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晚期、早期现代与盛期之辨金世杰论清的形成

帝国晚期、早期现代与盛期之辨：
金世杰论清的形成
□吴园林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内容摘要】康乾盛世的出现并没有导致中国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昙花一现的结果在美国新清史学派的视野中被直接用于西方崛起的比较研究。

在学者金世杰看来，清的形成仅仅标志着一次新盛期的开启，此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反观西欧诸国，通过工业革命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则属于比较特殊的变种（Variety）。

盛期表面的繁荣并不能遮蔽社会发展的潜在危机。

如何避免当代中国崛起变成不可持续的盛期，这恰恰是金世杰的研究所暗含的问题意识及警示性意义。

【关 键 词】帝国晚期；早期现代；盛期；西方兴起；工业革命。

【作者简介】吴园林，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财税宪法、人权宪 法、宪政史学研究。

晚清以降，近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江河日下，民穷国困的窘迫世代成为中国近代史书写的第一印象。

在主流史学中，清王朝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环，是典型的帝国晚期，被普遍认为应当对近代中国的衰败负责。

这一主流观点遭到了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反驳。

在新清史学派学者看来，有清一代在国家建设、民族融合、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上成就显著，在国家建设上处于同时代国家的顶峰，可以看作是世界体系的“早期现代”。

如果说主流史学派对清朝的鞭挞是情绪性的发泄，那么新清史学者对清代的称道有些誉之太过。

理性来看，两者都不乏深刻的洞见，但无疑也包含了不少绝对化，甚至是情绪性的感情判断。

在美国学者金世杰看来，清的形成既非帝国晚期，也非早期现代，而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盛期。

这种盛期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同时代的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也开始出现盛期。

盛期的典型特征是较长时间的经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政治的稳定和疆域的扩大，但这种较长时期的盛期过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将走上衰退。

盛期之后的各国大多要经历衰败的过程，而英国却成为唯一例外。

正是这个例外的英国带动了西欧和美国通过工业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金世杰是如何论证这一观点的呢？
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16.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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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金世杰看来，文字的功能是有限的。

正如其在文中指出的，“文字仅仅是文字，但当它们限制了我们的话语，因此又限制了我们对类型和趋势的理解时，文字又使我们撰写一部有意义的世界史的努力痛苦不堪”[1]。

在当下的全球史和比较史的叙述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史学家一直赖以描述世界发展的诸词汇，如成长、停滞、稳定和危机等，已经不足以全面地展示这个世界的动态过程。

在当前的经济史学界，有三种描述经济增长方式受到普遍的研究和重视。

即库兹涅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粗放型的广泛增长与“斯密型增长”。

其中，库兹涅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既包括总量的增长，也包括人均收入的增长；既包括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年增长率超过2%），也包括由不断的技术进步驱动的自足增长。

库兹涅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是显著而稳定的。

而粗放型的广泛增长与“斯密型增长”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要逊色很多。

粗放型的广泛增长，单单依靠人口和土地的增加投入而导致经济总量的增长。

粗放型的广泛增长，单单往往容易受限于生产技术进步的程度，因而在到达一定的增长程度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往往陷入停滞甚至减少的状态。

与粗放型的广泛增长不同，“斯密型增长”显得更加富有技术含量。

一般认为，斯密型增长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的专业分工而促成的生产率的增长。

在斯密看来，伴随着不断增长的长途或跨国贸易，跨越不同社会的专业分工，带来的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本地流通而带来的经济增长。

与库兹涅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相比，斯密型增长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因素。

因而，在专业分工的精细程度达到一定的限制之后，由于缺乏突破性的技术进步，斯密型增长面临着停滞的危险，因而斯密型增长缺少可持续性。

金世杰强烈反对将现代社会与“其他社会”截然两分的观点，不论这种二分法是基于上述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还是基于西方现代和非欧洲落后的历史观建构。

在金世杰看来，经济增长方式差异的迷信应对二元的世界史观负责，“在存在现代经济增长与缺乏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这种对亚洲帝国的理想型化在欧洲社会与非欧洲社会之间造成截然的二分”[2]。

对经济增长方式差异的迷信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欧洲社会一直在经历库兹涅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总量和人均收入稳步增长，技术不断革新；而非欧洲社会只是经历过一个经济增长的阶段，不论这个增长的来源是粗放式的广泛增长，还是斯密型增长，不久或很快就陷入停滞。

在金世杰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因为它认为非欧洲社会在经历经济停滞或缓慢增长之后，随着人口总量和密度的增加，马尔萨斯陷阱会很快到来。

金世杰并不认为在现代社会与非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条界限分明的鸿沟。

他指出：“我们需要考虑更加复杂的动态关系，而不应该认为增长是一次断然转变，也不应该认为经济增长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渐进、普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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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将永远不能把握工业化的发展、什么真正改变了，或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

”[3]
正是因为“不同的体制、信仰和某些偶然事件会在重要的主题下产生除重要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变异”，因而晚近的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将西欧的现代性延伸到“从美国到越南的世界上的所有社会（1000年到1800年）”的论述上。

这里面既包括艾森施塔特等西方学者，也包括宫崎市定等东洋学者。

根据金世杰的观察，“至少从上一个千年之交开始，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化、政治上的集权和领土的控制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并不断扩张”。

这一发现印证了艾森施塔特等学者提出的“早期现代”说。

“早期现代”的延伸论述虽然在破除“现代”与“他者”二分的世界史观上存在着一定的价值，但金世杰指出“早期现代”说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在像城市化、繁盛的国内外贸易、集权和科层化版图的政府的这些普遍现象，与后来的工业化和宪法政府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充分的联系。

后者因此就一定是我所谓的‘特殊道路’的结果，或者是某种不寻常的事态，而不是从早期现代性到完全现代性的一条普遍途径。

”[4]
在金世杰看来，“如果不克服关于增长和不增长的二分论，任何这类宽泛的分期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给这些历史时期贴上较好的标签或是划上圆满的句号，而是还需要通过一些新的术语来更加精确地描述在这些时期内外的社会发展动力”[5]。

因而，金世杰在此
处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清的形成在世界史
中的定位：“盛期”。

金世杰将“危机”和“盛
期”作为描述历史兴衰的两个基本关键词。

“危机”和“盛期”是相对的。

如果说“危机
是人口和经济的重要指标发生在比较突
然和出乎意料的低迷，通常伴随着政局混
乱和文化冲突”，那么“盛期则是指人口和
经济的重要指标的一个比较突然、通常是
出乎意料的转机，常常伴随着政治扩张、
制度建立、文化融合和巩固”。

如果说“盛
期的内容、跟它的整体形式一样，都关系
到它今后走怎样的道路，开创出怎样的未
来”[6]，那么清的形成作为世界史上的一个
“盛期”，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情景？
首先，关于清的形成在同时代的欧亚
政治版图中所处的位置。

在“寻求‘国族’：1700年前后的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结构一
节”中，金世杰认为：“在1555年奥格斯堡
和约中的‘教随国定’政策中被正式宣布
的，并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中
被再次确认统一君臣信仰的宗教分野又
强化了这种语言与文化的整合。

而且，由
于各个国族间持续不断的战争，王朝和宗
教对忠诚的要求最终都落实到了与相对
紧凑的、集权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关系上。

”[7]这种对早期现代的追溯，在金世杰
那里，是言之过早的。

实际上，“在1700年
前后，几乎不能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找到
共同语言或宗教文化为基础建立的中央
集权的民族国家……只有一个社会……
葡萄牙。

在其他地方，多民族的帝国，多语
言的联邦和充满野心的普世的君主政体
是常态”。

因而，金世杰认为：“晚至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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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人们很难在拥有民族国家的欧洲和拥有统一帝国的亚洲之间做出区分。

”在此基础上，金世杰得出了与弗里斯相同的论断：早期现代其实是“民族国家应用于前代的糟糕的时代错误”。

这一恰恰印证了经济史学家罗友枝的观点：在18世纪，在从不列颠群岛到中国海的欧亚大陆上，支配性的政治形式是多民族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8]。

罗友枝指出，清代在帝国构建方面的努力绝不是对过去的一种简单重复，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综合，注入了世界性帝国这样一种非儒家的理念，并从国外引入的新观念、新技术中获益。

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新的国土范围的规模和长期稳定，而且在于它成功地造就了一个多族群的帝国[9]。

显然，清代的形成不过是多民族帝国的又一次崛起，与其他同时代的多民族帝国的兴起并无二致。

其次，关于清的形成作为世界史上盛期的体现。

金世杰在文中用了三个标准来衡量清的形成在世界史上的影响，分别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

金世杰是肯定有清一代的贡献的。

清的形成是世界史的一次盛期，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政治上。

清朝的征服激起了中国南方最重要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剧变，导致了有奴仆和依附佃农耕种的大土地制的崩溃和大量自由独立的小农的发展；清朝的扩张创造了一个远远大于明朝的疆域，包容了主要是满洲、蒙古和中亚各族的差异性更大的民族和文化。

“获取新领土、农民的解放、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东北和遥远西部地区新土地上的殖民，都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机会”[10]。

第二，在经济上。

金世杰指出，在经历初期的损失和征服时期的混乱后，从大概1680年到1750年，（清代）有了一个高速发展、活力四射、财富增长和人才济济的时期。

以至于在整个18世纪，就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而言，中国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英国。

金世杰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司徒琳、杉原熏和弗兰克（司徒琳，1984；杉原熏，2000；弗兰克，2011）的著作的印证[11]。

因而金世杰批评了那些将清初和盛清时期的经济增长看作粗放型的广泛增长或者斯密型增长而不予理会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清代的非凡成就的“误会”[12]；第三，在社会结构上。

金世杰以充分的证据表明：“在盛清，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成绩之一，把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稳定和提高结合起来，逐渐达到了当时世界上可见的前工业化时期生活水平的最高层次。

”[13]
如果盛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理所当然，那么盛期同样面临着危险的逼近。

这是盛期不同于西欧的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表现。

金世杰认为：“清形成过程中的扩张、财富创造和动力不是一条通往现代增长的途径，恰恰相反，清朝在最后一个世纪中，由于不能对付不断的、大规模的人口增长的局面，使其陷入了生态、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极速衰退，摇摇欲坠，并且很快覆灭。

”这种结局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帝国、莫卧儿帝国、印度帝国都在18世纪之后遭到盛期的衰败。

就此，金世杰指出：“从早期到鼎盛的清朝是盛期的典型例子，这是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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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扩展和创造性变革的强烈而十分突然的爆发，它周期性地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

”[14]
二
对问题的本质进行纵向追溯的历时性研究，并不妨碍对盛期前后的时代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如此的做法反而能增加论述的说服力。

单单就清的形成进行的研究，并不能说明盛期在世界史上的普遍性，因而金世杰比较了类似的处于盛期的黄金时代的荷兰、中世纪的北欧与18世纪的英国。

尽管存在着“工业革命”与“勤劳革命”的进步动力之争，但是琼斯、德弗里斯和速水融都承认，黄金时代的荷兰、德川时期的日本和宋代中国都曾经发生过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那种实质性的经济增长[15]。

金世杰指出，这种增长不仅仅是斯密型增长，还兼具了一定程度的库兹涅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

因而，专业的分工、人口的增加、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动力的革命和技术的进步，在世界历史上并非前所未有，更不是西欧独有。

基于此，英国的工业化也不应被特定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途径或必然模式[16]。

德弗里斯的观点与此类似。

在德弗里斯看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马尔萨斯结构的制约是前工业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黄金时代的荷兰是个例外，被德弗里斯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典范。

金世杰反对德弗里斯的观点。

在金世杰看来，黄金时代的荷兰与其他前现代社会国家并无太多不同。

除了在生产力水平、生产总量、人均收
入和人口动员的发展与提升上，荷兰同样
面临着其他前工业社会中脆弱的社会问
题。

金世杰用翔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推
演出:荷兰的成就在于虽然人口增长了，
但人均收入并未大幅度提高，而是虽有增
长但仅仅维持了较高的和略有提高的收
入水平[17]。

且中世纪的北欧情况也不尽与
德弗里斯所描述的那样。

在金世杰看来，
14世纪之前，北欧已经通过对自身技术和
生产力的改进，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障
碍。

人口翻倍增长、城市化、商业化、技术
革新和农业改革的加速，使得以北欧为代
表的中世纪晚期国家的发展丝毫不逊色
于黄金时期的荷兰，都可以看作世界上的
盛期[18]。

金世杰指出，不论是黄金时代的
荷兰，教皇时代还是清朝鼎盛时期，我们
都可以注意到它们在宏观水平上都有着
相似的现象：人口大约翻了一倍，而人均
收入在较高的前现代化水平上稍微增长
或者保持稳定[19]。

18世纪的英国与上述地区在相同时
段的发展有何不同呢？换而言之，为什么
工业革命发生英国，而不是北欧或者中
国？在金世杰看来，“除了18世纪的英国
外，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一个盛
期之后还能自我维持或者加速经济增长
的。

相反，这些盛期与这种在1830年之后
改变世界的自我维持的工业发展之间有
两个明显特征，能把彼此区分开来”[20]。

这
两个特征实际上也是将“早期现代”与“现
代”区别开来的标志。

首先，在生产力的创
新方面，盛期的革新一般只发生在大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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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超过一个世纪的限定时期，之后就必须遵循“卡德威尔”定律，即技术惯性，革新的几率会不断减少，甚至完全消失；其次，在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方面，处于盛期的国家中没有一年年增长率超过1%的。

18世纪的英国按照这个标准也处于当时的“盛期”之中。

因此，金世杰得出结论：定义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的关键是看它能否实现自我增速和加速，而这些能力应该是基于对科学知识和其在生产应用系统上的开发。

在这个意义上，前现代和现代经济之间的区别并非是简单的增长或不增长，而应该是从更精细的程度来区分哪种增长是可以被加速并且是可持续的[21]。

这一结论恰恰为莫吉尔在研究黄金时期的荷兰时所证实[22]。

如果世界范围的盛期确实存在，那么盛期出现的时间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卡莱尔·戴维斯和其他学者总结道：（1）时间上，盛期发生在国际贸易和持续接触导致一种文化和观念混合体的时期；（2）地方上，盛期发生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地方，人员、商品和技术都集中于满族多样化的商业需求；（3）时机上，盛期很可能存在于某一个重建时期，这个时期接踵崩溃、大规模挑战、政府及社会的巨大变革之后。

而这些变革释放出新的能源或社会集团，或者自广阔疆域内提供整合和秩序[23]。

可以看到，盛期不太可能出现在那些长期未受到挑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即将走向终结的时期。

尽管金世杰对戴维斯等学者的总结不那么满意，但他仍然认为“这三个因素可能是必要的，但它们肯定
不是充分的”。

对盛期出现原因的探究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既然盛期是前工业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与其探究清朝中期之后为什么会衰落，不如探究西方为什么会崛起。

金世杰对清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他认为，基于清朝庞大的人口，贫乏的土地和稀缺的资源（没有殖民地），无论如何，就宏观经济成就而言，清朝这一百年的经济增长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辉煌而杰出的时期[24]。

处于盛期的国家，不论是17世纪的荷兰，中世纪的北欧及18世纪的英国，还是清代中期，在经历了一个生产总量和人均收入同步增长的时期之后，要么经济面临着“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要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衰落的危险[25]。

当前的清史学界认为是两个因素使得西方摆脱了盛期衰落的宿命：新大陆的资源打破了自然增长的生态制约；新能源和新动力的使用导致的工业革命。

汉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指出，造成18世纪中国与西欧分流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生态资源的限制。

这类资源限制不仅包括木材、原煤等燃料资源，还包括金、银等贵金属资源，当然最重要的是土地和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得不到有效满足，因此就不能像西方因奢侈品的需求而诱发“地理大发现”，进而成长为全球性的帝国[26]。

但是金世杰指出，与西欧相比，18世纪的中国并不缺少资源，生态上的资源限制虽然存在，但并非足以阻碍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

因而金世杰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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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遭遇资源紧缺或资源优势不应该成为评判英国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或中国（或荷兰）的不同道路的原因[27]。

在马拉尼玛看来，“前工业化经济中最根本的瓶颈其实很容易找到，它不存在于土地，也不存在于其他自然资源里，而是在能源中”[28]。

这是因为“前工业化经济中的能源面临着两大困境：数量和集聚度”。

金世杰同意这一观点，并指出，能源的数量问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地解决，而能源的集聚度问题则需要新式机器的发明。

其他前工业社会并不能同时解决能源的两个因素问题，因而发展到一定阶段肯定会遭遇马尔萨斯陷阱。

那么，为什么18世纪时的英国成功地解决了能源的两个因素问题？揆诸近代以来欧洲的社会史，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在海外开辟过殖民地，但为什么还是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真正的答案在当时各国所存在的社会结构。

18世纪的英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为工业革命的出现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生产体系，这才是现代经济增长出现在英国的真正保证。

在金世杰看来，“在这一复杂的体系背后，隐藏着一种简单的文化变革。

我相信把英格兰和中国在19世纪的发展中区分开来的正是这种变革”[29]。

是文化导致了最后的差异，这种观点也是得到戴维·兰德斯支持的[30]。

文化变革的前提乃是17世纪的机械科学。

机械科学在英国被当作一种艺术，而在中国被当作一种业余的乐趣。

即使在欧洲本土，英国的科学与大陆的科学在主旨上也渐行渐远，产生了所谓的“17世纪智识的分叉”。

正如莫吉尔所言：英国的科学变得
更为注重在实验中和商业中的实效，而大
陆的科学则变得更抽象、更注重演绎和更
形而上[31]。

金世杰指出，是工业革命，而
不是科学革命，导致了西方与东方，现代
与前现代的划分。

因机械科学引发的工业
化，“是欧洲科学的一个特别的分支，它通
过与英国环境交织的路径，产生了一种既
深刻影响科学和生产技术又影响了不可
预见的道路的特殊文化”[32]。

如果尊重和承认世界史上的连续性，
我们就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节点，在该
节点之前是早期现代，在该节点之后是现
代。

换而言之，在长期的经济停滞之后开
始新的经济增长，并非一定意味着库兹涅
夫式的现代经济增长。

在金世杰看来，“世
界没有发生这样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单
一的且注定要普遍化的广阔的西方现代
化，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残余着传统的王
国的停滞或失败”。

在此意义上，“这意味
着没有普世的或欧洲的现代性提供给这
个世界去采纳或抗拒”[33]。

在最后的论述中，金世杰再一次重申
了古今对比的涵义。

金世杰认为，19世纪
和20世纪早期中国的经济衰落看起来这
么令人沮丧，仅仅是因为它和世界的另一
种增长模式联系了起来。

增长与繁荣并不
是现代世界或西方世界（或甚至是“资本
主义”）世界的垄断品。

清代后期的衰落也
并不是不适宜和特别的失败，实际上这是
早期成功以后出现的一般结果和一般发
展模式。

事实上，“机械科学（及其带来的
工业化）是在广泛的欧洲文化内的一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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