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的内向性

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的内向性
作者：谢娟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8期
谢娟［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2249］
摘要：英国18 世纪中后期的感伤主义文学、哥特文学和游记文学中对剧中人心理的剖析
和对读者情感的有意操控，皆呈现出强烈的内向性。

这三种文学形式结合起来，见证了18 世
纪中后期英国文学在私人话语领域和公共话语领域的主题关注与写作手法上所共同呈现出的内
在转向，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关键词：感伤主义小说哥特小说内向性浪漫主义
当我们谈论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时，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便是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然而以理性为纲的新古典主义基本盛行于18 世纪上半叶，从18 世纪中期开始，新古典主义便逐步走了下坡路，文学创作中的感伤主义和哥特式小说风行一时。

感伤主义文学、
哥特文学和游记文学中对剧中人心理的剖析和对读者情感的有意操控，皆呈现出强烈的内向性（inward turn）。

这三种文学形式结合起来，见证了18 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在私人话语领域
和公共话语领域的主题关注与写作手法上所共同呈现出的内在转向，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本文选取了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斯特恩的《感伤之旅》（The Sentimental Journey）、哥特小说的代表——拉德克利夫的《尤道弗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和游记文
学的代表——乡间庄园观光手册，来追溯这种内向性的起源、文学表现和社会意义。

一、作为炫示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 as conspicuous display）
感伤主义兼有激进和保守两种取向。

作为中产阶级的文化武器之一，具有激进乃至革命的
一面。

感伤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与中产阶级日益强势的自我主张不可分离。

黄梅在《推敲
“自我”：小说在18 世纪的英国》中指出，18 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对情感的强调对于中产
阶级而言，不仅是一种想象性的补偿，也是能带来实践领域改变的社会行动。

它不仅是新富阶
层使自身精致文雅起来的努力在文学领域的见证，也是通过挑战贵族阶层的理想和风尚，在政
治和社会生活层面重新定义“绅士风范/ 身份（the gentility）”的尝试。

由此不难看出英国中产阶级借由18 世纪后期思想文化重新整合的契机，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修正的意图。

a
说到感伤主义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主张“性善论”的沙夫茨伯里伯爵
三世（Anthony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 1713）。

沙夫茨伯里将
人之向善视作先天本性，对此观点的辩护集中体现于《人、举止、观点和时代之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and Times，1711）一书中。

书中深邃的哲学思考与感人的个人体悟两相结合，使其成为18 世纪早期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的“性善论”的代表作。

就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而言，它开创了英国文学中“好人”形象和感伤主义的先河。

b除
此之外，感伤主义小说预设了人物的外在行为表现与内在美德品质之间的呼应性，将个体面对
他人苦难之时的易感性和同情心视作内在美德与个体价值的衡量标准。

这种将感伤主义的外在呈现与内在美德相挂钩的做法是中产阶级对沙夫茨伯里关于美德定
义的改写。

英国历史上对道德和美德的探讨经历了从传统的宗教话语框架过渡到世俗的意识形
态框架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沙夫茨伯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对美德的探究》（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or Merit，1699）中，沙夫茨伯里对美德的重新定义所采用的手法有两重。

一方面，他将美德定性为带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品质，赋予了美德某种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超
验品质；另一方面，他对美德的定义又极其具体：优秀的教养、完善的审美品位、内在的美德、文雅的谈吐、优雅的社交风度和世间的秩序这一首尾衔接的链条，仿若黑夜与白天的相继一般，可被视为自然规律。

在沙夫茨伯里看来，没有上述品质相伴而生的美德是难以想象的，这些被
列举的品质也成为沙夫茨伯里所设想的由贵族构成的、具有排他性的美德俱乐部的入门卡。

对于社会地位滞后于财力的增长的上升期的中产阶级而言，沙夫茨伯里伯爵将不可视的道
德品质具象化为可视的行为表现的做法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宣传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扩大其社会
影响力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文化路径。

在此过程中，约瑟夫·艾狄生（Joseph Addison，1672— 1719）和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所创办的《闲谈者》（The Tatler，1709— 1711）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1711— 1712，1714）为代表的报刊文学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艾狄生的文风被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称为“平实而不粗俗、文雅而不浮华”（familiar but not coarse，elegant but not ostentatious）c，与上
升期的中产阶级所企望的精神气质颇为相符，因此，以言之有物的简朴文风取代让一般读者不
知所云的带有浓厚学究气的浮夸文风，可被视作中产阶级的价值理念在文风领域的革命。

就主旨关注而言，《旁观者》的绝大部分文章为艾狄生或斯梯尔本人撰写，从一个熟谙世事、集多重社会身份于一身的“旁观者先生”（Mr. Spectator）的角度评论世事人生，带有一定的启蒙性质。

所要达到的目标，用艾狄生的话来讲，是寓教于乐，以巧智装点道德，以道德
约束艺术，“将哲学从学院书斋带到俱乐部和会场，带到茶桌和咖啡馆”d。

《旁观者》继承了《闲谈者》对道德风尚的关注，不仅对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各个层面所做的品评与价值导向为
上升期的中产阶级提供了道德行为规范准则，而且对“可视美德”（demonstrated virtue）的强调也为中产阶级凸显自身的存在感和扩大社会影响力提供了可操作的便捷途径。

内在的美德
并非不证自明，财富并不能确保其拥有者有一颗良善的心，故而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看来，
沙夫茨伯里将出身与美德相挂钩的做法不成立。

美德必须外化为个体在情感和行为层面的回应，方能有助于证明个体的道德品质。

在此修正过程中，英国18 世纪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体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用罗伯特·马
克雷的话来讲，与贵族阶级相比，新兴的中产阶级对等级制的社会体系所产生的保守偏见的拥
护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过是要求分享沙夫茨伯里视作贵族阶层专属的道德权威性。

e从这
个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代言人，如艾狄生、斯梯尔和感伤主义小说的鼻祖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 1768）等人，文学创作的目标并不是颠覆或削弱社会财富与权力的等级制基础，而是帮助旧有的贵族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彼此调和，共享文化资
本和道德权威。

中产阶级将善感的性情与善意的慷慨行为视作个体内在价值的指示器，从而改
写了贵族阶级对“教养”（breeding）一词的定义。

“教养”不再是与出身捆绑在一起的静态
概念，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自我塑造进行改写的动态概念。

艾狄生在《旁观者》第174 期商人
与贵族的交锋中，借商人之口说出了工商阶级取代绅士阶级的宣言：“毫无疑问，勤劳致富的
人比坐吃山空的人更有资格享有家产。

”f就艾狄生的文学创作目标而言，此处的“家产”指
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亦是文化资本和道德权威。

此处宣言颠覆了贵族阶级对劳动极力贬低的
做法，正面肯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在道德价值层面所具有的意义。

劳动不
再被视作下等阶层的标签，反而是作为值得嘉许的社会推动力，赋予了中产阶级道德层面的优
越性。

由此不难看出，在与贵族阶级价值观的角力中，中产阶级想要的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和道
德权威的共享，更有取而代之的雄心壮志。

感伤主义小说便是中产阶级在文学领域宣扬自身价
值观和凸显自身道德优越性的重要载体之一。

斯特恩的《约里克先生穿行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之旅》（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以下简称《感伤之旅》）中，身为基督教牧师的主人公约里克（Yorick）先生是个集善感与善行于一身的扶危济困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形象。

斯特恩对约
里克善行的列举似乎意图说明约里克持之以恒的善行可以成为其优秀的内在道德品质的有力证据，毕竟行善一时易，行善一生难。

然而，在《感伤之旅》中，约里克的善行皆是用金钱来解
决问题。

当约里克对自身的善行进行讲述时，往往陶醉于自身的慷慨和此感伤之旅带给他的愉悦，以及他从中得到的精神慰藉，对接受他善行的一方缺乏真正的关切，故而大多数的受施者
都是木讷寡言的无名氏。

在约里克看来，这些无名氏的困境并不是值得探究与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仅仅是作为触动其善感心灵的令人心伤落泪的景观而存在，因此，约里克的解决方式也是纯
粹的金钱的施与。

在约里克沉湎于其内心情感世界的叙述声音中，他的虚荣之心与表演的姿态
昭然若揭。

故而，此类善举的受益人与其说是木讷寡言的无名氏们，不如说是标榜善感与善行、并将之视作内在道德品质之体现的约里克们。

这也是为什么黄梅将约里克多情的表演视作“在
本质上或多或少是有钱者购买‘品德证书’的行径”g。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之时，中产阶级意识形
态上的保守性。

进入到约里克为代表的感伤主义小说主人公视野的世间万象，往往经过了他们
主观性视角的选择性过滤，那些令人尴尬、无法直面的现实则被主人公自觉排除在他的叙述声
音之外，无法进入读者视野。

约里克耽溺于自身情感世界中的叙述声音，不仅是对自身道德品
行的炫示，也是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回避。

究其动机、真诚度和实际效果而言，这种善感
多情的姿态和慷慨解囊的善行沦为施予者的表演。

黄梅指出，“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情感主义
最喧嚣热闹之际通过的‘罪犯法’和‘济贫法’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有利于被压迫者的条款。

简
言之，情感主义即使在其最真诚的发轫阶段和最真诚的代表人物那里，也具有本质上的虚伪性。

而到斯特恩的时代，这一思潮虽然看似处在影响的巅峰，其实已是强弩之末，在相当程度上成
为社会时髦和可以用来邀功请奖的固定姿态，做作和表演已经远远多于真情实感”h。

不仅如此，感伤主义小说对内心情感世界的沉溺和对他人真实境遇的刻意无视乃至歪曲再
现带来了实践领域的严重后果。

在沉浸于对内心情感的审视与愉悦内视的感伤主义小说的主人
公眼中，那些木讷寡言的无名氏们不再是有血有肉，且有着不为人知的悲伤的孤单个体，而是
成为被消解了个体性、没有真切的存在感的无名氏，以至于他们沦为彼此之间完全可以互换的、作为情感触发器般的功能性存在。

随着个体性的消解，物性进驻，这些无名氏们成为感伤主义
小说主人公的情感需求触发器和意识形态建构的道具。

二、哥特小说中他者的幽灵化（Spectralizationof the Other in gothic novels）
感伤主义小说中被物化为主人公情感需求触发器和意识形态建构的道具的他者，在哥特小
说中肉身被完全消解，沦为幽灵般的存在。

特里·卡瑟尔在对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 1823）的代表作《尤道弗的秘密》中体现出的这一倾向进行评论时指出，“18 世纪晚
期涌现的新的情感结构中，有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日益将他人视作幽灵般的存在。

在耽溺于自
身情感世界之时，他者被视作了幽灵，即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如同呈现于主体意识的屏幕之
上的一个影像。

由此产生的一个奇特现象便是，他人的血肉之躯和他们在世上的真实存在都变
得模糊起来，不再具有实体性，他们仅作为头脑中的一个画面、一个幽灵般的影像而存在”i。

卡瑟尔将这种倾向归纳为“他者的幽灵化”。

在此视野中，幻想与现实、思想与物质以及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线不复存在，当主体意识的建构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界线被取消，所有
外在于“我”之主体意识的人或物皆被视作了“主体意识的屏幕之上的一个影像”。

拉德克利
夫笔下受到幽灵侵扰的主人公往往将之视作自己善感心灵的投射，背后的逻辑是只有良善之人
方能有此善感之心灵。

尤道弗古堡中人物的情感世界，如同其主人公所看到的黑幔之后裹着寿衣、活像腐尸的蜡像，被卡瑟尔称作是“木乃伊化的”（mummified），因为主人公从情感上而言，更希望他者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存留于她的主体意识之中，而不是作为有着实体属性的人，
活生生地存在于她的面前。

根据卡瑟尔的解读，这种将他者木乃伊化的冲动来自于主人公对失
去和分离的恐惧心理，和对生活中难以抵御的变化和衰亡这一过程引发的焦虑进行掌控的意图。

此外，将他者幽灵化这一处理方式也体现了主人公通过对不会变化的固化形象的想象性占有来
掌控生活的控制欲。

当这一控制欲不再停留在沉思的层面，进入到行动的世界时，将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 1889）的《我的前任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和《波菲里娅的情人》（Porphyria’sLover）皆是见证了公爵和波菲里娅的情人为了能够永远地掌控他们的欲望所指向的客体——公爵夫人和波菲里娅，而将两位女性杀死，使之变成真正
的幽灵。

他们的偏执和疯狂来自于对永久性和独占性占有的执念，所产生的后果亦说明了这种
无视他人之实体性，将他人视作自身精神世界的一个影像，一味耽溺于自身的情感需要所具有
的实践层面的危害性。

这种无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耽溺于自身情感世界的做法不仅会对他人造成威胁，对于此
种思维模式掌控下的个体本身而言，亦是有着极端危害性。

它不仅会带来布朗宁笔下的公爵和
波菲里娅的情人般的偏执和疯狂，亦会使得个体陷入自身所编织的情感的漩涡难以自拔。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笔下沉溺于哀悼情绪的克拉丽莎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原型，被卡瑟尔称作是“我悲故我在”（Lugeo ergo sum： I mourn， therefore I am）j。

这种对自身情感的自恋与沉溺必将导致生命力的消耗乃至自我的毁灭。

以此角度观之，克拉丽莎的死亡结局不过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三、游记文学中的内向性（inward turn inliterature of domestic tourism）
感伤主义小说和哥特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内向性在以游记文学为代表的公共话语领域亦有所
体现，以对贵族和绅士阶级的乡间庄园所做的观光之旅为主题的游记文学不仅是导游手册，亦
是对游客内心景致的塑形。

卡洛尔·法布里肯特将乡间庄园的观光之旅视作一种诱导手段，引
向对现存社会机制和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一判断可以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在达
西的彭伯里庄园做客的经历所带给她的思想转变中得到例证。

在法布里肯特看来，如果说海外
的观光之旅满足的是英国人对新奇的异域事物的求知胃口，也为大英帝国的海外贸易提供了更
多可能，那么国内的庄园观光之旅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诱导，为社会差距日益扩大的英国社会
中的普罗大众营造了一种局内人的幻象，诱导他们去认同贵族阶级的文化品位，故而法布里肯
特将这种观光之旅视作“制造虚假主体意识的永动机”（perpetuator of falseconsciousness）k。

对于贵族和绅士阶级而言，他们一方面有护卫自己私有财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宣传其
生活方式的需要，从而使之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诱导性，进而对其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和维护。

观
光之旅所带来的视觉观赏性无疑是制造这种虚假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为什么炫耀性消
费（又称攀比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具有内在的诱导性，尤其体现于专注于阶级地位提升的新兴中产阶级身上。

对于贵族和绅士阶级而言，展现他们的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
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将庄园和其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可消费的景点向公众开放。

乘着庄园观光热
的东风，导游手册的出版也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将庄园观光之旅包装成对游客而言能够
带来道德层面、心理层面和审美品位层面的重要提升的途径。

一言以蔽之，这一经历可以使你
成为更好的人。

对于劳动阶层而言，庄园观光之旅可以使他们暂时从日常生活中的操劳与焦虑
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美景的欣赏之中。

以此观之，庄园观光之旅如同可以帮忙纾解压力的安全
阀门。

不管是诉诸文化品位的培养与提升，还是提供暂时的逃离，都不过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
种想象性解决。

任何无视生活中真切的物质需求，专注于对内心景致之培育的尝试都难逃失败
的命运。

agh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 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318 页，第308 页，第321— 322 页。

b 韩加明：《启蒙运动在英国：洛克、牛顿、沙夫茨伯里和曼德维尔》，载于刘意青主编：《英国18 世纪文学史》（增补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91—92页。

c 转引自诺顿：《英国文学选集·上卷》（第八版），第2470 页。

d 引文出自艾狄生写于《旁观者》第十期的《旁观者的目的》一文。

转引自诺顿：《英国
文学选集·上卷》（第八版），第2474 页。

e Robert Markley.“Sentimentality as Performance：Shaftesbury， Sterne， and
the Theatrics of Virtue”， inThe New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Politics and EnglishLiterature . Edited by Felicity Nussbaum. London： Methuen，1987：217.
f 转引自韩加明：《报刊小品和书信日记》，载于刘意青主编：《英国18 世纪文学史》（增补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2 页。

i j Terry Castle.“ The Spectraliz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Mysteries of Udolpho”， in The New Eighteenth Century：Theory， Polit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 Edited by FelicityNussbaum. London： Methuen， 1987：237，248.
k Carole Fabricant.“The Literature of Domestic Tourism andthe Public Consump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New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Polit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dited by Felicity Nussbaum. London： Methuen，1987：257.
作者：谢娟，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