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外商投资的新增长点理论与实践依据

吸引外商投资的新增长点：理论与实践依据
利用外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基本政策无疑将要长期坚持，而且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的最新实践，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认识我国利用外资的规律，创新我国的利用外资理论和政策，实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目的。

本文试图从近几年外商投资重要特征的分析入手，解读这些现象的理论政策含义和实践需要。

一、近几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重要特征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五”末期和“十一五”时期以来，外商来华投资出现了一些重要特征，包含了重要信息。

分析这些现象是我们在进入开放型经济新阶段重新认识和理解利用外资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以及实践需求呼唤的基本线索。

这些重要特征是：
l.第三产业吸收外商投资比重明显上升，第二产业引资乏力
2004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以“转向服务业”为副标题，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的新趋势，引起了我国学者和政府的注意。

此后呼吁我国更多吸收服务业外商投资成为学者研究和政府决策的关注点。

从表1看，从2001-2008年8年间，制造业外商投资流量的增加是不明显的，其中有4个年份是负增长或微弱增长，其余4个高增长年份有3个集中在“十五”期间，只有一个在“十一五”期间，而且是在持续3年的负增长和低增长后出现的结果。

“十一五”期间吸收外资的亮点是2007年和2008
年连续两年出现了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的高速增长，整个地提高了“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吸收外资在全部吸收外资中的比重。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第二产业吸收外资出现停滞？什么原因使服务业吸收外资出现突破性进展？
2.外商“独资化”倾向加强
在利用外资的各种企业形式中，独资经营已成为外商投资企业最主要的投资方式。

根据2008年商务部外资司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之后不断上升，2007年底达到%。

中外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数量增加迅速，但总量仍不大；其
他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消失。

截至2007年底，在220601家外商投资企业中，173476家由外方绝对控股，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随着外商“独资化”倾向的增加，外商独资经营愈来愈成为当前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其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使用外资金额从2000年第一次超过合资经营企业以来，比重不断加大，截至2007年底，已上升到%（见表2）。

近几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占1/4左右，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开始下降，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大幅增加，但比重仍较低。

对这种现象，一种解释是认为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和管理的优势排挤和控制我国民族工业，从而实施其扩张（逯宇铎等，2008）。

这种解释是否全面准确，是需要商榷的。

3.自由港成为外资主要来源地
1992年以来，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和毛里求斯四个自由港对华投资增长速度不断刷新，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来自自由港的外资比重跃上重要台阶，成为中国外资流入重要来源地。

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中国外资流入的十大来源地依次为：港澳地区（593亿美元）、中国台湾（亿美元）、美国（亿美元）、日本（亿美元）、新加坡（亿美元）、韩国（亿美元）、英国（亿美元）、法国（亿美元）、德国（亿美元）泰国（亿美元）。

那时，四个自由港的外资流入累计不过亿美元左右。

从1995-2005年11年间，自由港外资流入迅速上升，从2000年起就超过了英、法、德在内的整个欧盟以及美国和日本（见表3）。

从2000年开始，自由港一跃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外资流入比重下降，而韩国流入比重上升，从而改写了中国十大外资来源地的排序①：中国香港（亿美元，下同），日本，美国，维尔京群岛，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英国，德国，开曼群岛。

这个排序是把各自由港分开计算的，若把4个自由港加起来计算，已经位居第二。

从2006-2008年，自由港外资流入出现新的高涨，从130亿美元依次增加到226亿美元和231亿美元，成为外资流入最活跃的来源地。

这3年累计，十大外资来源地排序如下：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开曼群岛，萨摩亚，德国。

毛里求斯从2007年开始对华投资呈跳跃式增加，3年累计超过28亿美元.成为外资第11大
来源地，排在英国（亿美元）之前。

自由港日益成为外资重要来源地说明了什么？流行的解释是热钱流入，但是这种解释很难得到调查和统计数据的印证，因此只能是假设。

从这种现象中我们还能探究出什么有意义的信息呢？
4.我国吸收外资在全球流量中比重下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加快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呈现上升趋势，这个趋势到2000年达到一个峰值；随后出现连续3年的下降，但从2003年开始回升，到2007年达到新的更高峰值。

与世界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长趋势相一致的是，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量也是持续增长的，但相反的是，在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换言之，我国对外商投资的有效吸引能力小于世界直接投资流量的供给增长速度（见表4）。

从2002年以来，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处于贬值状态，以美元计算价格
的世界直接投资流量存在价格增加因素，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美元对欧洲货币转为升值，可能也存在对世界直接投资流量的低估作用。

中国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1%左右，如果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实际比重需要做些修正计算，即便仍以2004年汇率年平均价计算，2005-2008年的修正值不过分别为%，%，%，%。

下降趋势仍然是明显的。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992年吸收外商投资跃上百亿美元新台阶。

在1991-1995年的“八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平均占世界直接投资流入量的%；而在1996-2000年的“九五”期间，这个比例降为%；2001-2005年的“十五”期间，这个比例再下降到%；2006-2008年是“十一五”期间的前3年，这个比例又下降为%。

流行和简单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储蓄的增加，对外来资金的渴求已经大为缓解，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太需要外商投资了。

确实，中国在利用外资中对资金要素的依赖已经不那么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不需要引进外商投资。

从世界趋势看，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都是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国，甚至连比利时这样小而富的国家2006年吸收国际直接投资都比中国多，这在理论上又应如何解释呢？
二、对上述重要特征的理论分析
1.从“两缺口”理论到全球价值链理论
发展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破解资金和外汇两个缺口以实现经济起飞的目的是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这就是著名的“两缺口模型”理论(Chenery, Hollis Budey, 1965)，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出，
不仅为美、英等国大量输出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受到新独立的亟需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采纳，甚至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理论指南。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经济学家陆续创立了体系比较完备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

在理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海默(S. H. Hymer, 1976)、金德尔伯格(Chades P. Kindleberger,1969)等人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等(Peter J. Buckley et al.,1970)和卡森(Mark Casson, 1970)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 H. Dunning, 1981)的“国际生产折中论”以及小岛清(Kiyoshi Kojima, 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这些理论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扩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西方经济学界的追捧。

但是，这个理论的重大缺陷是没有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需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也就无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利用外资的政策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实用性还不如“两缺口”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涌现出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出现，全球跨国投资出现南南相互投资、南北反向投资、发达国家相互投资以及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新格局，“两缺口”理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局限性愈来愈明显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加速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日本和欧洲的工业产品日益占领美国市场，经常项目中的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密切关注，从而发生了一场关于美国产业竞争力的热烈讨论（裴长洪，1998）。

持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并制定产业政策以提升美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持乐观看法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工业结构的变革，应当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政府
不必采用产业政策干预，并认为美国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只是为赢得下阶段竞争优势而暂时放弃的利益(Krugman, 1988)。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 1990)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总结，并开创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新的研究分析框架。

他的研究不是从价值判断着眼去评定两种观点的是非，而是从跨国企业如何赢得国际竞争的公司战略管理入手，分析了产业国际竞争的最新实践，提出了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国际竞争的新概念，解释了在工业产品愈来愈成为多国籍生产的条件下，评价国际竞争力的新标准以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Michael E. Porter, 1980,1985,1986,1990)。

中国学者吸收借鉴了波特的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价值增值过程中，其价值链是国际性的并由跨国公司共同管理的认识（王林生，1994）。

波特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并不是直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他的本意是为美国公司出谋划策如何进行跨国经营并牢牢掌握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但是也客观地分析了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和多国籍产品出现新形势下国际竞争的新形式，客观地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工与市场跨越国界产生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重新配置的必然趋势。

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要素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不断改组原有的价值链和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只要这种整合有利于保持或增强母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这种要素流动和重新整合就是合理和必要的，②因此他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外资。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只有通过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才能进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而只有进入该体系，才有机会集合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加强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形成自身的竞争
力，并通过培育新的竞争力，实现“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国际分工位次的提升。

游离于价值链体系就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中被边缘化，就难以得到国际分工的利益。

因此，全球价值链理论也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需要不断吸收外商投资，为什么吸收外资的规模和能力成为评价发展中国家整合外部资源的综合水平和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当然，全球价值链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实质上是模糊了民族国家利益的界限，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

但是，这对于我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当前和未来完善利用外资的体制和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2.资产及风险控制理论与外资流入结构
跨国投资在实践中毕竟是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因此，企业投资战略也成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原因的重要学说。

美国学者曾经从资本、货币市场的不完善，利率和汇率波动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结构和效率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特别是阿利伯(Aliber，1970)把对外直接投资视为资产在各个通货区域之间的一种流动，与其说这是一种生产现象，不如说这是一种货币现象。

他认为，由于不同货币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因此存在通货溢价(Currency Premium)因素，这是跨国企业得到高收益率的原因，也是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

通货溢价论假设，当投资国货币疲软、而东道国货币坚挺时，投资者是为了得到以东道国货币计价的资产，当它返回投资国时，就得到实际的或账面的溢价。

可见，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失效这一基础上，这种失效给了那些用某种货币定值其资产的企业以优势。

国内投资的风险控制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跨国投
资，例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就某一种资产而言，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谋求既定风险下的预期收益、或既定收益下的最小风险是困难的。

但如果把不同的资产组合起来，就可以大大降低风险并取得较高收益。

这是因为各种资产的风险大体分为两类，即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前者取决于该资产的外部因素，它本身无能为力；后者则与该资产相关，通过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基本消除(Markowitz, 1959)③。

这两种理论解释了近几年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快速增加的原因。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业对外开放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交通、工商、建设、中国银行等国有大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引入战略投资者，大大加快了银行业利用外资的步伐。

从2005年开始，随着银行业外资引进的大规模增加，商务部对外资的统计出现了“非金融类”和“全口径”两种数据。

实际上，在“非金融类”统计中也包含传统统计中关于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和资本流入的数据。

2005-2008年间全口径金融业外资统计分别是：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从表5反映出，近几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外资流入中60%以上集中于金融和房地产业。

除了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的因素之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特别是2008年升值幅度最大，外资流入规模也最大）以及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贬值，从而改变了国际资本市场结构和效率，也使人民币具备了阿利伯所说的“通货溢价”条件，这为跨国企业投资中国金融和房地产业创造了垄断优势，成为国际资本流入的重要原因。

金融和房地产业外资流入的增加，对于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改善公司治理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存在所谓投机性“热钱”问题，这是利用外资中难以杜绝的，关键在于东道
国提供什么样的“通货溢价”条件以及如何调控这种条件才能实现趋利避害。

由于金融和房地产都属于高风险和高收益行业，这种风险又属于非系统风险，与资产本身密切相关，尽管国际资本对这种资产趋之若鹜，但出于风险控制的理性考虑，需要对其他资产进行组合投资。

无论是对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还是对具有系统风险的资产进行组合投资，都要求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此，它的属性更多地倾向于金融资本，而不是产业资本。

而自由港往往是金融资本的天堂，受到的管制最少，能够保持高度的流动性和最大限度的时间效率，这使自由港成为来华投资的重要来源地。

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对外部世界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同时，也让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有了更多的认识，境外
3.内部化理论与独资化
外商投资出现“独资化”倾向可以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

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

他们认为，在当代国际交易中研究与开发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日趋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间品交易日益困难，面对市场不完善状况，企业将力求使中间品在其体系内实行内部化转移。

这里的市场失效表现为中间品的权益在外部市场缺乏保障。

由于技术、知识、信息等中间品具有整体、专用、共享等特征，既难以分割让渡，又要严格保密，这使买方难以确信其实际价值和效果，不接受其报价，即使成交，买卖双方都存在泄密的可能，使技术为社会共享。

市场失效促使销售者从事购买者的经营活动，这种活动跨越国界，就产生了跨国企业。

内部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克服市场交易障碍所付出的代价构成交易成
本，包括发现中间品相应价格的成本，确定合约双方责权的成本、接受合约有关风险、有关市场交易应付税款等成本。

此外，政府对汇率、关税的干预也构成成本，各种成本太高以至阻碍了市场形成，促使企业求助于内部化。

外商投资出现“独资化”倾向，按照流行的解释是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境外投资者已经不需要中方合作伙伴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领路人，路径依赖的程度已经下降所致。

这个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甚至并没有找到主要原因。

实际上，外资企业中的中方雇员同样可以在生产经营、公共关系等各方面充当外资企业的顾问和市场向导，而不需要用股权合资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真正的原因是早期的外商投资以小资本为主，所拥有的技术并不先进，可以转让给合资企业，也不怕泄密为社会所共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根据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数据，注册外资在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2003-2007年所占比重依次为%、%、%、%和%；5千万—1亿美元之间的企业所占比重依次为%、%、%、%和%，在5年中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

资本密集企业所拥有的技术也愈来愈先进，因此出现了市场交易的困难。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采取独资形式不仅可以克服市场交易困难，实现内部交易和转让，而且有利于保护其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

因此“独资化”倾向的加强，透露出重要的信息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技术、知识密集度正在提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环境在技术市场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待改善。

而且，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内部的交易
成本也相对较低，企业的效率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内部化的好处。

从表6也可以得出与内部化理论相同的结论，即外资企业出资人越少，财产权越简单，内部治理难度越小，出资人控制力越强，资产利用效率就越高。

这反映了外商在华投资要求提高经营效率的要求。

这与通过股权控制达到排挤民族企业毫不相干。

我们不应当用敌意的眼光和“阴谋论”的心态去看待和分析外商投资的“独资化”倾向。

只要资本技术密集的外商投资不断增加，独资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只要外商投资者有在中国长远投资的打算，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就是必然的，而选择独资经营形式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我们允许境外投资者采用独资经营形式，就不必害怕它的发展。

对它的发展，我们所应该有的反应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益处是显然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必然有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尽管在一个时期内它只能进行内部化转移，但技术外溢是不可避免的，跨国公司理论告诉我们，与这类企业建立的前向或后向的产业关联，就是获取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而这种前后向的产业关联，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国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东道国要素、市场和部分中间品供给的有利条件，就能够通过与这些企业建立的前后向产业关联获得技术外溢的利益。

4.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的与时俱进
这是困扰我们继续积极吸收外资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也是近几年来第二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早期，在对世界市场和各国国内市场的争夺中，就已发生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争论，竞争强势的一方强调自由贸易，竞争弱势的一方主张保护贸易，保护本国市场实际上也是经济安全问题，其实质是保护不同民族国家，特别是该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今天，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要讲经济安全问题，但我们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讲经济安全，这就与当初一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强调贸易保护有了根本区别。

概括起来，我们经济安全的含义应是：一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安全；二是充分利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战略机遇，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抵御外来经济风险的冲击（桑百川，2006）；三是维护国内市场开放与竞争的合理秩序，保障各类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四是涉及国防安全、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行业基本由国家控制。

对大量吸收外商投资会不会威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早有判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
个基础”，还说：“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邓小平，1993）。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比邓小平说话的年代强大了几十倍，更不必担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受到外商投资的颠覆。

还要看到，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高喊贸易自由化的西方国家，一部分变成了贸易保护主义。

2008年美国Pew Research Center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美国人中对贸易自由化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03年的78%下降到2007年的59%，英国从87%下降到78%，法国、意大利、德国也都大幅度下降了；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根廷、约旦等发展中国家都上升了（林桂军，2008）。

这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机遇赢得了发展，贸易投资自由化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成为它们的旗帜。

经济愈发展.安全程度就愈高。

对我国来说，经济安全边界也已经大大扩展，海外市场的扩大和海外资源的供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利益方向已经发生重大转折，即已经从国内转移到国外，这才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西方某些舆论从贸易自由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在这一点上，西方舆论的确要比国内某些人清醒得多。

当然，仍然要警惕外部经济风险，这主要是指金融风险，因此，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上，要采取谨慎、渐进、可控的方式，并要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金融监管。

在实体经济层面，民族经济的控制力已经很强大，国家掌握着最主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仍然是最强大的经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