种生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来源,并以此来命名。
”[5]图腾的产生实则是早期人类对自身和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一种圣化和统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万物有灵”[3]思维的体现。
早期壮民把他们自身的产生以神话的方式展现出来,其神圣意味可见一斑。
生存于世的他们除了对自身之根源作出解释,氏族的建立也需要一个可以把族群凝聚统合起来的东西,那个东西必须是大家都一致认同并且具有神意的,如此一来,花图腾便担当了这种使命。
那么为什么是花担当了这种使命呢?其实这与花本身的属性有着莫大的关联。
正所谓“开花结果”,壮民在生产劳作中,必定发现了花开结种的这一自然现象,花开代表着生殖繁衍,是孕育生子的象征,是这世间万物赖以繁衍壮大的重要途径。
于是花在他们看来就成了一种神圣而伟大的存在,是具有神意的。
他们把这种神意和自身的根源联系在一起,认为花生人类,与他们有着亲缘上的关系,是他们的祖先。
除此之外,花强大的生殖能力也是壮民对花产生始祖认同的另一个原因。
图腾的产生不仅是原始人们对自身认知与对氏族来源的解释和认识,作为具有统合功能的神圣存在,更寄托了他们对族群兴旺发展的美好期望。
壮族人民把花当作他们的图腾,是希望他们族群能拥有花一样强大的生殖能力,进而壮大族群,以谋得兴旺发展。
早期壮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恶劣、生产力较低下,加上医疗水平的落后,导致人口增长缓慢,而壮族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其生产力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寡,所以族群的发展兴盛很大程度上决于族群人口的繁衍兴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壮族人民便自然而然地产
生对下一代繁衍的殷切渴望,但又由于缺乏对生殖孕育的医学上的知识了解,生殖现象在他们看来是神秘和令人敬畏的,于是便把繁衍后代的愿望寄托在生殖能力强大的花身上。
壮族人民常通过祭祀花神以及在服饰中大量运用花的图案的方式来祈求人丁兴旺。
各类花的图案常出现在壮族妇女的上衣大襟、衣袖、围腰以及随身携带的小包上,而她们用于背孩子的背带芯中也常绣有大花。
花的图案之所以更普遍地出现在壮族妇女的服饰上和用于背小孩的背带芯上,除了寄寓了壮族人民对生儿育女的愿望,还蕴含了壮族人民对生育之谜的认识和理解。
从壮族的“花生姆六甲”以及姆六甲造人的神话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早期壮民对于生殖的理解和渴望是和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早期人类对生殖的认识上,因为有一个客观事实摆在眼前——只有女性才能孕育生子,故而当时的人们深信女性具有生殖的神秘力量。
而花恰好具有和女性生殖能力相似的性质:首先是花瓣与女性外阴相似;其次是花的繁育能力与女性的生殖能力相似。
而从壮民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见,花生人的过程和女性生子的过程实则一模一样。
所以在壮民看来,花是与人相通的,花与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是生殖的象征。
于是,花就自然而然地承载了壮民对生殖的渴望,也就普遍地被用于女性的服饰以及背孩子的背带上了。
由此也引发出了壮族“求花”和“送背带”的风俗。
壮族的“求花”风俗主要是为新婚夫妇举行的,所谓的“求花”,其实就是“求子”。
一般而言,求花仪式的日子,是经由当地巫师选定的吉日,整个求花仪式也是由巫师主持。
在求花仪式的过程中,求花夫妇必须虔诚恭敬,在儀式结束之后,要把巫师留下的“花包”供奉起来,直至妇女怀孕。
而在妇女怀孕之后还要举行“围花”“护花”一系列的仪式,以保护孕妇所怀胎儿,令其平安诞生。
在壮族的大多地区,当一个孩子降生之后,外婆要亲手制作一条背带,在孩子满月之时赠予他,这一条背带将伴随孩子的整个童年,寄寓了人们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希望,“送背带”是壮族人民人生礼俗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背带的制作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壮族文化对花图腾的崇拜与敬仰。
花是壮族背带上必不可少的图案,常同叶子、果实相组合,色彩极其鲜明,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吸引力。
花图案在背带上如此引人注目的展现,实则是壮民的“护子”之愿望毫不掩盖的彰显。
由此可见,花与“生子”“护子”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壮族人民对花的始祖认同和生殖崇拜,体现了他们对自身根源的认知,同时也是“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深刻认同”[6]。
在这种认知与认同之下,是壮族人民对自身和族群与自然的相融依存关系的解读;而这种与自然相融依存的意识理念,则指引着他们的风俗仪式必须遵循花神的“神意”,以期盼或者祈求更美好的生活,于是他们或供奉或祭祀,如上文的“求花”、“送背带”仪式都是对花神尊崇讨好之举,是其对族群兴旺的渴求心理。
然而在对这种“神意”遵循之时,壮族族群内部的运行也受该“神意”影响,对壮民的生活与风俗仪式起到统合的作用。
故而,笔者认为,在这种对自身根源的认知与对族群兴旺的渴求背后,是壮民的社会生态审美观的体现。
三、壮族花图腾蕴含的精神生态审美观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提道:“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7]147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7]148正如植物都有其根系一样,壮族花图腾与壮民的精神观表现为根系与枝叶的关系。
而壮民的精神观经历了由“认知”到“规约”再到“共和”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壮民自身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生态化、审美化的发展,分别对应“依生之美”[8]、规范之美与尚和之美。
“咪(姆)六甲见大地毫无生气,便想起造人来……她把湿泥土挖起来,照着自己的样子捏了很多泥人,用乱草蒙盖起来。
经过四十九天,打开蒙盖的草一看,这些泥人都活了起来。
”[4]600
這是《壮族神话集成》中关于姆六甲出世和造人的描述,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壮族人的认知里,他们的祖先是从花里生出来的,并且创造了人类。
于是便对花作亲缘上的始祖认同,也就产生了花图腾。
“‘图腾’,原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方言‘totem’,意为‘他的亲族’,即指认某一种动物、植物甚至一般的自然物与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便以这种生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来源,并以此来命名。
”[5]图腾的产生实则是早期人类对自身和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一种圣化和统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万物有灵”[3]思维的体现。
早期壮民把他们自身的产生以神话的方式展现出来,其神圣意味可见一斑。
生存于世的他们除了对自身之根源作出解释,氏族的建立也需要一个可以把族群凝聚统合起来的东西,那个东西必须是大家都一致认同并且具有神意的,如此一来,花图腾便担当了这种使命。
那么为什么是花担当了这种使命呢?其实这与花本身的属性有着莫大的关联。
正所谓“开花结果”,壮民在生产劳作中,必定发现了花开结种的这一自然现象,花开代表着生殖繁衍,是孕育生子的象征,是这世间万物赖以繁衍壮大的重要途径。
于是花在他们看来就成了一种神圣而伟大的存在,是具有神意的。
他们把这种神意和自身的根源联系在一起,认为花生人类,与他们有着亲缘上的关系,是他们的祖先。
除此之外,花强大的生殖能力也是壮民对花产生始祖认同的另一个原因。
图腾的产生不仅是原始人们对自身认知与对氏族来源的解释和认识,作为具有统合功能的神圣存在,更寄托了他们对族群兴旺发展的美好期望。
壮族人民把花当作他们的图腾,是希望他们族群能拥有花一样强大的生殖能力,进而壮大族群,以谋得兴旺发展。
早期壮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恶劣、生产力较低下,加上医疗水平的落后,导致人口增长缓慢,而壮族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其生产力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寡,所以族群的发展兴盛很大程度上决于族群人口的繁衍兴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壮族人民便自然而然地产
生对下一代繁衍的殷切渴望,但又由于缺乏对生殖孕育的医学上的知识了解,生殖现象在他们看来是神秘和令人敬畏的,于是便把繁衍后代的愿望寄托在生殖能力强大的花身上。
壮族人民常通过祭祀花神以及在服饰中大量运用花的图案的方式来祈求人丁兴旺。
各类花的图案常出现在壮族妇女的上衣大襟、衣袖、围腰以及随身携带的小包上,而她们用于背孩子的背带芯中也常绣有大花。
花的图案之所以更普遍地出现在壮族妇女的服饰上和用于背小孩的背带芯上,除了寄寓了壮族人民对生儿育女的愿望,还蕴含了壮族人民对生育之谜的认识和理解。
从壮族的“花生姆六甲”以及姆六甲造人的神话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早期壮民对于生殖的理解和渴望是和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早期人类对生殖的认识上,因为有一个客观事实摆在眼前——只有女性才能孕育生子,故而当时的人们深信女性具有生殖的神秘力量。
而花恰好具有和女性生殖能力相似的性质:首先是花瓣与女性外阴相似;其次是花的繁育能力与女性的生殖能力相似。
而从壮民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见,花生人的过程和女性生子的过程实则一模一样。
所以在壮民看来,花是与人相通的,花与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是生殖的象征。
于是,花就自然而然地承载了壮民对生殖的渴望,也就普遍地被用于女性的服饰以及背孩子的背带上了。
由此也引发出了壮族“求花”和“送背带”的风俗。
壮族的“求花”风俗主要是为新婚夫妇举行的,所谓的“求花”,其实就是“求子”。
一般而言,求花仪式的日子,是经由当地巫师选定的吉日,整个求花仪式也是由巫师主持。
在求花仪式的过程中,求花夫妇必须虔诚恭敬,在仪式结束之后,要把巫师留下的“花包”供奉起来,直至妇女怀孕。
而在妇女怀孕之后还要举行“围花”“护花”一系列的仪式,以保护孕妇所怀胎儿,令其平安诞生。
在壮族的大多地区,当一个孩子降生之后,外婆要亲手制作一条背带,在孩子满月之时赠予他,这一条背带将伴随孩子的整个童年,寄寓了人们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希望,“送背带”是壮族人民人生礼俗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背带的制作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壮族文化对花图腾的崇拜与敬仰。
花是壮族背带上必不可少的图案,常同叶子、果实相组合,色彩极其鲜明,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吸引力。
花图案在背带上如此引人注目的展现,实则是壮民的“护子”之愿望毫不掩盖的彰显。
由此可见,花与“生子”“护子”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壮族人民对花的始祖认同和生殖崇拜,体现了他们对自身根源的认知,同时也是“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深刻认同”[6]。
在这种认知与认同之下,是壮族人民对自身和族群与自然的相融依存关系的解读;而这种与自然相融依存的意识理念,则指引着他们的风俗仪式必须遵循花神的“神意”,以期盼或者祈求更美好的生活,于是他们或供奉或祭祀,如上文的“求花”、“送背带”仪式都是对花神尊崇讨好之举,是其对族群兴旺的渴求心理。
然而在对这种“神意”遵循之时,壮族族群内部的运行也受该“神意”影响,对壮民的生活与风俗仪式起到统合的作用。
故而,笔者认为,在这种对自身根源的认知与对族群兴旺的渴求背后,是壮民的社会生态审美观的体现。
三、壮族花图腾蕴含的精神生态审美观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提道:“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7]147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7]148正如植物都有其根系一样,壮族花图腾与壮民的精神观表现为根系与枝叶的关系。
而壮民的精神观经历了由“认知”到“规约”再到“共和”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壮民自身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生态化、审美化的发展,分别对应“依生之美”[8]、规范之美与尚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