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启政：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消费的文化经济学全

叶启政：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消费的文化经济学（上）
涉及关键词：消费文化经济学政治经济生产学到论文
——中产（新）阶级做为社会机制
一、前言
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区分成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来看待，一向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分析和理解经济现象时典型的作法。

首先，这显示的是，虽然经济活动经常是落实在个人身上，但却不是纯属个人，而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现象。

其次，这样的社会互动涉及的，基本上是有关如何运用种种（自然与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做为存有体得以继续生存的种种现象。

既然关涉的是种种资源的运用，而且，人又是一种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因此，如何透过工具的使用以进行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也就是所谓的「生产」，production），自然就成为社会科学家们考虑的根本议题了。

同时，既然生产是发生在人际间的一种互动现象，对生产品的分配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归属（特别是财产权）{1}，顺理成章地成为重要的问题，更是不能不予以特别关心的伦理性课题。

最后，生产做为人与自然产生接触的社会机制性介体，基本上只是具备着「手段」的性质。

对个别的个体人而言，消费着所生产的「东西」，毋宁地才是最具初基性的目的，尽管相对着其它具社会指针性质的概念范畴（如社会声望与地位），它可能被移位，而成为只是一种具手段性质的表征方式。

譬如，一个人买了一辆朋驰的汽车，并不只是单纯用来代步而已，而是用来展现财富与身分地位。

贯穿整个经济活动过程来看，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在时间序列上，基本上是相互扣联而连贯在一齐的。

按理，三者理当等重，不能有所偏废的。

然而，回顾实际体现在西方社会学论述当中的，它们却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关爱。

很明显的，其所以如此，乃因论述产生时的时代背景不同，而整个社会的结构基调也因时因地有所改变的缘故吧！在此，就整个西方社会学的论述而言，若以1970年代中叶做为一个权宜分段点，那么，之前，以生产为主轴的论述一直是位居主流地位；而之后，以消费为重点的论述日益浮现，发展至今，且已蔚成论述经济社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有抢夺到整个论述主导权的势态{2}。

情形若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不免会好奇地进一步追问「其中可能有所相关的社会机制到底为何」？基本上，这是一个同时深具理论性和历史性意义的问题，而这正是下文中所要讨论的主旨。

二、何以是「经济的」- 自然/劳动/生产三位一体之世界观的形成
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对「自然」一概念的理解，还不是以时间做为要素。

Engels即曾指出，当时，「自然根本未被视为会在历史上发展的东西，根本未被视为有历史的东西；大家都只考虑到它在空间中的延伸； ... 自然的历史，正如行星的椭圆轨道那样在一切时期都一样有效」(间接引自Baumer 1988:406;或参考Engels 1960: 185-186)。

相对于此一思想传统，Darwin透过强调适者生存之竞争演化论的说法，把时间因素引进自然的概念之中，这无疑地「历史化」了「自然」，并赋予它一个新的（即时间）向度。

同时，既然斗争被视为自然的演化定律，过去的自然和谐论顺理成章地也就彻底被粉碎了。

尤有进之的是，跟随着人类与其它动物之间具有演化性之源起关系的主张普遍被承认，人类的概念于是也必需纳入「自然」的秩序观当中，并且予于适当的安顿。

在此，必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Darwin 的演化观念里，人类是野蛮人的后裔，是求生斗争下的偶然产物，有着无法磨灭的低贱起源烙记。

Darwin的「总代理」Huxley也一样的{3}，假定人类也是宇宙历程的一部份，乃从原始的黏质物演化出来；或者以更严格方式来说，他们是野兽的后代。

然而，尽管人类是野兽的子孙，这却不等于命定人类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毋宁的，人的荣耀乃在于他现在的状况，而不是他所源来的卑微祖先。

准此立场，Huxley认为，因为人类懂得使用理性与语言，也发展出一套道德意识，他必需、也因而能够与宇宙历程搏斗，并且上升而居处其上(以上引自Baumer 1988:412-413) 。

准此论述的立场，于是乎，人类可以说是属于大「自然」(Nature)（特别用粗体字来表示）的一部份，而于其中，除了人类之外，尚包含种种无生命物质、植物与其它动物等等，我们何妨以一向人们惯用的（细体字）「自然」一词来
总称此等东西。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推演地说：基于人类所具有的种种天赋特质（譬如具有理智思考与运用工具的能力、必需摄食才能生存等等），利用厚生是极其自然不过的事。

特别，当我们把人类视为万物之灵，同时也视生存竞争是自然法则时，人类利用厚生来谋取生存与经营生命，更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人类如何利用厚生呢？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当中，Marx (1964) 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富批判色彩。

特别，其论述乃直接冲着替资产阶级护航之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Ricardo）而来，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旗帜大张的时代里，根据他的看法予以说明和引申，对回顾整个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更是有着特殊的历史意涵。

简单说，在Marx 的眼中，基本上，人乃是透过劳动(labour) 与自然建立起首要的关系。

其所以如此，乃源于人类具有的基本生理结构特征使然的。

首先，人必需摄食才能生存，而大自然正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之资源（包含水、空气与食物等等）的根本来源。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是一种懂得利用智力来创造技术、并善于使用工具以对大自然进行操控的动物。

本质上，这即是「经济的」，而这正是落实于人类身上劳动所以产生、也是所以必要的根本要件。

职是之故，既然人类首先必需透过劳动的形式才与自然建立起关系，而且，在绝大部份的状况之下，这又都是以工具的使用做为媒介，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也就透过以生产面相为轴线而勾勒出来的「经济」形式予以呈现。

Marx(1964)即认为，只有从生产的面相来考察人类的社会关系，才能掌握其原始的历史特质。

长期下来，当讨论的议题涉及人类的经济活动、而特别指涉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主要的西方社会思想大多均以Marx此一命题为基点。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情形自然是如此，而当Weber(1958)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历史因果亲近性时，其所指涉而强调的，其实亦正是在于生产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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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以透过使用工具的劳动形式来干预并转化自然的原始状态，其目的为的，无非是满足人类所具诸多之需求或需要的欲望{4}，并进而扩展这些欲望的有效范畴。

显然的，倘若以这样的基本心理要求做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预设要件来看待的话，这无疑地可以用以证成「消费现象乃整个经济活动之终点」这样的说法。

情形是如此的话，我们于是就不免要追问：当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在讨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所以建立的社会本质时，何以在一开始就偏废消费面相，而把整个论述的中心定位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的起始点-生产面相上面呢？难道只是因为在时间序列上生产乃是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起始点的缘故吗？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以生产面相来定位整个经济活动，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历史意涵？这是我们不能不提问的问题。

三、生产面相被焦点化之伦理规范性{5}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做为主体的历史场景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劳动说可以看成是，资产阶级(bourgeois)成为历史主角之后，衍续启蒙人本理性精神之一种具体的诠释形式，它赋予了「启蒙」此一概念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意涵。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这当然是反映着当时之资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属性{6}。

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做为历史舞台上的第一主角的场景里，人之所以为人，也所以展现其所具的理性特质，乃因他（她）具有劳动的潜在能力，而且会以具体的形式来展现。

更具体地说，使用技术与工具的劳动形式，乃人特有之理性特质的一种实作形式，而以私有财产制为本的「生产」形式则是这种劳动的社会实作最具体而微的表现方式。

针对具如此之理性意义的劳动生产的社会内涵，Marx的批判性见解，无疑地是极具代表性，而且，在思想上，甚至是与其所反对之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是有着一定的接续性的{7}。

准此角度，其所彰显的历史意义
和地位，更加是不容忽视的。

在他的观念里，这样的劳动形式基本上乃确立了使用价值(use value)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纲领地位。

同时，这样的价值观也被设定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具关系的初基性质。

换句话说，劳动为的是，透过物的生产，让自然对人所可能具有的使用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和贯彻；而使用价值指向的，则是满足人做为人类这样之种属存有体(species beings)的基本生理与心理需求(参看Marx,1964)。

既然以使用工具的劳动形式来进行生产，乃是确立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具理性行动关系的初基特质，把使用价值供奉成为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导纲领，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样的思想基本上是肯定人所具的生物特质是塑造人做为一种社会存有体之图像的基本要件{8}。

十七世纪英国之Hobbes(1985)以自我维持(self-preservation)一概念来保证人类做为主体的「生物人」初基特质，在此因而获得更进一步的肯证。

准此基准，一旦对人类和世界寄予强调平等、自由、自主与正义等等理念之人道主义的关怀时，把人存在的基础予以「生物化」这样的基本立场，很自然地就使得整个的焦点被安顿在「生产关系能否确保使用价值不被异化(alineation)」这么一个极具伦理意涵的基本要求上面了{9}。

为了充分地说明生产面相所以一开始就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思想的焦点，在此，让我们再用一些篇幅来讨论Marx 的论说。

首先要指出的是，容或劳动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生产关系的样态是怎么个样子，其实总是随着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

否则，Marx对具市场导向、且尊重私有财产制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予以严厉谴责，就不会有意义了。

而他希望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来取代，更是不会在历史上获得过那么多的人共鸣与支持的。

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很明显的，我们就不能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不被异化」的要求，探讨它所以可能被证成（或被扼杀）的社会性要件了。

况且，以当前整个世界图像的基本样态来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模式是当前施及范围最为深远而广泛的优势体制形式，我们也就更加有理由把整个讨论的焦点针对着它，并严肃地予以正视。

当我们以启蒙之人本的人文精神立场来审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时，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它所呈现的是充满着剥削与宰制的罪恶，而它乃表现在前面提过之「人被异化」的现象当中。

异化使得人性严重地被扭曲，而罪恶的「事实」根源，正出自于生产关系形式所具的基本性质上面。

其中，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是罪恶最最根本的源头。

就历史辩证的角度来看，Marx如此把私有财产制的存在与运作当成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确实掌握了一定的历史意义。

这不仅在理论上紧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而且，从西欧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确实牢握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性格与意义(参看Pernoud 1991a,b)。

很明显的，Marx这样的论断乃暗示着，资本主义体制（因而，私有财产制）的本身存有着一个本质上「邪恶」的基本命题。

在这儿，姑且让我们把邪恶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暂时摆开不谈，Marx的这个命题似乎可以转换成为这样的说法来表达，那是：就人类做为一种的种属存有体而言，假如欲望的存在与满足是其所具基本且不可化约的生理-心理特征的话，那么，私有财产制的存在，则是人们一向用来证成此一实体性特征所设计出来一种极具历史意义的社会体制形式。

于是，至少在理论论述上{10}，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支撑下（例如资本主义即是当前现行具制度性的历史形式），私有财产制的存在，乃与人们对人之生理-心理特征的哲学人类学存有预设，产生一定的呼应关系。

换句话说，肯定人之欲望的存在（尤其「尽量满足人的欲望」这样的说法）在论述上取得了正当性后，相继的，资产阶级则假捍卫全体人类福祉之名（但实则却可能只是依附在遂行特定阶级利益的动机之下），用私有财产制做为一种制度性的机制，以确保其欲望可以得到最大之开发和满足的机会。

譬如，就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资产阶级即曾把遂行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各自利益，巧妙地托付在Adam Smith 视「确保私有财产制乃实现普遍利益之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样的意识形态上面。

虽然，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这个意识形态曾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解构，几乎失掉了诠释的正当性，但是，发展至今，特别是1980年代共产世界逐渐解体之后的
当代，某个程度的，这样之意识形态的元神彷佛死灰复燃地又返魂了。

只是，它换个面貌来挥舞着招魂旗，一方面，使得Marx的资本主义原罪说丧失了颠覆资本主义的能动力；另一方面，甚至反过来强化了资产阶级视其自身为贯彻自由主义信念之历史使命的担纲者角色，也藉此巩固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有意或无意地以资本主义做为历史演进之最终形式的野心{11}。

总之，从过去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截至目前，至少审视已展现的历史「事实」，资产阶级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且，甚至把他们所想要的一直往前推进着。

尤有进之的是，诚如马克思主义者一再指出的，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以「自我维持」做为人类存有体之内涵理路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所内涵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深具工具功能上互赖联系、却又「排他」{12}的性质。

正是因为生产面相具备着这样以「自我维持」做为基本理路的「排他」性质，使得Marx 所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充满着不平等的压迫、宰制与剥削的悲惨情形」这样的论调，可以获得许多人的认同，并赋予高度的伦理道德意涵，而援引以做为革命的触发动力。

然而，过去的历史经验现实却又明白地指陈着，马克思主义者梦想以共产社会做为对资产社会进行否定辩证之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理想社会形式，似乎已是幻灭，至少暂时是被悬搁了起来。

当然，这一切尚不足以立刻用来论断未来发展的必然命运结局，但是，却至少说明了资本社会的体系结构相当程度地是产生了绵密而细致的自我防卫能力。

这样的体系结构所以如此绵密而细致，无疑地是有着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中产生著作用。

简单地来说，这个因素是，做为保证自由之基本内涵的一种社会制度机制，私有财产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居有着强韧而稳固的正当地位。

特别是，继之，搭配着以「有」为终极基础之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观做为后盾，这又进一步地予以强化塑造{13}。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体系结构逻辑所编织起来的网络绵密而细致，于是自可期待。

更重要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至今，诸多社会结构性的变迁又是变本加厉，它更是终于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促进「消费」被当做为证成自由的基本指针。

正是这个内涵的转折更进一步地撑张了私有财产制的制度，茁壮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体质，也强化了它的社会结构体质。

这些都是在下文中准备讨论的重点。

谈论到此，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不能不加以阐明的，那是：回顾西方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分配做为一种社会互动关系的表现形式，它总是紧扣着生产（而不是跟着消费）一齐被抬了出来。

这不免让我们忍不住发问：这么一个样子有着甚么重要的社会学（或历史性）意涵呢？对此，似乎有必要表示一点意见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可以指陈的是诚如上述的一个相关而值得注意的现象：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之生产工具和生产品的归属（亦即所有权）问题，一直就是西方社会思想史中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深具人文意义的伦理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拥抱古典自由主义之政治经济学立场的思想家，希望透过立论的方式来捍卫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不管其原始动机为何，都不免有成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替「资产阶级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品之所有权」这样的历史场景寻找理论基础的嫌疑。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拥戴者相反地站在直接从事劳动生产之无产阶级的立场，而视私有财产制为罪恶的根源、并主张废除而让生产工具与生产品公有化，也才有了具历史意涵的伦理正当性。

在此，不拟细论两者之间在伦理上的是非与曲直，这样的指陈所企图意指的是：不论是站在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生产的现象，基本上都是扣联着分配的形式来讨论的。

换句话说，单单生产的面相，是开展不出一个严肃的伦理性问题。

只有把生产与分配两个面相摆在一齐来审视，具伦理意涵的正当性问题才会浮现。

回顾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历史，有关正义的问题，似乎一直就是以呈现在分配面相上面的最为显著。

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来说，所谓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始终就是政治（也是政治学）上一个重要的核心课题。

做为一种展现社会关系的形式，且紧扣着生产面相而来的分配，基本上是把生产所具之排他性质承继下来，而甚至唯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性质才得以有淋漓尽致地予以发挥德机会。

这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企图在有限的总资源量的前提下进行「合理」
之「零整」性质的配置问题。

当一方有了、多了，即意味着另一方就没有了、少了。

于是，讨好了甲方，往往即意味着得罪了乙方，而反之亦然。

在这样的理路支配下，实际呈现的历史场景往往是，伦理正当性的确立总是与权力运作的消长相伴而生。

这也正是体现在生产面相的伦理问题，一直摇摆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做为历史主体之两造的杠杆上面，而致使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理路与共产主义的理路总是一路斗争下去。

更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之生产面相的伦理问题总是无法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获得到基本共识，因而，在整体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特质没有产生明显的变迁之前，顺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所衍生的生产面相也就一直被看重着。

就实际的历史场景来说，这样的胶着状态体现的，乃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关系的特质。

回顾西方中古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发展史，1789年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抢得了历史主导权的开始，至少形式上是如此。

再说，单就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未大幅度发展之前，若说资本主义的形式已呈现的话，那也只体现在贸易与金融两个面相。

当时依靠工匠学徒相传的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形式，并不足以带出工业（制造）资本主义的形式，更是不足以创造出足够数目之后来所谓的无产阶级。

很明显的，只有等到了以科技为生产动力的工业生产形式出现之后，（制造）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成形，而整个产业结构也才起了明显的变化(参看Braudel 1982)。

显然的，十九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下，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形式带来了庞大数量之工人无产阶级的出现。

同时，这也导使了社会里极富与极贫的两极化现象明显被强化。

许许多多的人面临着基本存活之自我维持的根本问题。

无怪乎，Marx在论及价值时，会特别重视那对维持自我基本存活最有关的物质形式，并且强调其所内涵的价值原型-「使用价值」。

进而，在检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伦理意涵时，他更是把这种价值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判准。

之后，Lukacs(1971:46-82)也才会主张：唯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考察整个社会，才可能让历史所具客观而科学的正当性显示出来。

准此种种历史缘由，我们似乎可以下结论说：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极阶级分化而对立的结构形式之下，整个历史场景紧绷地被呈现着。

在这样的场景里，生产面相内涵之分配正义的伦理问题逐渐浮现，而构成为严肃的社会问题。

因此，由此一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显然的，阶级结构的特征是此一问题得以存在而被形塑最直接的现实动力。

或者，用最保守的态度来说，生产面相所具的（包含是否具有）伦理（也包含理论）意义，乃端看整个体现在生产面相上之阶级结构的特征而有所转移。

对当前的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而言，正是因为体现在整个生产面相的阶级结构特质有着极为显著的变化，才使得消费面相的社会学意义逐渐浮现，而显露出凌驾生产面相的情形，而这正是底下要讨论的重点。

四、当代社会场域中生产与消费的拉扯-中产阶级的历史意义
本文一开始的部份曾经点到，在时间序列上，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乃具备着相互扣联的连贯性，难以偏废的。

但是，早在十八世纪末，Adam Smith 在《国富论》一书的第四部份即已把消费看成是现代市场社会的中心。

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的，也是生产者的利益所必需促成、并予以达致的。

因此，这几乎是一个完全自明的准则，是不用证明的(Smith 1937:625)。

这么一来，既然消费是生产的终点和目的，如何安顿它，相应地也就成为必需回答的问题了。

很明显的，倘若消费只对极富者与极贫者这两极的人们有显著的意义的话，那么，对极富者，消费的意义极可能是沉溺于享用奢侈品，以展示身分与地位；而对极贫者，消费则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一种卑微且不得已的行止而已。

当然，摆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以这样两极的观点来圆成消费对社会整体所可能彰显的意义，自然是有嫌过于简略。

同时，若以此做为进一步理解（或乃至界定）社会现象的核心轴线，更是难以逼进实际的现实现象的。

因此，我们只有期待，当人类的社会显现出另外一个众人共享的「普世」哲学人类学预设命题时，消费对整体社会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