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家族百年家训

崔氏家族百年家训河北省行唐县庄头村崔氏家族，系当地近代史上的名门望族，诗书继世，人才辈出，其传承近200年不绝的《崔氏家训》成为整个家族的精神核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崔氏子孙。

至今，全村1200多名崔姓族人，以家训为宝，家家悬挂家训，人人能流畅地背家训，并且族人们都按照家训中的教诲去做人做事，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崔氏独有的良好家风。

崔氏家训背后，是一个大家族重文化、礼仪、孝悌传家的历经200年的传奇故事。

《崔氏家训》妇儒皆知庄头崔氏不只是成人，而是在孩子婴幼儿阶段强化家训教育，目前庄头崔氏几乎都会背家训。

让崔家56岁的老媳妇贾清琴很自豪的是，自己的孙辈都能熟背《崔氏家训》，2岁多的小孙女崔家诺刚一学说话，儿媳就教她背家训，一有客人来，小家诺就高兴地用童音呀呀诵来：爱国守法，为官必廉；聚财万千，济贫更贤；远恶近善，心有佛龛；祖宗虽远，祭奠往返；五伦孝首，父母必然……或许小家诺还不懂得家训的意思，但她知道，她背诵家训，是奶奶、爸爸、妈妈都高兴的事。

而她7岁的哥哥崔家成则有了自豪的理解，“这是我们崔家的传家宝。

”家训端正地悬挂在贾清琴家客厅中最显眼的墙上，有了它，使得这个普通的农家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

“俺家从小就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教育孩子们，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可孝顺了！”说此话时，贾清琴很幸福。

听说村里崔家的孩子们都会背家训，在采访现场，正巧有同族9岁的小朋友崔天开和崔家成一起玩耍，他们俩很自然地一口气把家训背完，让记者感到很震惊。

恪守家训的崔氏族人崔氏东院后裔，61岁的崔世勇的老屋里收拾得很整洁，家训端挂在中堂，左边精心装裱着父母的照片。

听说采访，崔世勇打开了话匣子：“我的爷爷崔炳麟信息灵通，思想意识超前，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他办起了全县第一家羊毛厂和肠衣厂，到清末民初成了家产显赫的商贾之家，我二爷爷生两女无子，我的曾祖父以上几代又是单传，再加上我家殷实的家境，我的二爷爷若在一般人家，完全可以纳妾续后。

然而崔家把家训的告诫放到第一位，“一夫一妻，切勿淫乱”，在崔氏家族，“纳妾”自然是一种耻辱，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事情，情况严重的还会被逐出家族，不得入谱和入坟。

不光我二爷爷恪守家训，坚决不纳妾，从庄头始祖发展至今，无论是绅士商贾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有纳妾之人。

男子只有在妻子死后，才可以续弦。

建国后出台了《婚姻法》，夫妻感情实在不合，才有离异再娶的个别现象。

”在今天看来，“一夫一妻，切勿淫乱”的思想在崔氏家族里教诫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崔氏的族人在家训的教诲下没有迷失方向，崔家目前在外发财、做官者甚多，在男女关系上都不敢越雷池。

崔氏先祖用智慧制定了崔氏家训的开篇：“爱国守法，为官必廉”，成为了一代一代子孙的人生标杆。

行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刘文武说：“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爱国人士，就是庄头崔氏家族的崔载之。

”崔载之是崔氏东院清末文举“大先生”崔梅植的孙子，他的伯父叔姑兄姊都是清末民国年间从事教育工作的开明人士，崔载之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曾在多个院校任教，25岁就著书立说，写出《文学概论》一书。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后在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傅作义的资助下，他在北平创建了《平明日报》和《奋斗日报》，这两份报已载入中国报业史。

为了北京千年文物不受损坏，人民生命财产不致涂炭，他利用傅作义的关系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建国前夕，他参与起草拟定了和平解放北京的实施方案，并代表傅作义签定了协议。

和谈完成后，崔载之在当时以叶剑英为首的临时机构——北平联合办事处工作，任副主任秘书，帮助调度国民党部队及军管会接管事宜，建国后，任职水利部办公厅主任，1961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2岁，周总理亲自送了花圈，在追悼会上赞扬他为和平解放北京和祖国水电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生。

还有很多崔氏后人投身于抗日求解放及抗美援朝战争，更有南院崔志尧、西院崔来成、崔俊杰叔侄二人等在革命早期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崔氏家训里教诲的“爱国”之魂。

“五伦孝首，父母必然”，崔氏注重孝道。

解放前，家族如有不孝子孙，族长可以动用家法。

实际上，无论是以前还是当代都出现过不少让人称颂的孝子孝媳，有的甚至被写进了县志、上了报纸和电视台。

崔宾志举例介绍“祖宗虽远，祭奠往返”这条家规说：“每年正月初三，崔氏子孙都要到祖坟祭奠，有在外工作的，大年初一可以不回家，但大年初三必须回来祭祖。

即使不记事的小男孩都是被大人抱着上坟祭祖，从小就被灌输不忘祖宗恩德的观念。

”行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刘文武说：“庄头崔家历代为官出仕者甚多，近年也出过许多县处级以上的干部。

我认识的几个崔家出的县级领导，口碑都很好，最大的特点就是谦和、规矩、正派，没有违法乱纪有骂名的。

现在看来，与他们良好的家风家训直接相关。

”崔氏家族人才辈出的治家秘诀在行唐，曾经流传很多崔家读书、重文化的歌谣，比如：“一溜子七里峰(村名)出粉条，庄头的崔家穷上学(xiao)，独羊岗孵鸡芝麻糖，西庄里的鸡鸭遭了殃。

”“谁家里闺女正待嫁，找个媒人到崔家，举人秀才到处是，要饭里棍子(乞丐)也有文化。

”庄头崔氏东院七宝堂后代72岁的崔栓妮非常精通家族的历史典故，要想了解崔氏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最权威的人士非崔栓妮莫属。

说起历史，崔栓妮显得异常兴奋：“我们崔家注重读书，历代出了不少文人，从清朝乾隆崔氏始祖定居至今，庄头村一直被誉为‘文化村’。

崔家的老祖宗崔成功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人，在县衙任县丞后定居庄头，才华政绩非常出名，崔氏发展到了第五代‘清’字辈的时候，几乎个个都是才华出众的文人，道光二十九年我们崔氏东院七宝堂之一崔清泮中了武举，这事县志都有记载，朝廷为了褒彰他的才华功绩，在庄头村东崔氏祖坟墓道旁立了一块御制皇碑，碑上刻有‘皇清烈赠武略奇伟太学生崔公墓道’，破四旧时这块碑被毁。

到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崔氏有文化的文举更是举不胜数，几乎‘清’字辈，‘植’字辈，‘炳’字辈个个都是才华绝伦的读书人，全县几乎无第二个姓氏能比。

当时行唐及周围其他县科考的学生们对庄头崔氏家族的渊博文化非常崇拜，到庄头找崔氏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东院七宝堂的崔梅植，是清代文举，人们都称他‘大先生’，他毕生以兴学为志，民国年间他的子女孙辈都置身教育界……”记者翻阅了《行唐县志》，仅光绪年间就有多处庄头崔氏“重视读书”的记载，另据七宝堂宗祠遗址出土的一面碑文记载，“家富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

”意思是拿出一部分田产的所得或盈利，为族亲的教育经费。

为了让子弟能读书，崔氏家族这种互助的家庭氛围，保证了崔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力。

当初崔氏这种义田制或叫学田制，到一百年以后的今天社会上才诞生了“助学基金”，可以看出崔氏教育思维的超前意识。

说到“重视读书”的家风，村民可谓热情高涨，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南院49岁的崔合林说，他的父辈弟兄六人，开始家里只有一间半房子，家境异常艰难，然而爷爷奶奶宁愿挨饿受穷，也必须让他们读书识字，兄弟几个都很有出息，其中四叔崔进明是铁路工程师，五叔崔忠圻是哈工大教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是我国某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曾获全国科技二等奖，主编《金属学与热处理》全国通用教材。

六叔崔进青是军事学院毕业，就职于一个军事院校。

堂兄弟们有的迁居其他省市，哈尔滨、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无论他们走多远，家里都张贴着我们的崔氏家训。

现年78岁崔氏南院的崔进全退休前是庄头村小学的校长，老人家介绍：“在男尊女卑的年代，崔家也让女孩们个个走进学堂。

崔家历代读书明理，有出息的这么多，主要是崔氏家训精神财富的传承，在我们崔家人的心目中它比金钱还重要，所以他们的才学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

”崔氏西院68岁的崔黑妮家里挂着用红色实木框装裱好的崔氏家训镜匾，格外引入注目。

她嫁于本村的张氏，是父母的独生女，父亲早逝，母亲在世时，她和丈夫子女一直在娘家生活，自幼受崔氏良好家风的熏陶，对崔氏家训格外看重，她说：“虽然我的孩子们不姓崔姓，但是我和丈夫都要求他们必须张贴家训，背诵家训，传承我娘家的文化精神，领悟其中教诲，从中受益。

”一份家训的传奇收藏史和不朽生命力据考证，庄头崔氏始祖崔成功于清乾隆年间在县衙为官，他公正清廉，政绩卓著，以才华智慧闻名，后定居庄头村，“崔家大院”由他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经历代修缮，规模日渐扩大，在九十年代整体坐落和布局还依晰可见，足以见证崔氏家族的文韬武略和昔日的辉煌。

崔成功非常注重后代的教育，创“崔氏家训”之开端，其后形成的南、西、东三院支系历代子孙积极推崇，家家都把家训悬挂于中堂。

崔氏家训，114个字，是崔氏先祖为人处世、治家乃至从政的智慧总结，传给后人，推动着崔氏家族的兴旺发达。

辛亥革命打破封建宗法制度，解除了家族长制，被打上封建主义文化烙印的“崔氏家训”遭明令禁止，土改后，崔氏家训真传墨宝所剩寥寥，文革时期破四旧，辉煌百年的崔氏家训遭到灭顶之灾，随着家族中老人们的去世，崔氏家训一度渐行渐远，在人们的脑海中已经没有连贯的记忆了，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的印象和听来的故事……但是，家训里的精神像流淌在崔氏后人身体里的血液一样，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崔家人，他们在为儿子找对象时，有人还会说上一句“娶妻求贤，艳生祸端”来作为标准，真正的出处却无从考证了，直到2010年崔氏南院崔建强在爷爷奶奶的遗物中发现了目前崔氏家族中唯一一份从祖上传承下来的崔氏家训原件，才使被淡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崔氏文化重获新生。

崔建强的爷爷崔志尧是行唐县第一任中共县团委书记，当时他的家就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办公机关，1933年他参与领导了轰动当时的五县(行唐、灵寿、新乐、正定、藁城)农民联合暴动，因为叛徒告密暴动很快失败，国民党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组织上命令崔志尧等党的骨干立刻转移。

因为家里有很多党内机密文件和一些进步书籍他来不及烧毁，临行前托付新婚妻子付三妮烧毁，从此与家人中断了联系(直到2010年家人寻找，才确认他在江西被日军残害，时年25岁)。

那时，付三妮刚十八岁，新婚数月，出于对丈夫懵懂的爱，舍不得全部烧掉丈夫的书籍，她和年幼的小叔子们秘密烧毁党的文件和一些进步的书籍，留下了一些丈夫平时学习的书。

这些书蕴藏着她对丈夫的一生漫长的思念和等待，因而，使她付出了一生的时间辗转收藏。

起初，付三妮把这些书放到自己房间，在土坯墙砌个窝儿，再用泥抹平，聪明的她还利用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之心，在那贴上神像做掩护。

几年后为给三弟腾婚房，她搬进大院角落里的小柴房，那会还经常有日军到村里扫荡，她就把书放到一个柳编箱，密封好，再让三弟盘个小炕砌到炕洞里。

1940年，崔家在村西地里盖房，她又趁夜色把柳编箱放到崔家和北邻家南房的夹墙里，上面棚上顶子，不让进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