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文史独留两青峰

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文史独留两青峰
作者：暂无
来源：《新经济》 2015年第17期
畅钟
陈寅恪为民国时期名贯中西之史学大家，兼具文学诗词之高才，后世论其著作者多多，常
以意识形态之角度，或批评、或赞誉，更有后世之学者数人，考据其身世祥繁，坎坷阅历、个
人情怀者，而独对其学术思想、研究贡献、精神特质作一整体评价者甚少，今遍翻其著作，常
常感慨系之，不能释怀，更感于其学术思想今世之传承者少之又少，名山之作，当普及于世，
传乘斯后，为吾辈之责任。

故而在论及民国十大家之中，略费笔墨，以释我怀，念其坎坷之身
世与为学之精神，凝神揣想，望神交与文字，唏嘘与诗篇，惆怅旷叹之余，拣述其作，不求闻达，唯期布余。

陈寅恪生前著述多多，每每创见，即以单篇论之，断禅发幽，数万言难以穷尽也，而今则
总而括之，力图提炼其学术研究之法、思想重见、精神特质，或可以资世人解其意而尊其格，
读其书而明其神。

再兼纵横比较，其史学与文学之丰碑当有其位而昭彰后人者，或可抛砖引玉，非为遣愁搏笑，只为纪念感怀，以传续中华文化之精神也。

一、陈寅恪生平（略）
二、陈寅恪著述（略）
三、陈寅恪学术研究简论
陈寅恪身兼史学及文学大家之双重身份，其研究领域则就广义而言，当然包括史学与文学
两个领域。

史学研究，则以隋唐、南北朝为其重点，其中涉及道教、佛教之部分研究，同时有
大量校注学之研究。

文学方面，则包含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就文学研究而言，包括对元稹、
白居易、韩愈、杜甫、陈端生、柳如是等方面的研究，而文学创作方面，则著有大量诗篇，陈
寅恪之诗篇充分反映了陈氏之精神气质及文化内涵，陈氏兼具文学与史学之双重素养，所以其
对文学与史学之研究常常贯通其中，比照参考，再兼西方诸国之留学与研究经历，所以其对中
国文化之研究，常常能在理解西学之基础上，超越纯粹西学之观点而能挖掘出中国文化之独特
魅力，最要者，乃在于陈氏之精神气质有别于同时期大多中国学人，有其独特之一面。

下面就
陈氏之研究目的、成果略作说明，同时，总结出陈氏之有别于他人之独特研究方法，最后，通
过陈氏对当时诸多大家之评论及陈氏之文学作品，提炼其精神气质与内涵，以利于更深刻更全
面把握其内在精神以及陈氏对中国历史文化等诸问题的体悟与理解。

（一）陈寅恪的历史学研究
1、陈寅恪对隋唐历史的研究
甲、陈寅恪的研究目的及其框架
要了解任何思想及学术大家之研究成果，首先需了解其研究目的，方能对其研究结论做出
评价与总结，对陈寅恪而言，其对中国隋唐历史的研究出发点为何？可参看其在《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稿》中的第一篇《绪论》中开宗明义的说明：
“夫隋唐时期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书者，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

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
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
所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概一国一民族之演变，在现象层面即为物质
及制度之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之背后，必然是学术思想及其精神气质的变化为其先导，陈氏深
明其理，旁征博引，对隋唐时期制度文化演变之根本进行了全面详实的分析，为说明方便，这
里再次引用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氏的开卷说明，陈氏在绪论中即指出本书研
究之结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

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
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至北齐
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
入于魏……故（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
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随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凡西魏、北
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
就地狱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

”
概中国历史之演变，自三皇五帝而后、夏商周、秦汉以降，可以说经历了圣人治理到君主
立国之演变，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从最初的原始民主社会进入家族世袭制之时代，其演变之途
径乃历史之必然，而其中先秦诸子对三代之推崇渐成理想社会之目标，社会历史的发展则以实
力兼具地理、人和、天时等诸种因素。

而从其中原始民主社会到家族世袭之演变则独有其中国
式道路，其中对先秦诸子诸家学说之推崇虽则夹杂其间，而家族力量之渊源流变则成为决定历
史发展的根本，在世袭家族、王权专政、文化学术种种错杂反复之背景下之交相融合与变化，
则为中国从上古到中古时期一大特点。

只有抓住此一主要问题，则中国历史中文化与制度之演
变方可得一正解。

陈寅恪显然了解并具此洞见，故而在隋唐及其南北朝时代的研究中，将家族
世袭与王权演变和文化传承之间的渊源流变层层剥茧，以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流变提出客观而
全面的见解，此乃陈氏伟大贡献之所在。

质而言之，中国社会商周时期之制度文化为一大变，而周秦之际再一大变，从商朝之好鬼神、重商业到周朝之重礼仪、尚分封，再到秦统一六国，以墨、法为治国之根本，到汉魏时期，则兼具道、儒，墨家之思想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天下一统所需要的圣王治理则沦落为以崇尚武
力与霸道之君王，只不过在家族世袭制的治理结构中，唯皇权得以世袭，而诸侯卿大夫则渐渐
失去制度之保证。

既然皇权凭武力与霸术可居于最高之地位，同样，诸多士族与诸侯也依据同
一道理，虽无制度之保证，但凭借其实力与权谋往往能占得一席之位，此乃历史发展中的学术
逻辑，正是在这种皇权世袭与家族理念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历史往往百般吊诡，诸多学术理
念与治理结构则常常矛盾丛生，皇权一族，若遇圣明之主，则可以励精图治，在诸侯卿大夫之
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之间能取得难得之平衡，而遇一软弱无能或贪鄙昏庸之君主，则局面失控，文化与制度之建设难以取得进展，这也正是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乱世之根源所在。

中国制度文化，最早进入一早熟时期，当以秦国统一六国为标志，此后几千年来，就一国
之政体而言，尚无突破性之贡献。

而这一早熟之文明形态，由于其先天之不足，根据上段之论述，则很容易导致国家混乱之局面，若此一混乱局面之形成，反而为异域文化之传播提供了土
壤及时机。

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族文化流入中国并最后与中国固有文化互相融合之根本
原因，此乃任何一种先进文化，必有其不足之处，而傥使此种文化于制度之缺陷与不足未能为
人之力量所扭正，则落后文化中对人性欲望之宽泛反而能掩盖一种先进文化中对人性欲望之更
大抑制之成分，而得以被喜欢此种落后文化之人士所吸收。

以上所述，可以帮助充分理解陈氏之隋唐制度文化之演变之论述，简而言之，陈寅恪将隋
唐之制度文化渊源分为三个源流，其一为汉魏以降之中原文化之一脉而被北魏政权继承者，其
二为西晋南迁后南朝宋齐梁陈之传承变迁之文化，其三为北魏分解后以关陇地区比附于中原文
化而实质乃鲜卑等少数民族之传统。

乙、陈氏对隋唐“礼仪”文化及其根源的研究
隋唐制度及文化，陈寅恪从“仪礼、职官、刑律、兵制、财政”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而在这种详实可靠之论证中，陈寅恪从大量的历史资料，比如《南史》、《北史》、《魏书》、《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中旁征博引，同时，也从大量的文学作品比如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文中交相引证，再者，陈氏
也从后期历代大家比如朱熹等对历史的分析中寻找引证，此乃陈氏研究之有别于他人者，不得
不察。

正是由于中国这一早熟的文化与制度设计，自周公“制礼作乐”而被孔子盛赞以来，“礼仪”文化即被后世儒生及士大夫们作为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成分，但对其后世之演变及
解读却往往鲜有更为深刻之理解。

中国式礼仪文化被历代士大夫们作为其“治国平天下”之重
要手段，但其中礼仪文化自从周朝之分封制之解体后更多成为一种形式化之手段，早已与中国
现实有着不可调和之矛盾，此种矛盾就现实层面而言之，即为中国皇权专制与文官治理之间之
调和剂，就学术思想之传承而言，此种礼仪文化渐渐成为中国文化中之不可割舍之基因，而其
形式化之本质却被历代士大夫理解为文化生命之本质，成为一方面维护统治者及调和统治者内
部之手段之工具，另一方面，则被历代贤良忠臣视为中国文化之本质而顶礼膜拜之不可逾越之
屏障，成为中国制度与文化发展之重大障碍，当然，陈寅恪无意对此提出批评，陈氏之孜孜不
倦之考证，其实更多是用来阐述此种“礼仪”制度及文化从汉魏到随唐之间的流变轨迹。

为进一步明了陈氏之研究方法、角度、结论，我们重点剖析陈氏在隋唐礼仪制度及文化方
面的研究及其结论，以便管中窥豹，了解陈氏之研究方法、角度、结论及陈寅恪的精神特质。

陈氏甫一开始，即引用《新唐书》礼乐志中的一段文字，此为陈氏研究礼仪之出发点，故
而再次引用如下：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及
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自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

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

”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
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

然用自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

根据以上新唐书所言，礼乐文化自三代以降，即成为朝廷士大夫及各级官员之间的一套形
式系统，仅仅成为教化及掩饰之工具，似乎对礼仪之考证研究无此必要，但陈氏提出新的见解：
礼制本于封建阶级相维系……，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
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不加以论就也。

以上可见陈氏在明了礼仪之形式化虚名之同时，又指出其对士大夫之重要影响，故而提出
其研究之价值。

此乃陈氏一贯风格，既研究任何问题前，必广泛了解前人之观点，承认其正确
之一面，而对其所忽视之处，则重新考证研究。

陈寅恪随后大量引用《隋书》、《南史》、《北史》、《北齐书》等等，并互相印证，引
用王粲、牛弘、蒋少游、刘昶、刘芳、崔光等事迹，以明辨隋唐及其前代之礼仪之制作。

最后，陈氏总结道：
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体及后齐仪注……所谓后
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模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则为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
承汉、魏、西晋之遗产。

以上这段话说明，虽然隋文帝推翻宇文氏之北周，但其中大量的礼仪文物制度，则继承北
魏后期之北齐制度及东晋后期南朝前期之制度文化。

此一点，也论证了陈寅恪在开篇中所提到
的隋唐制度及其文化的三个来源，一为北魏汉化之制度，一为晋室南迁后之沿袭于梁陈之汉文化。

而关于北周之文化制度，陈氏也进行了充分说明，揭示其乃比附于《周礼》之鲜卑族之传统，并进而论及隋唐礼仪之形成：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
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此绰（注：苏绰，为宇文氏之制礼乐者）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
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故考隋唐制度渊源者应置武功苏
氏父子之事业于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

从以上所引用的陈寅恪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明了陈氏将随唐制度及文化的三个源流
进行了详实而可靠的论证，同时，我们也清楚地明白了陈氏在中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到隋
唐时期的中国文化的演变传承，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世族大家的传承，与现代史书仅仅对世族之
批评不同，陈寅恪挖掘出自汉魏以降，中国士大夫家族及其历代世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着不
可磨灭的贡献。

丙、陈氏对隋唐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的考证与辩证（略）
2、陈寅恪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
陈寅恪关于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收录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今率先列举其
篇章题目，以观其研究内容及方法之要点：
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所谓历史，乃赖于人类之所创造，而人们必
受制于历史、地理、家族等诸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古时代，家族世袭之遗风及实力必将具
有重大的决定力量，此乃陈寅恪研究氏族之重要性之所在，自古以来制史者虽明乎于此，但对
其间氏族之力量之渊源流变及其作用尚未作系统之研究，尤其在家族史于中国历史之进程中的
关系未曾做出明晰的判定，大概源于古时治史者往往有着诸多顾及及讳言有关，往往着力于歌
颂圣主之英明而论之。

陈氏独辟蹊径，从大量历史文献中挖掘李氏家族之历史，以资明晰李唐
王朝之根源，有其自有之价值与独特之贡献。

考诸历史，从《汉书》、《晋书》之记载，有人认为李唐王室源自汉代李广，但陈寅恪以其严谨之治学态度，并未采纳，而将李唐之世族根据《册府元龟》、《唐会要》的记载，尤其是《新唐书》帝王表之记述，将李氏家族上溯于南北朝时西凉后主李歆，其后则李氏之族者有太守、武将等等。

而对于其父系血统而言，明确其为汉人，只是母系血统中，其祖母及母亲俱为胡人（祖母独孤氏乃鲜卑族人，母亲窦氏有二分之一鲜卑血统）。

但就血统而论，其实不足以说明其家族之文化特征，因为当时既有胡化之汉人，比如北齐创建者高洋及其子高欢，也有汉化之胡人，北魏孝文帝即是明证。

更要着乃在于以家族以何种文化为传承之本，陈氏虽未明确说明，但通过对西魏宇文氏之以周礼之名义恢复鲜卑旧制，恢复被北魏孝文帝改性之胡人姓氏，同时赐予汉人胡人之种姓，而隋文帝杨坚则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恢复汉姓，兼李唐世族与北魏、西魏、隋文帝之渊源，可知李唐世族必深受胡汉两种文化之熏陶，从而奠定李唐盛世之文化包容之气度。

此乃陈寅恪对李氏家族研究之重要结论及拓展。

可谓陈氏在隋唐政治史研究上之一大贡献。

陈寅恪对唐代“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的研究，实质是对唐代政变及文官治理系统内不同派别的研究，为尊重其研究结果，我们采用其“革命”一词，但需指出此处所言之“革命”非学术界内多年“革命”一词之含义。

陈氏在此处的贡献有二，一为详细解释为何唐初时政治革命多由中央发动而成功，而地方发动则以失败告终。

而唐朝后期，则以地方革命为主，并对李唐王朝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其二为唐朝从武则天时代起，文官系统内部资生以山东豪族为代表的恪守儒家礼仪之官僚系统及以文学词章而通过科举而进入行政系统的文学之士，此两派的斗争影响遍及唐朝中晚期，并最终导致了牛李党争等重要事件。

陈氏言初唐时政治革命乃得以在中央成功，比如玄武门之变及武后当政，皆源于其所控制的部队在北门的胜利。

而当时则地方武力远不及中央，故而尉迟迥、徐敬业失败之根由。

而后期“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所以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而唐室之衰亡实由于地方政治革命之安、史、庞勋、黄巢等之叛乱，及黄巢部将朱温之篡夺也。

”
陈寅恪在研究唐代政治史时延续其一贯风格及思路，即非常注意唐代统治阶层内部家族权利的斗争，参见其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记唐代之李武韦杨》一文对“李、武、扬、韦”等家族史及其政策、方法、谋略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深刻剖析并明了中古时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及其演变过程。

而对唐朝与不同家族之间相关联的是，唐代自始至终在皇位继承人的设定方面，一直没有一明确及稳定的政策及其规定，而由于皇储即皇位继承人的不确定性，屡次导致了唐朝政治的混乱，进而直接影响到唐朝社会的稳定。

根据以上陈氏的研究思路，其对唐太宗、武周时期（武则天当政时期）及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诸多事实及政策对唐朝社会的演变的影响，乃其所发前人之未发而有其独特之贡献。

此处略引其在《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中的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级中的研究结论，以资参考：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承西魏、北周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

至武瞾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

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在此时亦在此际起一升级之变动。

陈寅恪在这段文字中所述的“关中本位政策”前已述及，今不多阐述，大意为其当时之统治以关陇地区之胡汉文化融合及其相应的制度及政策层面。

而武后当政时期则以科举取士之政策渐渐破坏其原有统治阶层之组成，从文官治理系统而言之，此乃唐朝初期至中期一大特征，而其中文官治理系统与原有武官系统之间的融合渐不存在，而其后在文官治理系统内部的两大阵营，即前期以传统儒生，即大量的山东豪族之尊受儒家礼仪之阶层与新科以文章磁浮著称之
文人学士之间的对立此后影响整个唐代之政治及社会生活。

而武将则渐渐以独立，此后的藩镇
割据之局面形成乃一滥觞者也。

由于武则天的新政，唐朝社会一方面在治理系统层面也就是政治层面而言，渐成两大对立
之局面，而社会文化方面也分为两大阵营，即以河北地区（黄河以北，包括今山西局部、河南、山东、河北、东北等地区）之胡化及其民风之演变，另外则以关陇地区及江南地区之汉文化或
汉化之胡人为其主导。

至玄宗时期，则诉诸于边疆之保卫，则不得已而依据胡人为主之武将，
包括安禄山等节度使，此乃唐朝历史演变中之重要变化。

在谈到唐玄宗时期之局面及相应政策，以及其取用安禄山等胡人之武将，陈氏明确提出新解，不同于传统史书仅仅将其归结为“李林甫”以巩固自身之地位而已。

而在玄宗之后，安史
之乱沉痛打击唐时之政治经济以及其中央统治集团之权威，唐朝社会则实质上形成内部分裂之势，其关键地方在于“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
南八道财赋之供给。

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
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抑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

”（陈寅恪《唐代
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常常善于抓住历史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其对武后当政后所实行的科举取士政策，进
而到最后唐朝治理系统内部的派别斗争，尤其是牛李党争此问题，将其归纳推论为传统儒生与
文学之士之间的为证理念及其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冲突，可谓一新解也，此处不再详加论释，有兴趣者可参阅其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的中篇，即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的论述。

陈寅恪在论及唐朝时期与外族势力之盛衰及其内忧外患之关系中，也提出了许多国人对大
唐时期文治武功之诸多误解，比如人们往往将大唐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归咎于唐时的强大，其实，陈氏研究指出：
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
之单独性也。

陈氏所言之连环性与单独性，质而言之，实质是指唐朝时期整个国内国际之间的政治社会
之纷繁复杂之关联性，而非单独其一民族一国家之问题。

关于唐朝外患，以突厥、回鹘（回迄）、吐蕃、高丽等为重，而其中的得失成败，历来史
家论述者多多，陈寅恪发掘其中的此消彼长之关系，不独将胜者归为其单独之原因，更能发现
其中本民族之衰败乃其中之主因，此处略引陈氏之几段论述，以资参考：
关于突厥：
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之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
族回迄薛延陀之兴起两端，故授中国以可乘之机。

否则虽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未必能致如是之
奇迹。

斯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关于吐蕃：
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边陲稍得
安谧。

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

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

此党项后裔之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

关于高丽及西北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