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伍光建白话文翻译的主要历史成就范文3

2021伍光建白话文翻译的主要历史成就
范文
伍光建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着名的翻译家，是白话文翻译第一人，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一生翻译文字达数亿之多，其中包括《英国第二次革命史》、《中国英文读本》5册、《狭路冤家》等大量的经典翻译着作。

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伍光建的研究很少，他学术成果至今鲜有人知。

事实上，伍光建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其他翻译家如严复、林纾等相比，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应在伯仲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他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着作，给近代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新的途径。

一、伍光建与白话文翻译事业的不解之缘
伍光建，又名光鉴，生于1867 年，祖籍广东新会。

年幼时，伍光建就读于麦园村书塾，成绩优异。

15 岁时，伍光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主修物理和化学。

毕业之后，伍光建奔赴英国留学，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深造，主修物理和数学。

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之后，伍光建考入了伦敦大学，继续学习物理和数学。

此时，伍光建的学习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发现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因此，进入伦敦大学后不久，就转到文学专业学习。

如此看似简单的学习方向的转变，却为伍光建后来接触翻译事业埋下了伏笔。

1892年，25 岁的伍光建从伦敦大学毕业，回到祖国的怀抱，被天津水师学堂聘为助教。

1909 年，海军处成立，伍光建出任顾问、一等参赞等职。

一年以后，海军处改为海军部，伍光建出任军法司、军枢司、军学司司长等职。

1911 年，适逢中国教育会成立，伍光建被推举为教育会的副会长。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伍光建先后在财政部、盐务署任职。

北伐战争开始之后，伍光建出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等职。

但随后不久，伍光建就辞去了所有行政职务，定居上海，静下心来专门从事文学作品翻译工作。

1943 年 6 月，76岁的伍光建在上海逝世。

从伍光建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军队或政府部门任职，从政界退隐之后，开始从事所爱好的翻译事业，而这恰恰得益于他在伦敦大学求学方向的转变，得益于他与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

二、伍光建白话文翻译的主要历史成就
1.翻译作品的类别和数量众多。

伍光建翻译作品类别众多，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等多方面。

在历史翻译作品方面，抗战之前伍光建主要翻译了《法国大革命史》、《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君主论》、《俾斯麦》、《拿破仑日记》等着作。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伍光建翻译了《英国第二次革命史》、《古希腊英雄记》、《罗马帝国衰亡史》、《英国地方自治纪略》等作品，但这些作品大多并没有公开出版发行。

在哲学作品方面，伍光建主要翻译了《人之悟性论》、《伦理学》、《泰西进步概论》等着作。

而相对于历史和哲学翻译作品，伍光建的文学翻译作品最多，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文学的爱好，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有《海上劳工》、《孤女飘零记》、《浮华世界》、《疯侠》、《克兰弗》、《罪恶与刑罚》、《海上劳工》、《呼啸山庄》等，其中很多文学作品第一次在中国翻译成白话文公开出版，极大地方便了中国读者的阅读。

2.开创了白话文翻译外国着作的先河。

在伍光建提出白话文翻译以前，翻译界较为推崇的是严复的古文翻译。

严复认为，在翻译西方着作的过程中，必须使用较为典雅的文字才能体现出原着的精华，因此，严复善于用精雕细琢的文言文翻译外国着
作。

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的翻译作品虽然不多，但却深得遗老遗少们的喜爱。

然而，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遗老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兴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对古文有兴趣，而是爱好阅读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作品。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明确提出文学界应以文学革命之武器，来改造“国民性”，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之进程。

由此，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被推上历史舞台，而推广白话文是当时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以剔除陈腐僵化的文字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在此背景之下，伍光建正在钻研外国着作的翻译，他作为严复的学生，没有延续老师的翻译风格，而是跳出了老师翻译风格的怪圈，这也是伍光建翻译作品在当时受欢迎的原因。

伍光建顺应文学革命的趋势，用白话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在这些白话文翻译着作中，《法官秘史》、《侠隐记》、《波拉治子爵》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作。

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外国翻译小说，这主要得益于他利用白话文将里面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对此，当时文学界也对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评价，使得该译着多次再版发行。

胡适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这样评价伍光建“：君朔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别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

”[1]684在胡适看来，伍光建翻译作品的价值与其老师相比，毫不逊色。

伍光建开创了用白话文翻译外国着作的先河，是近代历史上用白话文翻译外国作品的第一人，对近代中国文学的革新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3.翻译独具匠心，别具一格。

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作品相比，伍光建译文别具匠心，独具一格。

伍光建作品翻译的特色，主要是在翻译过程中以直译为主，但仍没有改变原文的风格。

就具体翻译手法而言，伍光建压缩了原着中对心理和景物描写的句子，对与正文内容关系不是很重要的句子，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删减。

在伍光建看来，在翻译过程中“信、达、雅”三者的分量不一致，翻译的核心应该是“信”，即忠实于原文。

至于所翻译出来的译文是否要达到“达”和“雅”的境界，这取决于原文作者是否想要表达“达”和“雅”。

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却硬要翻译出“达”和“雅”的效果，那是缘木求鱼[2]84。

这也是为什么伍光建在翻译过程中会对有些语句进行删减的原因。

如在翻译《侠隐记》第一章“客店失书”时，他将原着中的“四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一”译为“四月间有一日”，将原着中“此人，约年纪十八岁，外着羊绒衫，颜色残旧，似蓝非蓝；面相微黑，两颧甚高译为“此人年纪约十八岁”。

从伍光建的翻译作品来看，删节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侠隐记》中。

而对于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删减的问题，严复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严复曾在一封致伍光建的信中写道“：所云译事烦猥，固可觅一能者使分笔墨之劳。

”[3]25在严复看来，伍光建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删减是因为无人分担其笔墨之劳，建议他找一能者助其进行翻译工作。

可以看出，严复是不支持伍光建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删减的。

然而，即便是在翻译过程中做了上述调整，伍光建并没有改变原着的含义与风格，仍然是坚持直译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外国着作语言与内容把握之准确，翻译功底之深厚[4]233。

不仅如此，他还将原着中的长句分解成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短句，以方便中国读者阅读。

另外，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伍光建并不是仅仅翻译自己有兴趣的外国着作，还翻译了一些由出版社指定的外国着作。

基于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有些出版社或书店指定的外国作品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象，符合当时文学革命的需求。

对此，伍光建并没有拒绝，仍然积极认真地开展翻译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他想社会之所想急社会之所急的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5]115。

而这正是伍光建
区别于严复的地方，严复一直都坚持翻译自己颇有兴趣的作品，很少接受出版社或书店指定的外国作品的翻译工作。

三、伍光建的白话文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里程碑
国外丰富的留学经历为伍光建开展翻译工作创造了客观条件，对于翻译事业的热爱是伍光建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观条件。

伍光建的翻译成就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外国历史、文学、哲学着作的翻译，他将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从晦涩、典雅的文字中翻译出来，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形式传达给中国读者，使得国人开始关注国外先进的社会思想潮流，为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促进了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对于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改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伍光建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以白话文作为主要表达形式，这在我国近代翻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近代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开始注重读者体验，翻译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和欢迎。

更为重要的是，伍光建在翻译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高尚的人格和气节更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上海沦陷之后，看到汪伪政权的腐朽统治，伍光建严正拒绝在汪伪政权下出版翻译作品，以至于在他逝世后仍留有300 多万字的遗稿没有公开出版发行，他的爱国情怀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伍光建留下了数以亿字计的外国着作翻译成果，但其丰富的翻译文化遗产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梳理伍光建的翻译成就，能够拂去近百年来笼罩在伍光建翻译作品上的灰尘，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伍光建的翻译作品和翻译特色。

研究伍光建，以史为鉴，有助于不断提升翻译水平，推动我国翻译事业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