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说理,说歪理,不讲理

假说理,说歪理,不讲理编者按作文是思想和才情的综合表达。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什么样的写作内容更有价值，怎样的表达是适切的，等等，这些都关涉作文评价问题。

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写” ，才更有方向感，才会有真题真教真写，才有真文真人。

基于此，本刊特邀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写作工作坊”成员驻守“作文识真”栏目，对于典型作文展开评头论足，以期引发广大语文老师关于作文”的新思考。

欢迎交流与碰撞。

栏目主持人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写作工作坊”主持人陈兴才老师。

欢迎他的到来。

、说理文的思维品质评说例1.话题展示。

王小波说，人应该追求智慧。

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智慧就应该较真，但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 也是一种智慧，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读了以上文字，你有什么感想？2.例文呈现。

糊涂和智慧人应追求智慧。

王小波所说西方人追求的智慧，是对于客观事物规律与真理的探寻。

而中国人“难得糊涂”，并不是指对真理含糊，只是认为对于人情世故这些事不妨聪明地装装糊涂，不必那么有“智慧”地斤斤计较。

对智慧的追求，自古有之，但仿佛西方的劲头比中国人更足。

苏格拉底传播真理，伽利略探寻物体运动规律，阿基米德潜心于数学、物理，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纵使有人因此获罪也不能阻碍他们追求智慧的执着。

智慧成果能够推动时代进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我想这也是多少智者乐此不疲地追求智慧的原因吧。

相较而言，中国的追求智慧者常被科举考试弄得心力交瘁，也未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将智慧转化为成果。

这也使得我们自然科学的智慧不如西方，智慧追求的劲头有所欠缺。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应生了中国人的“难得糊涂”l==f 国人处理人情世故是非常“智慧”的，甚至可以决定仕途走向。

而人情世故本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需要迂回、圆滑、能屈能伸，并不像真理那样果断直白。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有时糊涂也是一种智慧。

想必几百年前，郑板桥在自家书斋题下这“难得糊涂”四字时，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为人处事要“糊涂”吧。

糊涂能避免矛盾冲突，体现了以和为贵的智慧。

相传古时有人牵着马在路上走，另一人硬说这正是他昨日弄丢的马，这人不再争执，先把马给他。

第二日那人又还来马，道歉说自己弄错了。

那牵马人明知这是自己的马，却装糊涂，不就是为了避免争执冲突吗？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不失为一种智慧。

糊涂能扭转固有局面，以更佳的方式让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不失为大智慧。

唐太宗要魏征为自己作证，太尉冒犯了自己，欲降罪于太尉，魏征允诺。

第二日魏征在朝廷装糊涂，矢口否认，还趁机进谏太尉之功德。

终使太尉免于灾患，太宗也未损这一贤臣。

倘若魏征边进谏，边替太尉求情，气头上的太宗未必听得进去甚至还可能迁怒于他，这是魏征“糊涂”之一；若在朝廷上不装糊涂，于太宗于朝廷都损失不小，表面装糊涂，实为大智慧。

正是因为中国的土壤环境，形成了我们的“糊涂”智慧，在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中也大有裨益。

综合上所言，我认为最佳状态应该是把西方的智慧和我们的糊涂结合起来，成为一体。

对真理，我们要追根问底，有那股追求智慧的韧劲；对于人情世故，不妨装装糊涂，以和为贵，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成为集智慧、糊涂为身的智人。

3.号脉诊断。

应该说此文属于有一定“见地”的一类，会说理。

行文本身并无非议，算是有理有据，如果不考虑文章的思想性，单从立论、有据、有证以及行文结构上的清晰来说，貌似篇不错甚至优秀的作文。

但从提升公民表达素养的正能量、负起写作教育的担当来说，此文及文后包含的国民性弱点新变种又值得警惕。

王小波所说西方人与中国人对智慧的较真与糊涂，有着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源头，本身就属于国民性批判的范畴。

作者对这个问题有一定认识，也承认了西方人与中国人的不同品质，但问题是，这一个有骨头的问题却被作者四两拨千斤似的狡黠所化解，不知是作者见识不够真糊涂，还是正应了王小波所说的“装糊涂”，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所说的“世故式的智慧”：开头就把西方人追求的智慧定义于对真理的追求，把中国人的“难得糊涂”放在人情世故上，严格来说，这是对王小波的原有批判文旨的一次概念偷换，为中国人的糊涂做一个洗白一一把国民性中的圆滑、不较真、不得罪人，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化解成“装糊涂”能“避免矛盾”和“扭转不利局面”，还试图举证自圆，不由人不感叹中国式的圆滑世故。

作者所举两例，一是不与人争马之所属，其出发点本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与人争的宽广胸怀与忍让的体现，至于后来人家还了马当是意外，并非他算好一定会有此结果，所以基本不能证明马主人也就是作者要表达的“糊涂也是一种智慧”。

相反，在大是大非上，是无原则的表现，作者可以赞其忍让，但不可以说那是智慧。

第二例，把魏征的行为说成是装糊涂的智慧，也有强扭强说的嫌疑。

原故事不知出于何处，魏征的出发点不明，如此进谏，倒更像是故意驳太宗的面子使其难堪或给其教训一一这好像符合史上魏征与太宗的关系。

如果他真是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更好的选择却是在事前与太宗的沟通，人之常情，哪有私下沟通未果反而是在F不了台的情况下能达成的？作者用此二例都有强扭生扯之嫌，但这也许正是与国民性有关的文风问题，能把一个事情不求真而只顾变通为自己所用，而事例本身的逻辑均可疑。

所以此文所表现出的年轻一代的真见识和公民担当很值得沉思。

本来，出此作文题者定是有着“培养人”的出发点的，要引导学生对国民性进行反思与批判，对中国人所谓的“糊涂式智慧”进行思辨，却不料这位作者已深得“难得糊涂”之三昧真功，明知“中国的土壤环境，形成了我们的糊涂智慧”，却能把这么一个该在与西方的“求真智慧”对比中汗颜的东西硬做一番巧妙的辩证，偷换到“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中也大有裨益”。

叹息！写作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培养现代公民的担当让位于特色的世故与圆滑。

边是中国式作文命题中的凌空虚蹈的道德布控、炉火纯青的人生哲学、失真鬼魅的心灵鸡汤，而另一边这一个很不错的充满了思辨质地的题目却收获了学生或孔孟老庄伪圣言或津津乐道的无原则无道德诡辩。

此种现象很值写作者和教师们警惕。

此文实难打分，一般意义和应试标准上，就行文来说，估计可能会被判为80 多分，但若从诡辩之性情和为一代公民的素质来计算，只能打75 分。

二、说理文的思维品质评说例二1.话题展示：细节2.例文呈现。

死于细节蓝玉是明朝开国将领，有胆有谋、勇敢善战，因屡立战功而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可谓风光至极。

但这个人恃功骄纵、恣意横暴，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

虽然如此，但朱元璋看在他是开国重臣的面上，并未打算深究。

可后来，他的言行逐渐令正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便以“谋反罪”将其逮捕下狱，并被剥皮揎草，抄家、灭三族，受其株连被杀的官员约一万五千人，酿成明史上著名的“蓝玉案” 。

那么，朱元璋是怎么开始怀疑蓝玉有反心的呢？竟然是因一个细节！有一回，蓝玉从前线回来向朱元璋报告军情，蓝玉进屋向朱元璋汇报的时候，蓝玉手下的几名亲兵也跟着同进来了，进来以后，就侍立在旁边。

当蓝玉讲完了，朱元璋想和他谈一件秘事，便对蓝玉手下的那几名亲兵说：“下去吧。

”可是，那几名亲兵好像没听到一样，依然站着不动。

见此情形，蓝玉便挥了一下手，那几名亲兵这才下去。

此举令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大为警惕，这些人眼里只有将军没有皇帝，这还了得？从那时起，朱元璋便动了除掉蓝玉的想法，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将其杀掉。

年羹尧是清朝重臣，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但他也和蓝玉一样失宠并被削官、抄家、下狱，最终在狱中自杀。

近读王伟先生的一篇文章，发现年羹尧之所以引起皇帝的怀疑，竟然也是由于一个细节。

年羹尧出师大捷归来之际，雍正皇帝率文武百官前往迎接，那时正值六月天，烈日高悬，而年羹尧的兵士们还穿着全身甲胄。

见此情形，雍正便传旨令三军将士御甲休息，但奇怪的是，令旨传了三遍，三军将士依然站立原处一动不动。

这时，年羹尧从怀里取出一面小旗，交给自己的侍卫，侍卫便把小旗一摆，那些将士见了，立即听话地脱下甲胄退了下去。

雍正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当时就起了杀心，不久之后，就找了个借口，将年羹尧除掉。

细节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也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蓝玉和年羹尧两位将军，皆因细节而死。

两个看上去不经意的细节，去卩让最高执政者心生疑忌，担心他们尾大不掉、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痛下杀手，绝除了后患。

这两个细节，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

试想，如果蓝玉和年羹尧平日里能小心谨慎、低调行事，能时时约束手下人的言行，那么皇帝就不会对自己产生疑心，他们的后半生很可能就会改写了。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味地张扬、骄横，终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在身居高位时依然低调、不张扬，是因为他懂得“树大易招风、官大易招祸” 的道理。

人如果太得意了，祸事很可能马上就来了。

所以曾国藩常对弟弟说：凡做大官，处于安逸、荣耀的境遇，就随时可能招来危险，导致羞辱。

古人常说富贵经常让人走向危险，就是这个意思啊！3.号脉诊断。

有一点不明白：这样的文章为何被某杂志列为“高考必背50 文”之一？该文结构单一，内容单薄，大段叙述让论证说理的空间被挤压。

八百字文章只是在列举死于细节的故事，貌似有一点分析，但整体来说，并无论证，只是对“死实质、为何、如何等等议论说理的基本元素都被忽视。

这更像某些刊物上的鸡汤文。

为了八百字写了两例，如果作文要求是一千二百字，估计作者会举三例。

于细节”做了一个事实呈现，就说理的一般要求而言来源、以上评价是基于说理文的一般要素而言的。

而从内容逻辑上看，此文问题更大。

是用具体的事情来论证普遍的概念，事实与结果与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特别可疑。

野史中关于年、蓝二人之死的原因是否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只能证明二人性格之特点，并不能证明是细节导致了被杀。

也就是说“事”与“理”之间很难确认某种必然的因果联系。

就如同说某人走路快，上班时出了车祸，我们可以说这次车祸与走路快有关，但不可以从论证中得出“走路快导致车祸”这个普遍道理。

中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的用例有很多属于这种情况，靠举例来“论证”，而很多例子并不能证明普遍性道理，结果只是一个“事实呈现”，而不具备论证功用。

最著名的“不讲理”是这样的：比如要说说苦难的价值，学生举出一堆“苦难”的成功人士，似乎这个是成功的，是名人，就是苦难成就的。

他的文字中只是呈现了一个苦难的成功人物，却丝毫不能证明他的成功是由苦难造成的。

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学生议论文中常常是名人开会甚至是不同的文章还是那一批名人开会的状况，这就是所谓不讲理。

就本例文中的两件事来看，真正让两人丢了性命的恐怕是皇帝生怕二人势力壮大到动摇自己的专制统治而欲除之，即使他们的士兵不是那么地齐整听令，皇帝也会以另外的理由杀之，并非当时的细节决定了他们的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