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2007～2012年住院分娩新生儿出生特征分析

无锡市2007～2012年住院分娩新生儿出生特征分析目的了解无锡市医院分娩新生儿的出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干预措
施，为长期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无锡市2007～2012年所有产科医院分娩新生儿的登记信息，分析出生性别比、剖宫产率、出生缺陷发生率及围生儿死亡率等出生人口特征。

结果无锡市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13∶100，城市、流动人口、产妇年龄≥25岁、产次≥2次以及剖宫产可能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增高的危险因素（P 0.05）。

由表3可见，无锡市出生缺陷发生率城市高于农村、本地人口高于外地人口、男性胎儿高于女性胎儿、产次为1次高于产次为2次及以上（P < 0.001）。

另外，各年龄组产妇间存在差异，其中，< 20岁年龄组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8.30‰），其次是30～<35岁年龄组（6.13‰）。

而围生儿死亡率则是流动人口高于本地人口。

單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城市、本地人口、低龄产妇、男性胎儿、产次为1次是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率增加的影响因素，而流动人口、产次为1次则是导致围生儿死亡率增高的因素（P < 0.001）。

3 讨论
目前，国际社会公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2～107[1]。

我国在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出生性别比为118.6，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至少超出正常水平11个百分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锡市2007～2012年出生性别比为113∶100，初产妇出生性别比（106∶100～109∶100）低于同年出生性别比，产次2次及以上出生性别比是产次1次的1.169倍。

表明无锡市出生性别比偏高，且产次可能是影响总性别比升高的因素，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如王燕[2]、李劲[3]研究发现，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升高，主要表现为第2及以上产次的出生性别比升高。

这可能与传统的“性别偏好”思想及B超和染色体技术用于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引产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出生性别比随着产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08∶100～123∶100），产妇年龄30～<35岁和≥35岁组分娩男婴的可能性是<20岁组的1.098和1.141倍。

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4]，但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产母年龄与出生性别比呈负相关关系。

因此，本研究结果中的高年龄组孕妇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否是因为人为性别选择导致还需进一步研究结果证实。

另外，本研究显示，城市和流动人口可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增高的危险因素，流动人口多为进城务工人员，户籍不在当地，流动性强，管理较难，导致出生性别比较高。

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因此，应不断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严厉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使人口性别比趋于合理化。

本研究显示，无锡市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递减趋势。

这与国内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如李劲[3]对怀化市5年围生儿监测结果显示，出生缺陷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表明我市出生缺陷监测工作有一定的提高，可能与开展孕前和孕期补服叶酸、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水平的提高等干预措施相关。

出生缺陷是遗传、环境或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遗传和环境角度探讨出生缺陷的影响因素，但并无一致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相对
危险度是女性胎儿的1.212倍，城市是农村的1.992倍，本地人口是流动人口的1.385倍，产次为1次是产次为2次及以上的1.518倍，这与管淑彩[5]、李玲等[6]的研究结果类似。

本研究还发现，孕产妇年龄<20岁及30～<35岁出生缺陷的发生率较高，提示降低无锡市出生缺陷率重点应放在本地城市低龄及高龄孕产妇人群。

另外，有研究表明出生缺陷可能导致围生儿死亡率增加[7-9]。

本研究显示：围生儿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出生缺陷中死亡所占的比例和因缺陷死亡占围生儿死亡的比例均较高。

因此，做好三级预防工作，普及优生优育知识，提高产前筛查及诊断水平，加强监测，是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和围产儿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的有效措施。

目前，无锡市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保持稳定，但剖宫产率呈逐年递增趋势，远高于WHO推荐的15%的标准，且剖宫产还可能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增高，这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类似[10-11]。

这可能与人为选择分娩方式有关，目前无明显医学指征，而孕妇及家属要求行剖宫产者在剖宫产指征中的比例正逐年上升。

本研究利用醫疗机构出生登记资料对新生儿的出生特征进行了分析，记录及时、准确、易得、样本量大，排除了人口普查统计中出现的瞒报、漏报、错报和溺婴等影响因素，研究结果真实可靠，具有代表性。

但是由于医院出生人群并不是全人群的无偏样本，存在选择偏倚。

另外，出生特征受生物、个人行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本研究由于监测资料收集信息的限制，研究因素有限，未能充分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且描述性研究并不能论证病因，因此，本研究结论尚需收集更详细的资料和采用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
[1] 杨树勤.卫生统计[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156.
[2] 王燕.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04，28（6）：27-33.
[3] 李劲.围产儿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10）：1327-1328.
[4] 王兴玲.河南省1996-2005年医院出生围产儿性别比变化特征[J].医药论坛杂志，2006，27（22）：26-27.
[5] 管淑彩.10年围产儿出生缺陷调查研究[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2，23（3）：349-351.
[6] 李玲，李向云，王培承.出生缺陷危险因素的系统评价[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09，20（3）：329-333.
[7] 马明福，张丹妍，侯志伟，等.出生缺陷的现状与再生育监测[J].医学综述，2010，16（7）：1051-1053.
[8] 周宁，刘传勇，曹梅馨，等.广州市海珠区2006-2010年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及干预对策探讨[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2，18（5）：733-737.
[9] 宋茂芳.围生儿63例死亡相关因素分析及干预措施[J].临床误诊误治，2010，23（8）：735-736.
[10] 彭丽霞，宋轫玮，田建国，等.上海市青浦区2009年出生监测结果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12，22（11）：572-573.
[11] 祝轲.出生缺陷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及干预措施[J].医学综述，2011，17（1）：11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