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图

浅析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图
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并在《文史通义》中充分表现出面对社会政教危机的忧患意识。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章学诚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理清他改革旧史学、重新为传统知识谱系奠基的逻辑理路和为帝王政教树立规范的总体意图。

标签：章学诚；文史通义；道器合一；六经皆史；新史学
“文史通义”不由让人想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大手笔。

后者敢言“普通”，前者敢言“通义”，足见抱负之大。

《释通》篇云：“《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章学诚盛推《史记》那样的通史撰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是他的理想。

钱穆先生认为，《原道》三篇最显章氏史学精义，[1]论证抽象，形而上学的味道很浓。

我认为《原道》可以算作《文史通义》一书的思想基础。

因为如果没有“道器不分”的命题，“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没有根基。

章学诚认为，道是事物及秩序所以生成的原因，但“道”本身却不可见，甚至是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认识的：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甚至不可言说：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

”不由让人想起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基本观点：物自体不可被认识，我们只能凭感性认识事物的显像，用知性把握其表象。

在章学诚那里，道自身呈现在一种逐渐向人们显现的过程中：
“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

”再具体讲，“一阴一阳，道也”可见“述而不作”就是后世圣人继承先王政典的最佳态度。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從阴阳之迹推求，作者或圣人们又何以信誓旦旦地认为“道”一定存在？章学诚给了一个很模糊的回答：
“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

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不得不然之势”说明作者感受到了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似乎成为必然，那就是“道”。

它还决定着“长幼尊卑”“作君作师”等等社会现象。

在清中叶，章学诚可能缺乏文明比较的眼光，所以这些“不得不然之势”的说法就有了文明内部循环论证的嫌疑，但在这里不能深究。

以上条理了“道器不分”的内涵。

接下来，章学诚要论证“六经即器”的观点。

清初大儒王船山、顾亭林都将经学尤其是“六经”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意在回归原初正统，改换学风以救时弊。

章学诚显然也受到影响。

根据“由器见道”的理路，
必须论证“六经为器”才能使“道器合一”观获得神圣典籍的支持。

在《原道中》里作者逐个说明六经切于人伦日用之常，并且它们是先王政教典章，也就是先王治道的掌故，是可以效法的实事。

所以由六经可以见道，而且六经体现了最完备的道。

三代以后，由于道术分裂，百家竞起，纷纷呶呶，“道”便支离破碎了。

作者再次运用了“其势有然也”除了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说过的史识、史才、史学而外，章学诚别加一“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史著如同先王政教典章那样是要发挥教化作用的。

如果史家心术不纯，没有道德感，叙事不客观，气有所偏，则会危害国之纲维。

然后是史籍编修。

要区分撰述与记注，注重通史撰写，集中发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多种体裁之优势，等等。

再者是史料。

不仅有“六经皆史”这样的范围扩大，还有严格区分源与流的范围缩小，否则：
“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

作者多，则牴牾复沓之弊出。

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想想今日社会，尼采早就指出“大众写作”败坏了写作的品质，相当一部分写作者不再视写作为少数人的神圣事业，而是粗制滥造，“生产”出一批一批只为了阅读而出版的书籍。

章学诚可谓有先见之明。

回到正题，重视“源”“流”之别在《经解》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章学诚直接拿经开刀：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

”把十三经中晚出者列为“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经制”一词的含义很费解，惯常的解释是“治国的制度”。

但若循此解，前段引文第一句就成了同义反复，所以我们还是在语境中理解比较好。

后面讲战国的《法经》成了后世法令之“源”，雖然后世各朝都颁布了自己的法典，但没有违背《法经》的精神，这也是《易经》一类政典要经纶天下的用意。

“经”本来就是用来治理邦国、规范法令的。

那么“经制”应是“尊经成制”的意思。

表面上看，章学诚似乎很赞赏本朝制度，其实不然，他是把六经上升到了“宪”的高度来规范国家政权。

即使国家政典有可能被奉为经，但必须“义不背古”。

有趣的是，章学诚紧接着提到地学、天文、术数之经，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

地理的经界、天文的兆象、术数的流衍都是相当恒久的自然与社会现象，以此类比可见经制的稳定性。

章学诚始终重视经世致用，但是：
“故效法者，必见於行事。

《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

”又见：
“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

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

”所以必得时王制度切于道而有所更新才可为当世所用。

而且“制度之经”与“时王之法”紧密结合，似乎是在表扬皇帝法令的合理，但是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章学诚是在暗示帝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才能算是“合法”的。

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颓象渐显的时代，他对于社会的阴暗面有许多抨击。

[4]他在《原道》篇中极力宣扬周公的地位，并暗示先王与圣人的分野就是从周、孔那里开始的，过分推崇“师儒”反而乱道，必须以先王政制为旨归，以古法今。

这种贬汉学扬宋学的今文学家风格表现得十分明显（可参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关于今文学性格的论述）。

论述到这里，章学诚“新史学”的品格已经很清楚，它应该具有如下的内涵：
首先，在知识的谱系中占据最高地位，纳入“六经”这最权威的先王政典，是划分“政教”与“非政教”学问的标准；其次，有着革新了的史体、史料、史家；再次，始终发挥见道之“器”的作用，因时制礼，约理阐道；最后，它是国家法宪，也是教帝王之学，帝王因之则具有合法性，背之则令人生疑。

总结一下，章学诚在“道器合一”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并强化论证“六经与政典”“史与政典”的关系，最终把“六经”这一最高知识权威纳入到新史学范围内，也在“政教”功能的层面上本质地改造了旧史学，并系统地提出了改造史学一系列意见，涉及史体、史料、史家诸方面。

新史学（或许也能算作某种“僭越”）在整个知识的谱系中拥有了最高地位，而且与先王之道一以贯之，那么它就有了以古范今的合法性。

章氏借新史学改换学风、洗涤政制的意图就显现了出来。

【注释】
[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422.
[2] 叶建华，仓修良.章学诚评传·“效法成象”的认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35-139.
[3] 叶建华，仓修良.章学诚评传·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3.
[4] 叶建华，仓修良.章学诚评传·“以吏治为急”的政治改革方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