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经济关系的新形势与新问题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张励
摘要：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对外区域合作最为成熟的机制之一。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指流域的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和我国云南省，其主要致力于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在这几年中合作上取得了较为出色的成效。

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由于受金融危机因素、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及区域合作化因素的合力作用影响，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形成有别于以往的不同发展态势，新问题也伴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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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关系能否继续深入展开，经济合作能否深化的一个关节点便是处理好来自区内体与区外体各种交叉因素。

本文以后金融危机时代为研究背景，通过对中国与GMS国家间出现的金融危机因素、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及区域合作化因素进行探讨，来研究中国与GMS国家间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以期对中国顺利展开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拓展东南亚桥头堡经济辐射区，以及和平外交的发展、周边战略依托的建设起到积极启示意义。

一、在金融危机因素背景下，GMS国家的新进展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创伤，各政府为避免危机扩大，纷纷出台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并出面向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的刺激引导，各个国家的经济已开始复苏并逐渐转暖。

此外，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对中国输出无缝钢管进行征收反倾销的事件也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而其正是经济复苏的导向标，预示着经济危机的触底（但其走出危机的徘徊期仍值得推敲）。

GMS国家在遭受正常的经济辐射冲击的同时，政治、经济区域合作中出现了一些新进展。

其一，泰国昆曼国际大通道自2005年动工开始，未因金融危机而流产，并于2009年成功通车，其建成对促进GMS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中国与柬埔寨签订的造价亿元人民币首相府办公大楼援助工程也未因金融危机原因而中断。

在经过为期19个月的建设后完成交付。

其三，中国援老挝纳堆至巴蒙公路北段修复项目也于2009年6月开始启动，成为中国，泰国，老挝三者交流的重要通道。

其四，“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进程进一步深化。

此外，在金融危机因素影响下，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省份对缅、老、进行了大量投资。

在周边三国新设立27家企业，占新批企业总数的87%，协议投资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92%。

二、在中国因素催化下，形成的“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区”与“周边战略”的新态势
GMS国家作为“新东盟成员国”及中国周边战略纵深带，中国一直看重与其的区域合作互动，在中国因素影响下，两者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政治战略上的进一步提高加速了两者的区域合作进度。

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查工作结束时候提出“要（云南）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推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企业‘走出去’上水平，尤其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这一战略的提出大大加深和加速了中国同GMS 国家的合作交织进度，周边省份纷纷研究两者间新的合作政策。

其次，新经济形式的突破进一步加深两者的亲密度。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标志着这片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的，接近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

这不但能振奋中国与GMS国家应对危机的信心，进一步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使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亮点，还将在两者间创造更加宽松的投资和贸易环境，有利于减轻金融危机对双方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回暖，将对其起到“稳定阀”的作用。

但同时也需注意的是由于GMS国家（除泰国外）为“新东盟国家”其有五年的经济缓冲期。

三、在美国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新形势
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普遍视为是美国重返东南亚。

但其实质只是战略调整，将东南亚重新视为其战略重点，加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

从美国因素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来看，其介入与加强必然会形成中国和美国在与GMS国家合作上的博弈。

但鉴于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合作中，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在亚洲的竞争更多的是表现为经济上的竞争来看，可以避免两者间零和博弈的游戏现象。

此外，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中国与美国本身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性已经超出了从前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而且中国对外一以贯之的是开放主义，对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使中国在美国因素注入到东南亚土壤中时，不会如在历史上美国排挤英国那般声称“美洲（亚洲）是美国（中国）的美洲（亚洲）”。

中国的开放主义将使得传统国际政治中具有普遍性的零和游戏转变为双赢游戏。

四、由区域化合作因素而演化的“东亚共同体”新动向
随着区域化合作在各领域的延伸，出于维护本集团内的正当需求和谋求更高的对外利益（此外还有以大国欲主导地区以谋求其国际地位提高、国际筹码加大、获取经济利益差的“额外因素”），以寻求经济利益为初衷的联合体会逐渐演化为具有完整政治安全、经济合作、文化发展三架马车同时拉动的共同体。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日本、韩国、GMS国家、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使“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蓝图逐渐明朗起来。

日本民主党
2009年9月执政后，鸠山由纪夫首相在与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谈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

2009年10月10日，中日韩合作十周年之际，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又讨论三国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问题。

近期，鸠山由纪夫与印度总理辛格会谈也积极“推销”着东亚共同体。

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也将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但与此同时，中国与GMS国家在东亚共同体中的定位，两者双边互动经贸关系，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都将成为“是否会因此湮没”的待定问题。

结束语
在错综复杂的后金融危机时代，GMS较为成功的合作模式成为次区域合作发展的聚焦点和其他次区域合作的模范点。

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能否维持这种态势，深入发展在经济领域的关系，处理好不安定的经济因素和利益纠葛的区外体与区内体的矛盾因素成为其重要的一个节点。

此外，中国与GMS国家的经济平台是否健全和体制内的产品是否完善也都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与GMS国家
将来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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