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晚清北京女学人物发覆

夏晓虹晚清北京女学人物发覆
慧仙女士遗像
编者按
北京是晚清女子教育的重镇，曾出现过六十多所女学堂，但投身女学的知识女性多在历史中湮没不彰。

夏晓虹教授从大量零碎的原始文献中爬罗剔抉，钩稽整理出陆嘉坤、张春漪和慧仙三位晚清北京女学人物的事迹，还原了她们矢志女子教育事业的生动面影，并由具体的历史细节入手，揭示晚清北京女学不同于南方的状况与特质。

本文原刊《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感谢夏晓虹教授授权发表。

晚清北京女学人物发覆
夏晓虹
摘要：
晚清女子社会化教育发端之际，北京曾经出现过六十多所女学堂。

参与其事的女学先进，姓名与事迹至今已多半湮没。

本文选取其中三位，即郑天挺的母亲、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陆嘉坤，梁漱溟的母亲、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监学张春漪，以及捐献遗产以兴办慧仙女工学校的蒙古族妇女慧仙，从负责教学、学生管理与捐款人的不同身份，力求还原晚清北京知识女性与北方女学展开的细节。

以此揭示晚清女学界中强烈的合群互助意识，彰显北京女子学校区别于南方的生存状态。

动念写作此文，乃是缘于2017年的一次春游。

那年4月，照例带学生在北京一些景点行走。

到五塔寺之前，已查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附设此间。

游览过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真觉寺后，观赏展室内外众多的石刻便成为继发的兴奋点。

我在碑林间游荡时，意外地发现一座额端署为“慧仙女工学校”的石碑，不禁喜出望外。

以亲抚遗碑的方式与一百多年前的女学人物与故事觌面相逢，由此也勾起了我的历史责任感，心心念念觉得应当为慧仙女士做点什么。

又联想起前几年编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时，追索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的主人公姓名，再加上早先撰写论文《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发现过梁漱溟的母亲张春漪也是当年女子教育的热心人，于是感觉以此
三人为主角，可以从捐款人、负责教学与负责学生管理的不同身份，还原晚清北京知识女性与北方女学展开的细节。

想法本来不错，只是嗣后搜集资料，方见其散碎且欠缺，导致我的写作不仅艰难迟缓，也未能完全达成初愿。

目前描画出来的人物事迹仍相当粗疏，但在我总算尽了力，对三位北京女学先驱也可有个交代了。

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陆嘉坤
上文提到的“郑教习”，本名陆嘉坤(1869-1906)。

陆氏字荇洲，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出身官宦家庭。

父陆仁恺（字澹吾）为咸丰年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山东运河兵备道。

陆嘉坤1869年5月25日出生于北京，1895年与郑叔忱（1863-1905，字扆丹）结婚[1]。

郑氏为福建长乐人，光绪年间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奉天学政。

二人之子郑天挺（1899-1981）为著名历史学家。

关于陆嘉坤所受教育，没有很具体的资料。

郑天挺言其出身“书香门第”，“亦通经史”[2]，可见本有家学传统。

郑子克晟更称其“自幼笃于诗书”，“善作诗，操古琴”[3]，遗著有《初日芙蓉楼吟稿》，但作品多已散失。

所撰祭夫文生前流传于世，凄怆动人[4]。

郑天挺的表兄梁漱溟更进一步指认，“夫人原有旧学，又吸收时代知识”[5]，如此新旧兼容，方有资格在属于新教育系统的女学堂任职。

而从其夫郑叔忱“尤笃于新学，一时时政之籍，靡不罗致，平居课子侄，亦谆谆勉以新知”[6]，可了悟陆氏的新学来源。

其遗留世间的手泽，本有一书赠梁漱溟母亲的团扇面，1950年代初，梁清理家中旧物时发现，遂连同郑叔忱为梁父所书折扇，一并题写跋文，送还郑天挺留念。

可惜经过“文革”，两件珍迹已荡然无存[7]。

《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配陆夫人事略》封面
陆嘉坤的步入教育界，与1905年10月郑叔忱的突然病逝有关。

其身后家境清寒，生计顿成问题。

此时，傅增湘正在天津创办北洋高等女学堂，闻陆氏才学，特聘为总教习。

按照当时年方七岁的郑天挺回忆：“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没有接受这种保守意见，孤儿寡母毅然相携来津。

”[8]
一般记述陆嘉坤到天津任教的时间是1906年春[9]，但1905年12月13日的《大公报》已报导：“北洋高等女学堂定于今日开学，行谒圣礼。

”[10]照理说，开学典礼时，总教习应该到场。

果然，《京话日报》关于陆氏行止的详细记录证实她确在现场：“十六日（按：即西历1905年12月12日）赴津，行了开学礼，然后暂回来，等明年正月开学，再按着规矩上功课。

”只是，这则消息中所写的聘任职务为“汉文教习”，应该表示陆嘉坤除行政工作外，也要教授国文科目[11]。

由于《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为连襟，故相关报道来源可靠，可信度高。

此外，1906年1月19日的《大公报》上，也刊登了陆嘉坤在天津淑范女学堂年假结业礼上的致辞，这应当是她第一次以天津女学界嘉宾的身份出现。

因淑范女校开办两年来，经费一直艰于筹措，此时已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交归官办的申请，并获允准。

陆嘉坤在发言中，于是一方面鼓励“各位女教习始终其事，年岁幼稚各女士自可照旧来学，不虑半途而废”；另一方面，作为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她也为该校的“高等女士”指出了“当升入新设之高等女学堂肄业，精益求精，以备异日女教习之选”[12]的上进之路，由此可以看到陆嘉坤的敬业。

而其动员亦颇见成效，2月25日的《大公报》已报导，该校有数十名学生“保送高等女学堂”[13]
其实，刚刚设立的北洋高等女学堂虽有官费支持，却自招生起即遭遇重重困难。

在最初设定的开学日，报名的学生尚只有11人，距其在《试办章程》拟定的预备班30人、高等本班30人、师范班20人的额度相去甚远[14]。

因而，1905年12月24日的《大公报》又刊出消息，称“高等女学堂日前招考，因天寒岁暮，投考者不多，学额尚未收足。

刻拟再行补招，于来年开学时入堂肄业”。

而由于生源严重不足，以致关于该校降格以求的负面新闻也已传出：“并闻该堂招入之
学生有仅识之无者，有未曾读书者，不知何以谓为高等也。

”[15]据此可知，学生的入学程度已严重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北洋高等女学堂试办章程》
为应对这一困境，除了游说天津其他学校的高年级女生来北洋高等女学堂继续深造，陆嘉坤也动用了其家族的北京人脉，以提高生源品质。

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表兄梁济。

其在北京家中所办的梁氏女塾“颇著成效”，1906年2月间，即选拔了程度较高的学生保送到北洋高等女学堂学习。

这批学生正是在该校正式开学前，由陆嘉坤亲自带到天津[16]。

此外，为适应天津本地高年级女生人数不足的现实，北洋高等女学堂也很快推出了新对策。

在原有的师范科、本科与预备科之外，1906年4月，该校又开始招考简易科和选科学生。

前者两班，定额总共80人；后者拟招20人。

不但学制从原先师范与本科的三年缩短为一年半，而且年龄也从师范科的二十岁以内、预备与本科的十二至十六岁，放宽至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并不限本省与客籍。

至于入学资格，最初的标准是“曾读书、未出嫁者为合格”，此时则改为“文理通顺，身家清白，并无嗜好、疾病者为合格”[17]，显然对学生的文化水准已更加重视。

这一招生方向的调整虽然是以学校名义发布，但身为总教习的陆嘉坤也应该提供了意见。

经过多方设法，成效很快显现。

到1906年6月，在《直隶全省各学堂学生名数全单》上，北洋高等女学堂的在学人数已达到78人[18]。

这其中自然也有陆嘉坤的一份功绩。

而陆氏为办学所作的努力，其子郑天挺有明确述说：
时女学初兴，一切规程多不备。

先妣博取各地女学旧规及男校章程，益以日本女学大要译文，亲加考厘，恒至夜分不休。

统凡校内课程、自学、赏罚诸规则，悉出先妣手订，一时号称完备，各地争借鉴焉。

[19]
也正是凭借这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的建立，起步艰难的北洋高等女学堂才可能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陆嘉坤对女学的热心，显然已超出以之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考虑，更有高远的追求。

其初至学校所说的一段话最见心意：
吾国女界沉沦久矣。

残害肢体，锢塞聪明，不知时事之艰难。

其所以至此者，女学不兴之故耳。

女学不兴，不仅徒害一身已也，实且贻害于家族、社会。

一国之间，女居其半。

女学不兴，则国直半教国耳。

当兹学术竞进，以半教之国与教育普及者较，盖无不败者。

且国家方倡新学，纵男子已皆有得，而其母、妻、姊、妹率皆愚顽不化，与学校教育相背而驰，中国前途乌可望乎？诸君远道来学，务以勤勉自治为意。

[20]
虽然其中所讲的道理并非新见，但出自正在亲身从事女学新事业
的陆嘉坤之口，便不只是劝人入学的说辞，也透显出陆氏本人将兴女学以强国的热望付诸实践的勇毅。

毕竟在当年，女子社会化教育尚未合法化[21]，更需要女学界精诚合作，相互支持。

于是，1906年8月22日，北洋女师范学堂与天津公立女学堂教员吕美荪（又名眉生，字清扬）遇车祸一事，便激起了极大反响。

吕氏被电车压伤，左腕骨折，伤势严重[22]，开车人却未受到惩处。

新闻界最先发声，女学界也群起响应。

8月31日，以总教习陆嘉坤为首的北洋高等女学堂教职员的公开信率先在《大公报》刊出。

信函首先表达了物伤其类的愤激之情，而通篇主旨在于呼吁“妥筹善后之法”，理由除了杜绝此后类似事件的发生，也强调了“女教员轧伤竟含混了结，实吾女学界全体之辱”。

为此，陆嘉坤等自觉承担起代表天津女学界出面联络组织之责：
敎习等厕身学界，谊属同群，尤不容袖手而视。

为此普告我津郡女学界诸君，如有愿表同情者，请赐函敝堂，联名上书宫保（按：指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请严办司机之人及订定善后之法，以伸法律而重女学。

[23]
除了对吕美荪的声援，其中也明确显示出陆氏等有意将电车伤人事件，变成使社会各界关心、重视女学的契机。

只是，为吕美荪的不幸而仗义执言的陆嘉坤，很快自身即遭遇更大的不幸。

1906年10月28日陆氏病逝，次日，关于“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某女士因患喉症，日前逝世”的报导在《大公报》迅速刊出，但因是将刚刚得到的消息匆忙发布，报社尚未能查实陆之姓名。

其记述亦是并举陆、吕，以二人之死伤为“津郡女学”“近日之最大不幸”——“一为吕眉生女士电轨折肱几濒于死，今某教习又以疠疫促其天年”[24]。

而相比之下，未能一展长才的陆嘉坤之死更是天津女学界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

对于陆嘉坤的病逝，三天以后的《大公报》已写得相当凿实：
前本报纪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某女士因病逝世一节，兹探悉女士系陆嘉坤氏，字荇洲，广西临桂人，适郑尔[扆]丹氏。

去岁遽赋《柏舟》，现年三十二岁。

抚有子女甥姓[侄]十人，皆仰鞠育于母氏。

今溘
然长逝，稚幼零丁，无复依赖，言之可为于邑云。

[25]
尽管陆氏先夫的名字及其本人的年龄有误，但所述事实大体不错。

最重要的是，为女子教育尽瘁的陆嘉坤，总算在《大公报》中以其本名留下了人生的完整记录。

而夺去陆氏生命的“喉症”，即今日所谓“白喉”，在历史上曾是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

晚清杰出的女界先进，如倡议创立上海女学会的吴孟班（1883-1902），参与《无锡白话报》编务与撰稿的裘毓芳（1871-1902），都是因感染此症过早辞世。

而陆氏所以染病，乃是因同校薛夫人全家患白喉，其前往探望所致[26]。

在此仍然体现出陆嘉坤对女学同道的关爱，以及作为总教习的责任心。

1906年11月18日，由嗣后继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的吕美荪与天津公立女学堂总教习吕碧城姊妹召集，天津学界于李公祠为陆嘉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按照《纪陆荇洲女士追悼会》的记述，会场“台上设花供，中位陆女士小影，各女士皆佩白花，各学堂男女宾到者约千人，女宾坐楼上，男宾坐楼下”。

而男女分隔就坐，乃是照顾到“男女有别”的社会习俗。

整个追悼会的程序也是庄严肃穆，井然有序：先由吕碧城“演说开会宗旨”；次奏乐，学生排班登台唱挽歌；次由吕氏姐妹献花，行鞠躬礼；次由各女学生、各女宾、各男学生代表献花，行鞠躬礼；次为北洋高等女学堂监督（即校长）傅增湘演说陆女士历史；次为来宾演说；最后奏乐散会[27]。

关于陆嘉坤追悼会，目前可以看到的文字资料有吕碧城的演说、挽歌及诸人所撰挽联。

因仪式中有傅增湘讲述陆氏生平，吕氏的开场演说于是集中在宣说“开会宗旨”，并概括为两条：一为“表学界之同情，并示此后合群之道”；一为“论凡人当尽义务于社会，宁死社会，勿死于家庭”。

前者意在将学界的同情，转化为办好女学的合群之道。

“合群”之所以对女学界格外重要，乃是因为中国女子教育“才茁芽耳，根基未坚固也”，极易被摧折。

吕氏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
苟吾女学界诸君，和衷共济，则学课不完善，可徐图改作之，管理不合法，可徐图整饬之，必有达完美之一日。

但恐不能相群，则变
相百出，全体瓦解耳。

后一种可能实为吕碧城最担心的状况。

因此，追悼陆嘉坤的意义也由其揭示为，“但愿后此急讲合群之道，共求教育之改良进化，弭外患于无形，保女学之长立”[28]。

而从吕美荪受伤一事，可知这也是陆嘉坤生前一贯的想法。

吕碧城演述的第二条宗旨，则已直接贴近陆嘉坤事迹。

在晚清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的各项事业中，吕氏最看好女子教育，故其演说开篇即表彰陆氏“勤劳教育”，与《大公报》赞扬其“教育勤劳”[29]正相吻合。

而女学初创期，女教员严重不足，现有教习“多南北奔驰，辞家就聘，意外之虞，在所难免”。

吕碧城提到的事例便有前述“家姊受电车之伤，几濒于死”。

她也担心陆嘉坤“旅亡于外之惨状”会使后来者戒惧，“将来女学界聘教习之事尤难”，因而提出“为社会作牺牲”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区别于庸人的追求现世长寿而身亡与草木同腐，吕氏认为，陆嘉坤一般的“智者”看重的是“未来之世界”与“理想之世界”，则死后“有不死者存”。

如“郑教习已死，而我辈之聚会为郑教习也，则今日仍可称为郑教习之世界耳”；“郑教习平时以女学发达为希望，死后而女学盛兴，与其平时想像之光景正合，则其灵魂游行于此理想构成之世界是也”。

其说虽自言仍属“利己主义”，但所取利益已是“舍小取大，舍短取长”，这对鼓励晚清女性“死社会”而不要“死于家庭”[30]实为有力的辩说。

追悼会现场，学生登台合唱的《挽歌》也由吕碧城作词。

歌分两段，第一段以“郑夫人，郑夫人”开头，言其遽尔谢世，未尽其才，学界痛惜不已。

其中“花簪白柰泪俱倾”与“试看遗容钉壁”两句，切合追悼会上女士佩白花、台上正中供设陆嘉坤遗像的场景，引人动情。

第二段歌词则集中颂扬了陆氏的学问与德性：
密思郑，密思郑，冰玉莹姿性。

弟子亲坛杏，六经珠唾承提命。

我为女界恸，嘉言懿行怀欧孟。

我为学界恸，春风化雨怀思孟。

荐此秋水苹花，和哀弦泪迸。

[31]
所用孟子、欧阳修承受母教的典故看似陈旧，但若与吕碧城的演说合观，其称“过去之女子，为现在世界之母；现在之女子，为未来
世界之母”[32]，则女学对于国家的未来、国民的塑造关系重大，不可轻忽，这才是吕氏的本义。

所录挽联，袁世凯次子克文之作近乎白话：“女界尽翘首，望导前途，不料径自先去了；我辈齐拭目，愿令异日，有能继君再起来。

”这也符合他爱赏昆曲的嗜好。

傅增湘所撰则有类传论：“南海华族，北海人师，在巾帼能文章，衮衮诸公，知君存亡有关风化；西洋开明，东洋步武，独中原无女学，茕茕孤抱，矢兴教育以慰灵魂。

”最后的誓言也合乎校长的口吻。

有别于诸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吕碧城与逝者最称关切，其联语文字与感情亦最绵长：
弄翰为左思女，然灯为阴瑜妻[33]，画荻为欧阳母，先欢愉而后历凄惋，叹半生精力，憔悴于陶丝写竹之间，方期振东亚衰微，变绣阁钗钿，尽作公门桃李；辨慧似谢道韫，博通似李清照，严正似曹大家，一巾帼愧煞百须眉，剩数卷文词，搜辑在雹碎霜凋以后，更可惨西方顶礼，挈佳儿玉雪，同朝我佛金支。

[34]
上联追述陆嘉坤少时欢愉、中年丧夫、艰困育子的人生经历，叹息其前半生精力消耗于抚琴、作画，终于有机会将此长才用于可望救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执教北洋高等女学堂，却不幸迅速陨落，赍志而殁。

下联以三位古代才女譬喻陆氏的聪慧善辩、学识博通、操守严正，胜过须眉，却偏偏命运多蹇，其所遗诗文有待搜辑已够悲惨，更凄惨的是带着爱子一起魂归西天。

最后两句说的是，因陆嘉坤得病，传染全家，郑天挺的一个弟弟也因白喉丧生。

可见陆氏为女学作出的牺牲之巨。

回望陆嘉坤三十八岁的生涯，出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服务女学界虽不足一年，却是其人生最光彩的片段。

而在女子教育尚未得到清廷正式许可的时代，为陆氏举办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着力褒扬其“为社会勤劳而死”[35]，女学界也正是借由这一死后哀荣的仪式，使得为女学献身的陆嘉坤真正做到了生命延续，精神不死。

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监学张春漪
需要先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陆嘉坤明明任教于天津，为何列入北京女学人物？这固然是由于其原本生活于北京，去天津形同赴任。

但
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亲属团实为其坚强后盾。

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与梁济、张春漪夫妇的关系。

按照梁、张之子梁漱溟（1893-1988）回忆郑天挺时所说，“他的外祖母姓梁，是我先父的嫡亲姑母，适桂林陆澹吾先生（仁恺）即他的外祖父，是我先父的姑丈。

他母亲陆嘉坤字荇洲是我先父的表妹，我的表姑妈，所以他便是我的表弟”[36]。

这种亲戚关系其实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陆嘉坤的母亲是梁济的姑母。

并且，郑天挺也说过，两家“当时同住在京城”，“关系非同一般，往来甚密切”[37]。

这种“密切”既表现在两次托孤——郑叔忱临终时，亲友多人毕集，郑独托孤于梁济；陆嘉坤在津病危，梁济又赶往照料，“重受托孤之命”，携孤儿归来，由张春漪负责抚育，张亦被感染，幸而与郑天挺兄弟终得痊愈[38]——而在陆氏应邀出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期间，梁济与张春漪也是其最可靠的依赖。

实际上，从陆嘉坤赴任之始，梁、张夫妇已在鼎力支持。

前述陆氏1906年12月12日到天津参加开学典礼，她本非孤身前往，《京话日报》的报导即提到：“郑夫人有位表嫂，梁巨川的夫人，陪伴着一同前去。

”[39]在招生遇到困难时，又是由开设在“梁巨川之宅第”的梁氏女塾中，挑选出“女学生程度较高者，保送天津高等女学堂肄业”[40]，学校方得以顺利开张。

应该说明，与陆嘉坤籍贯广西不同，张春漪（名滢，1859-1912）出身于云南大理白族的名门世家。

其父张士铨为同治年间进士，官至宣化知府[41]。

张春漪本人既生长“书香人家”、“仕宦之家”，因而也“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42]。

1885年，张春漪与梁济（1859-1918）结婚。

梁济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巨川，祖上乃元朝皇室，故属蒙古族。

梁济1885年中举，曾官内阁侍读，其自杀亦成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事件。

梁漱溟全家福（后排左一为张春漪）
关于母亲，梁漱溟没有留下完整记述。

与兄长焕鼐为父亲合编的《年谱》，于“光绪三十年甲辰”即1904年项下提到：“京师女学初兴，内城、外城约三五处，公（按：指梁济）配张恭人皆与其事，为任国文教员。

”[43]另一段比较有价值的回忆出自《我的自学小史》，在讲述过父亲梁济以及对其“关系深切”的父执彭翼仲（1864-1922）的情况后，梁漱溟说：
例如我母亲之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学校（名“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说到。

然读者或亦不难想象得之。

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44]
其中提到的彭翼仲，与梁济为好友，因此结成连襟，其长女清绮（1899-1935）自幼即许配给梁济长子焕鼐（1887-1943）[45]。

彭氏先后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与《中华报》，传播维新思想，也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在晚清北京社会卓有影响。

而上引梁漱溟的两段文字虽则简短，但至少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个情况，其一与陆嘉坤有关。

由于梁济与彭翼仲有如此深厚的交情，
因此，当吕美荪为电车所伤，以陆氏为首的北洋高等女学堂教员集体表态声援时，紧随陆后的“教员彭芸孙”立刻引起我的特别关注。

由于彭翼仲本名诒孙，有一妹名葵孙[46]，按照家族中辈分字使用的惯例，彭芸孙便极可能为彭翼仲的堂姊妹。

而此人日后在《大公报》出现时，又称为“袁芸孙”[47]，则应是出嫁袁氏。

据此，彭芸孙当为彭翼仲四伯父彭祖贤之第五女，乃翼仲堂姊，丈夫名袁廷彦[48]，孙辈袁复礼、袁同礼均为现代名家。

这一推论由于检索《申报》而得到证实。

因袁同礼祖母的姓名一般记为彭书舫，而《申报》1906年9月22日揭载各地为水灾捐款者的姓名与金额，其中，北洋高等女学堂在“总教习陆嘉坤”之下的“教习”第一名正是“彭书舫”[49]，为彭芸孙即是彭书舫提供了有力证明。

以此，梁济与张春漪夫妇为陆嘉坤赴津执教提供的帮助便不只是陪同前往与输送学生，还包括了提供最欠缺的女教习。

其二，梁漱溟的自述也说明了其母张春漪参与晚清北京女学创办的实绩。

具体说来，即是任教北京女学传习所。

而应当补充的是，在女学传习所开办之前，张氏已留心并开始从事女子教育。

1905年12月12日陪陆嘉坤履任之际，张春漪也带着女儿，“前往天津考察女学，曾在高等女学堂小住数日”。

回京后，张氏“议拟开办女学，逐渐加广学额”[50]。

其时女学传习所尚未开办，此处所指应是在其家中开办的梁氏女塾。

不久，1906年1月7日，由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创立的女学传习所迅即开班。

该校先借内城西单库资胡同国宅成立[51]，1906年9月后，又相继增设了外城与中城两处校舍。

而张春漪最早参与建校，显然为元老级人物。

1906年3月初，《京话日报》报导其身份，“梁太太”“巨川侍读的夫人”，时任女学传习所监学[52]。

随着学校1906年9月30日迁至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的新址，张春漪也转至这处通称外城女学传习所的校区。

同年12月，北京的日资报纸《顺天时报》介绍外城女学传习所的八大特色，第二项即讲到“教员”，称赞：“该所延聘的各科女教习，多是学堂出身，深明教授法的。

”在历数这些毕业于新式学堂的教员姓名与所任科目时，也夹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