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与他创作的关系

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与他创作的关系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

少年时代，正值家道式微，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父亲患病不起，使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途中，他深深领略了社会的世态炎凉。

不美好的经历总会给人以深刻的记忆，因为那样伤痛的存在，所以在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中重复，在重复中发泄悲愤和宣告不满。

就像张爱玲，怎样的苍凉才道出那样凄惨的女子，哽噎的日色，令人窒息的世界。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一文中曾说过，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所以，无论是言志的诗，或是抒情的词，抑或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再或是想象占主导的小说，无一不是与作家的经历有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朝花夕拾》里，最不吝笔墨的是关于民间传统形象的描绘，如迷人的“无常”、“女吊”等。

这还有他自绘的图像可作证明。

这个集子里有一篇长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抒情地让人看到他儿时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百草园为象征的趣味盎然引人入胜的“小传统”世界，另一个是以他老师的书屋为象征的枯燥无味的“大传统”世界。

百草园实际上只是屋后一个荒败的菜园，但却有着关于赤统蛇和美女蛇的迷人传说。

女仆阿长和鲁迅的祖母还向他讲过“长毛”的可怕故事，后来他用这材料写了《怀旧》。

也许因为多是回忆往事，所以《朝花夕拾》的一系列散文读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文笔不会很晦涩，也不会像他的杂文那样冷峻与沉郁，而是轻松淡然的。

沈从文的湘西山水，陈忠实的白鹿原，鲁迅的鲁镇……作家们都是有故乡情节的。

鲁迅则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起点和归宿。

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农村题材小说首开“乡土小说”之先河，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又足为中国乡土小说的示范。

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驿站。

古都南京,是鲁迅思想的启蒙之地。

许广平曾说鲁迅对于“学生时代, 他最高兴回忆到的是十多岁在南京”。

周作人也说过“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

鲁迅的写作生涯是从南京开始的。

鲁迅最初的作品是1898 年写于南京的随笔《戛剑生杂记》和《莳花杂志》。

周建人说: 鲁迅认为“以前读古书, 做古文, 耽误了我的青春, 现在我要‘嘎’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

”鲁迅在求学期间, 根据矿路学堂所学, 1903 年编成《中国矿产志》。

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早在南京求学时期就已开始了。

他曾回忆说:“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

严复的《天演论》把鲁迅引领到进化论的殿堂,鲁迅又先后神交了海格尔,尼采,基尔凯廓尔,施蒂纳等人,逐渐由生物进化论过渡到社会进化论———“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南京是鲁迅走出旧式家庭的首站,更是他走向世界日后成为中国文化巨人的起跑点。

南京给了鲁迅新知识、新思想, 对于成就一个‘文化鲁迅’功不可没。

”鲁迅之子周海婴这样评价父亲在南京的学习和生活。

从救治病人到解救愚弱的国民。

1904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

同年九月，他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医专学医。

鲁迅之所以选择学医，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幻灯动画的刺激使鲁迅深深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906年四月初，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

他先后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

茅盾在上个世纪20 年代对鲁迅小说有这样一个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

鲁迅始终将自己定位于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的救治。

《狂人日记》，将白话文这一走向大众的新文学形式和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呼唤国民良知、改造国民性艰苦努力。

之后的《孔乙己》、《祥林嫂》、《白光》、《长明灯》、《高老夫子》、《肥皂》等小说中五不将作品的主题定位于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反叛。

《阿Q正传》、《故乡》、《药》、《离婚》等小说则从几千年封建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形成的相当难破的黑暗立场出发，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要以触目惊心的现实唤起愚弱国民的觉悟，这正是鲁迅将自身定位于启蒙的出发点。

鲁迅先生的杂文却是另一个样了，如果说小说及散文的创作是基于他文学家与思想家的身份，那么他的杂文便是更多地基于他斗士这一身份的。

鲁迅先生用“杂文”这把锋利的匕首作为武器与“敌人”作战，同时也保护自己，这一切尤其体现在他与他人发生论战及抨击时弊、唤醒民众、怒陈国民劣根性的时候。

因而，鲁迅的杂文创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风格多雄浑恣肆、倜傥华美，驳论明敏锐利、纵横跌宕，常使人感觉热血沸腾。

事实上，鲁迅的杂文创作早在创作《热风》时便开始了，后来在陈独秀的鼓励下，他在《新青年》“随想感录”这一独特的战场开始写作杂文，功力日趋精进。

鲁迅最有影响力、最重要的杂文创作是在1927年前往上海定居以后，如《而已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集》等。

这一时期，他基本上放弃了教书或其他公职，而是通过报纸获取信息，立足于杂文创作，直至1936年去世。

也许正如彭安定先生所说：“鲁迅的高人之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天生比这些同时代人高明，而在于他能吸吮、接收、引进、改造，高山与沃土同取，汪洋与涓滴皆汲。

”单就这一点来看，鲁迅先生就堪为青年们的万世师表，而这一点，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不仅不会日渐黯淡，反而是大浪淘沙，日久将更加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