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2019年10月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5期Oct.2019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Vol.36　No.5
doi :
10.3969/j.issn.1672⁃0598.2019.05.017
∗[收稿日期]2018⁃10⁃29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YY061)“《文心雕龙》话语体系英译和中西文论对话研究”;2016年教育部规
划基金项目(16YJA740013)“《文心雕龙》核心思想英译及其对外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胡作友(1969—),男,安徽巢湖人;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与西方文论研究。

王芬(1994—),女,湖北黄石人;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与西方文论研究。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
胡作友,王　芬
(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230009)
摘　要:翻译是对原作的诗学改写,诗学地位和诗学态度影响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改写的诗学形式,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诗学操控。

在《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英译中,宇文所安占据世界诗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根据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实际需求对源文加以创造性地改写,以满足美国文化建设的需要。

杨国斌位处世界诗学的边缘地位,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东方文论传播给西方读者,以方便其理解与接受,以达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目的,传递中华文化。

在《文心雕龙》的英译中,诗学始终以一种姿态介入二人的翻译改写中,使其翻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其翻译文本都浸染上了杂合化的诗学特质。

关键词:意识形态;诗学;翻译改写;《文心雕龙》创作论;宇文所安;杨国斌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9)05⁃0129⁃10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巨著,蕴含了丰富的创作论思想。

创作发乎情志,始自事义,寄于文辞。

情志是作者独特的审美与心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而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事义是作者借以言志的艺术内容,伴随着“心物交融”“神与物游”呼之欲出,超越纯粹的客观物象和抽象的宇宙真理;文辞是情志抒发与“物无隐貌”的最终表现介质,“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文辞尽情”,情感是推动写作向前发展的
动力。

主观的“情志”、客观的“事义”、抒情的“文辞”,如三足鼎立,铸就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话语体系的精髓。

勒菲弗尔(Lefevere,1990;1992;2001;2004)指出,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内外两个因素的制约:外因是包括权力部门、出版商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等拥有翻译权力的赞助力量,内因是专业人士,包括评论家、教师和翻译家。

外因其实是指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内因是指“诗学”。

“诗学”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人物、情节和象征等文学要素。

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翻译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联合操控。

杨柳(2009:42)认为,诗学地位、经典文学样式和意识形态是翻译诗学建构的三种操纵因素。

有专家指出,为了促成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深度挖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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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思想刻不容缓(杨义,2002:34)。

我们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诗学改写,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

意识形态是外因,规定诗学的建构方向;诗学是内因,在意识形态规定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专业诉求。

以此为标准,本文探讨翻译《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中的诗学改写,为今后典籍翻译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选取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英译本和中国译者杨国斌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着重回答以下三个问题:①诗学地位与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有何关系?②诗学形式与翻译改写有何联系?③意识形态对诗学操纵有何影响?
一、意识形态、诗学与翻译选择
意识形态与翻译呈现一种复杂的制约与建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动机、选材和策略,翻译实践对意识形态也起到一定的建构作用(胡作友,张丁慧,2018:120)。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源语诗学和译入语诗学地位高低关系的影响,如果前者比后者地位高,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接近源文,体现充分性。

反之,如果前者比后者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策略,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Zohar,1981: 117⁃127;1990:9⁃26)。

本文选取的《文心雕龙》英译本,分别来自中西截然不同的诗学环境,带有不同
的意识形态。

宇文所安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统一。

他从西方诗学的语境出发,裹挟着西方的诗学认知和地位态势,由外而内地照射和解读《文心雕龙》思想;而杨国斌从中国诗学语境出发,背负着华夏民族的诗学标签,由内而外地翻译和诠释《文心雕龙》思想(杨乃乔,2007:107)。

这一过程涉及中西诗学的并置和较量,两位译者对《文心雕龙》的诗学选择呈现较大差异。

长期以来,西方诗学处于世界诗学的中心地位,享有充分的话语权,而东方诗学处于边缘地位,在国际上的声音弱于前者,因此,宇文所安和杨国斌对《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翻译选择截然不同。

宇文所安站在西方诗学优势地位点上,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学,在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上有着更多的选择和更高的自由度;杨国斌身处东方诗学的劣势地位,传播东方文化难免困难重重,在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上可选择的自由度小得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势诗学地位有助于译者按照本国文化建设(张宏生,1998:114)的需要灵活选材,而弱势诗学地位则令译者在做选择时更多地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态度。

《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有六篇专论情志观,两篇专论事义,十篇关于辞采的论述。

宇文所安翻译《文心雕龙》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西方读者对中国了解甚少,误解多于理解,中国文化对西方读者充满了神秘感。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核心思想对西方读者来说是新鲜事物,是他们想要知道的,核心思想之外的其他知识则是他们不关心的。

宇文所安深谙此道,在译文中去掉
《养气》《事类》《声律》《练字》《物色》《夸饰》《指瑕》这些章节的思想内容,在剩余章节中挑选出一些关键部分进行翻译和诠释,并采用挥洒自如的双向阐释和鲜明的异化翻译策略,而对读者不感兴趣的内容一律弃之不译,这样既防止译文偏离主题,又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也造成无法完整传达创作论思想的丰富内涵。

杨国斌来自东方诗学语境,为了让《文心雕龙》英译本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获得西方读者的接受和认可,他选择翻译源文的全部内容,但侧重采用归化翻译以达到传递中国文论的目的,在此过程中难免丢失了很多集中表现创作论“情志观”“事义观”“辞采观”的核心文化负载词。

杨国斌秉承“阐释文学人生”的文化自觉,采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恰好与国家的宣传目的相契合。

他的英译本,采用以现代汉语译解为中介的译文模式,使得读者在理解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到原汁原味的中文,展现了译者的独创性和推广中华文化的自觉性。

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杨国斌在序言里说:“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代中国人的愿望(杨国斌,2003:1)。

”杨国斌翻译了《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全部内容,力求全方位地向西方展示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妙与魅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例1: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

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

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文心雕龙·丽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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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6卷
宇文所安译文:When creation(造⁃化)unfurled the shapes(形)[of things],the limbs of all bodies (体)were in pairs.In the functioning of spirit’s principle(神⁃理),no event(事)occurs alone.And when mind generated literary language(文⁃辞),giving thought to all manner of concerns and cutting them to pattern,by Nature(自⁃然)parallelism was formed, just as[the concepts of]high and low are necessary to one another.(宇文所安,2003:265)
杨国斌译文:Nature endows all living beings with pair limbs;Divine Reason lets nothing stand alone. Literary language is born of the heart,the vehicle of a hundred thoughts.In the proper arrangement of thoughts,it naturally falls into pairs.…Summary:Living creatures have double limbs, Words go in pair.Paired words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join sense with sound.Bright and brilliant they are a twin flower,clear and transparent they are a mirror reflection.Melodious and perfect in harmony,they resemble jade pendants worn on the body.(杨国斌, 2003:489)
《丽辞》篇是表现“辞采观”的重要章节之一,刘勰在这一章节中探讨了胼偶存在的天然性、“辞”随“事”变的原则以及对句的互现性。

从“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的“实景”推至“神理为用,事不孤立”的“虚位”,两者如“高下相须”互相映衬。

这段共776字的源文,宇文所安将其简单总结成40字并做了翻译和评论,对于其他部分,则以“本篇的其余部分讨论骈偶的不同类型,与下几个世纪的骈偶分类系统相比,这些分类尚显粗略”一笔带过(宇文所安, 1992:265)。

对源文中的文化负载词“造化”“形”“体”“神⁃理”“事”“文辞”“自然”分别处理成creation(造⁃化)the shapes(形)bodies(体)spirit’s principle(神⁃理)event(事)literary language(文⁃辞)Nature(自⁃然),通过加入汉字充分表现这些核心概念的异质性。

宇文所安的翻译选择,显露了编织源文的痕迹,将译者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但也使得原本完整的“辞采观”变得残缺不堪,不可不谓之遗憾。

杨国斌一字不落地将源文的776字都做了翻译,并按照“源文—今译—英译”的顺序,全面细致地向西方读者展示和传播中国传统文论。

对“辞采观”中的文化负载词,杨国斌采取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文中的思想,达到了
《大中华文库》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

其次,宇文所安大量使用异化策略翻译创作论思想,通过加入汉字和拼音,紧贴源文逐字翻译,力图充分展现源文的创作论核心思想异质元素。

与此相反,杨国斌在翻译时尽量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与阅读习惯,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以完整传达文论创作论思想内容为中心。

例2: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文心雕龙·体性》
宇文所安译文:Talent is endowed by Heaven;but in learning,we must take care of early practice.As in carving zi wood or dying silk,success resides in the initial transformation(化).When a vessel is formed or a color is set,it is hard to alter or reverse it.Thus when a child learns to carve,he must first learn dignified (雅)construction.Following the roots,we reach the leaves,and the revolution of thoughts achieve a perfect circle.Though the eight forms differ,there is a way of merging them that comprehends all.If you atta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all the spokes meet there to make the wheel.Thus it is fitting that one imitate normative forms in order to fix practice;then,according to individuating nature,he refines his talent.The compass of wen points this path.(宇文所安,2003:223)
杨国斌译文:Since talent is a natural gift, cultiva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with caution.As in chopping timber to make utensils or dyeing silk,work once done cannot be undone.Therefore,when a child begins to learn,let him begin with the classics.Let him follow these as the roots that nourish the leaves.Then his thinking will be smooth and thorough.Although the eight style differs greatly,they have some common laws which once mastered will function like the hub of a wheel that gathers the spokes.Thus a writer should try different styles to find what suits him best and develop his talent accordingly.These,in brief,are th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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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胡作友,王　芬:《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of writing.(杨国斌,2003:395)
中国文学自古重视情感,现存最早的诗学文献《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

《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情志观”,以魏晋时期盛行无病呻吟的萎靡文风为抨击对象,追求形而上的生命永恒,也含有一定的政治教化色彩。

该段落旨在强调“临摹雅制”与“因性练才”于文章习作的重要意义。

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发现,宇文所安倾向于直译,采用了文内注释的方法,直接把“雅制”译为“dignified (雅)construction”,这不仅没有影响译文的流畅性,而且突破了原有的英语思想形态,充分展现源文的核心异质元素,赋予了中国文论的“情志观”全新含义。

这种策略可以使极具文化内涵的词汇更容易为美国学生所理解。

杨国斌则采用意译,将“雅制”译为“classics”,借指典范的体格法式。

这种译法简洁流畅,容易被国外读者所接受,从而起到弘扬中国古典文论创作论思想的作用。

再者,宇文所安按照“源文—英译—重点术语解读—文本思想评述”这四个步骤进行文本细读(胡作友,陈萍,2017:190),一方面展示了宇文所安对创作论思想深刻的理解、独特的解读视角,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译者主体性。

宇文所安作为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力图恢复中国古典作品的历史性地位与意义,他在破除近代中国对传统文学盖棺论定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个性化理解与阐释来重塑中国文学传统。

他采取文本细读方式,通过对创作论思想的细致分析,让文本自己说话。

这种在不同语境中的双向阐释使过去被忽视或习以为常的特点重新得到认识(胡作友,陈萍,2016:98)。

杨国斌眼中的目标受众,不仅仅有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还包括来自全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英语虽然是世界人民沟通和交流的主要桥梁,但是还存在母语非英语的读者。

杨译本是按照“源文→现代汉语译文→英语译文”的模式编排的,主要针对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非专业外国读者。

这一编排的好处是降低了阅读源文创作论思想的难度,鼓励那些因慑于原著之难而裹足不前的读者,在客观上有利于推广中华创作论思想精髓。

二尧诗学形式与翻译改写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对源文的改写,译文不可能保持源文的面貌(Lefevere,1992:16)。

因此,源
文的诗学形式也在翻译中以改写的形式得以呈现。

其一,诗学形式的差异使翻译改写在所难免。

源文
与译文各自处于不同的诗学环境,不同的诗学环境
孕育和规约着特定的诗学性质,一种文化诗学和另
外一种文化诗学之间存在着天然差异,源文的诗学
形式往往在译文中难觅踪迹,而且诗学差异越大,
诗学形式的再现就越难以实现。

其二,译文的诗学
形式或多或少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主流诗学的影响,
目标读者的中国文学水平、阅读习惯、阅读倾向也
会极大地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胡作友,张
丁慧,2018:123)。

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诗学
形态和读者阅读能力偏好,译者在改写过程中往往
会对源文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或调整。

这种改写
包括了对源文进行的重构、批评、编辑等各种调整
过程。

翻译是改写文本的形式之一,是创造另一个
文本形象的一种方式。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
英译涉及文言文和现代英语两种诗学形式之间的
跨越,由于中西诗学之间差异明显,源文的诗学形
式在译文中很难再现,因此翻译改写势在必行。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是集文学性与学术性于一身的文论瑰宝。

刘勰将文学创作的话语体系
编织在精致的诗学设计中,两者形成一个丰富多
彩、生机盎然的有机整体,共同熔铸而成《文心雕
龙》创作论思想的生命,充分彰显了中国创作论思
想的原创性。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诗学形式
别具特色,集中体现在文言句式、用典、词义模糊化
三个方面。

在文言句式上,源文句型四字成对,骈
散结合,主动句居多,主语常被隐去。

其特点是形、
声、情三者统一,富有音乐美、形式美和诗情画意般
的艺术感染力,使论述脱离了纯逻辑的、机械的、理
性的科学维度,进入文学和哲学的世界,与创作论
思想中文章处处皆由情所起,句句均为情所述的“情志观”相得益彰。

当《文心雕龙》译成英语,这些蕴藏在文言句式中“声情并茂”的创作论思想将不可避免地暗淡下去。

在用典上,典故是特色鲜明的东方诗学手段,负载着文化的印记,具有丰富的语境联想和互文性。

《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运用了大量指向性模糊而互文性明显的典故,需要带着历史性、文化性、层积性的视角去阅读、理解、思考。

这些带有明显互文印记的典故进入英语诗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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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6卷
后,极有可能被重新装扮一番,以求缩短目的语与源文典故之间的文化距离,而这样的“雕琢”势必造成创作论思想内涵的变形或减损。

在词义上,汉语顺从语义逻辑和动作先后顺序,诉诸于“词语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性”(甘阳,1987:
15),往往可以在不经过任何曲折变化的情况下表情达意。

汉语是主题显著的语言,英语是主语显著的语言。

汉语重意合,强调语义的贯通;英语重形合,强调各成分之间的衔接与连贯。

汉语重人称,主客体相互交融,自动与他动不分,大量使用主动语态;英语重物称,主动被动泾渭分明,物化主语,大量使用被动语态。

将汉语译成英语,《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将在内容和形式上改头换面。

鉴于中西诗学的巨大差异,宇文所安和杨国斌的翻译诗学观显然是不同的。

前者强调译作的整体性,即在翻译中确保选中部分创作论思想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再现,重视创作论思想风格的独特性和话语的连贯性;后者强调翻译的阐释性,即注重创作论思想翻译的准确性和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二者对源文创作论思想的改写也不尽相同。

例3: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文心雕龙·体性》
宇文所安译文:If we can generalize about the paths followed,we find that the number(数)is complete in eight normative forms:dian⁃ya,decorous [or“having the quality of canonical writing”]and dignified;yuan⁃ao,obscure and far⁃reaching;jing⁃yue, terse and essential;xian⁃fu,obvious and consecutive; fan⁃ru,lush and profuse;zhuang⁃li,vigorous and lovely;xin⁃qi,novel and unusual;qing⁃mi,light and delicate.(宇文所安,2003:219)
杨国斌译文:Generally speaking,eight styles may be distinguished,namely,the elegant,the recondite,the concise,the plain,the ornate,the sublime,the exotic, and the frivolous.(杨国斌,2003:391)
此段旨在说明“情志观”中的风格论。

刘勰认为文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作家不同的性情会带来文章迥异的风格,他将文章风格概括为“数穷八体”,并一一具名。

此句骈散结合,句式整齐,言简意赅,排比铺陈,气势磅礴,形声情俱佳。

文之“八体”的精简陈述与骈文的铺排对仗交相辉映,整体内蕴丰厚且气势非凡。

宇文所安的译文尽显形合特征,他首先补充了原文省略的主语,加上了we;其次,将原文诗学无标记的主动句变身为英语诗学中有标记的主动句。

从形式的诗学功能出发,无标记(常规)的诗学形式构建背景,而有标记(变异、陌生化)的诗学形式构建前景,文学性由此产生(王东风,2007:51)。

再次,宇文所安兼用拼音注释和英语对应词汇进行翻译,加用许多关系副词,力图传情达意面面俱到,传递源文意义和形式的整体美。

宇文所安对于“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这些文化负载词,在诗学形式上进行了忠实的再现,字字对应,既符合源文的诗学潜势,也突出了骈文词语中蕴含的思辨精神状态。

杨国斌的翻译改写更加大刀阔斧,首先,源文中无标记的主动句改写成英语诗学中同样无标记的被动句,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其次,译文运用了大量的省略,整体简练有力,句句相衔,字字相俪,比较忠实地再现了源文形之简约、声之有力的形式美和音韵美。

美中不足的是,对精简的追求牺牲了骈文词语的复合特质和思辨味道,也让“八体”风格论的内涵变得扁平化,失去了中国文论核心质素的明显特质。

例4:刻镂声律,萌芽比兴。

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文心雕龙·神思》
宇文所安译文:Craftsmanship is given to the rules of sound,It sprouts in comparisons and affective images:Drawing one’s thoughts together,take the creditor’s half of the contract,And behind hanging tent flaps determine victories.(宇文所安,2003:215)杨国斌译文:Writ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prosody,And learn to use comparison and metaphor. Remember the rules of writing,Diligence leads to success.(杨国斌,2003:387)
该句旨在总结“神思”对于创作的作用,是刘勰“情志观”的内容之一。

原文的“垂帷”借用董仲舒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专心读书写作的典故,表义曲幽,饱含古雅之美。

面对互文性明显的典故,缺乏中国传统诗学修养的译文读者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

在中西迥异的文化背景下,典故委婉深厚的表达效果常常成为翻译的巨大障碍:轻则译者弃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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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胡作友,王　芬:《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译,通过意译点破典故的用意,从而巧妙解除典故的时空障碍;重则译者生搬硬套,贻笑大方。

宇文所安将“垂帷制胜”直译为behind hanging tent flaps
determine victories,加上behind这个介词,去引导读者特别关注典故的存在及其预示的深刻解读潜势。

可想而知,面对behind hanging tent flaps,读者会想尽办法弄懂determine victories的深层含义,源文的形式之意在译文中得到了彰显。

杨国斌采用意译,将源文典故所包含的人物、意象、事件放弃不译,将董仲舒专心读书习作的故事“隐形”“垂帷”的意象丢弃,抽取典故蕴含的深意———勤学苦读进行翻译改写,处理成Diligence leads to success,确保源文意义的再现。

翻译改写后,典故的诗学效果和延时审美消失不见了,但是典故表达的意思得以幸存,西方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原意。

典故带有深厚的文化层积性,译者对典故进行一定程度的翻译改写也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不可不为之的。

宇文所安的译文形神兼备,杨国斌的译文“得意忘形”,但保留了典故的内涵,发挥了典故在源文中的语义功能。

话虽如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大量诸如此类的形式改写,原文创作论思想的深刻内涵被扁平化甚至变形。

例5: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文心雕龙·比兴》
宇文所安译文:When we consider the intended points lodged(托一喻)in xing,the work is completed by subtle indirectness.“The words it uses are small, but their implications by categorical analogy are large.“Guan sing the ospreys”makes a distinction[between the sexes],and thus the Queen Consort is compared [to the birds]in virtue(德);the dove is pure and true,thus the lady is likened to it in righteousness (义).(宇文所安,2003:268)
杨国斌译文:A metaphor suggests meaning indirectly,in a subtle way.The words employed are small,but the possibilities of application are great.The faithfulness between a male and a female osprey is associated with a queen’s virtue.A mynah bird’s de⁃termination to settle in a magpie’s nest is likened to female rectitude.(杨国斌,2003:503)
《比兴》篇是表现“辞采观”的重要部分,《文心雕龙》之所以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经久不衰,除了丰富的物象、深刻的情理这样的“里子”,还因为其中文辞新颖这样的“面子”。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妙笔生花,华丽的修辞、盎然的文采无不充斥着黑格尔的美学味道。

文学的辞采仿佛是对“物象”的雕琢过程,是情感的艺术形式化和事物的最终文体化,是化自然情感为审美情感的重要中介。

《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包含丰富的模糊表达,这使读者在解读文字时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有利于实现抽象化的物象自现和释义的浑然天成,超出单纯的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的界限和分离状态而进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虚境,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智慧性和独特性。

例句中刘勰用关雎托德、尸鸠谕义两个例子来阐述“兴之托谕”,突出“兴”婉而成章、义取其一、明而未融的特性。

模糊性源于两点,一是术语本身的伸缩性,如“兴”,它以联想和情感为基础,带有超乎知性的隐性微妙语义;二是源文惜字如金,没有赘笔描述细节带来的歧义性,如“取类也大”“关雎有别”“尸鸠贞一”。

宇文所安将“兴”翻译成xing,试图用异化方法保留“兴”的模糊性;他将“关雎有别”译为“Guan sing the ospreys”makes a distinction[between the sexes],添加between the sexes加以阐释。

宇文所安根据自己的理解,创造性地或添加、或归化,对模糊表达进行了明确化的改写。

杨国斌将“兴”译为metaphor,取消了“兴”本身含有的语义模糊性,将“关雎有别”译为the faithfulness between a male and a female osprey,补充faithfulness使语义明了,“尸鸠贞一”译为A mynah bird’s determination to settle in a magpie’s nest,补充“贞一”的所指意义。

创作论思想天然的伸缩性、歧义性、模糊性赋予文学翻译创造性、艺术性和主体性,译者得以在自由的艺术和想象空间里翱翔,真情感受,大胆揣摩源文所传达的微妙深意,源文的创作论思想就这样被译者所创造、改写了。

三尧意识形态与翻译操控
意识形态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集合,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Newmark, 1997:56⁃61)。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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