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管理之道

出于老子“保密”的原因，使得《道德经》难读、难懂，“玄而又玄”。

那么，《道德经》难读、难懂的表现何在？从《道德经》的内容来看，表现为“几多几少”：第一，讲道理多，命题少，甚至隐藏了命题。

老子《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是什么？在《道德经》中，老子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就是《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

显然，单从这句话看，这个中心和命题是不明确的。

而只有对全文深刻了解之后，方才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具体说，这句话中的“道可道”，其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

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

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

这样，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

以此，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特殊规律，和阐明这个特殊规律适用的“条件”，而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中心和命题。

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和“刚强胜柔弱”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

其中，“刚强胜柔弱”是公理和常识，无需理论的证明；而“柔弱胜刚强”则是需要理论证明的。

即可以通过“物理”的方法，进行说明、证明的。

对此，在《道德经》中，老子为了说明和证明“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规律”，便从自然、社会、政治等等方面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如“水”、如“婴儿”、如“小国寡民”等等，反复进行了哲理性的论证和说明。

正是如此，老子建构起了“柔弱胜刚强”的理论。

由于《道德经》隐蔽了文章的中心和命题，故给人以错觉。

这就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直接原因。

第二，讲武术哲理多，打法法则少，并隐去了武术打法的方法。

在《道德经》中，老子创新和揭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概念，这就是“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攻守”、“进退”观等等，及其“变化”观。

这些观念，就是形成老子武术理念的哲学基石。

而老子的哲学基石，必然产生武术理念；有武术理念，就必然有武术法则和方法。

但是，具体的武术法则和方法，却大都被老子隐去了。

正是如此，老子对《道德经》武术理念的哲学抽象的结果，难免使得人们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使得争论不休。

故对《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理解上的错误和偏差，是难读、难懂《道德经》的重要原因。

第三，讲“武学”多，“战争”少。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也包括“刚强胜柔弱”）之道”；老子的“德” 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制约和规范“柔弱胜刚强（也包括“刚强胜柔弱”）之道”的，使之“得道”并用于正道而不走入邪道的思想、行为规范。

由此，表现出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思想。

老子将“柔弱胜刚强”之道运用于“武打”，则缔造了“武术”；老子将“柔弱胜刚强”之道运用于“社会”，则揭示出了“民心无敌”，及其“民主思想”、“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其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推进社会”的发展规律。

因此，老子的“武术”思想、“民心无敌”思想，及其“民主”政治思想，构成了老子的“武学”思想。

正是如此，《道德经》讲“武学”多，其具体表现在讲“如何才能‘得道’”、“如何才能‘治道’”多，而讲“战争”少。

由于人们不懂老子的“得道”和“治道”思想与“武学”的密切相关，也使得人们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引来诉讼不休。

这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道德经》采取了韵文体的写作形式，显得行文无序，又通篇散漫的穿插了不少的哲理、哲言和类比、比喻等等，显得庞杂无章。

而且，《道德经》一字千钧，言简意赅，一字把握不好，就可能曲解原意，甚至谬以千里。

这些，都是导致《道德经》难读、难懂的间接原因。

为了便于了解《道德经》思想，这里，不妨将其条理化。

故老子《道德经》的理论脉络是：首先、老子吸收和创新了伏羲及《周易》的“阴阳”观，及其“变化”观，以此，为其“武术”、“武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其次、老子基于“阴阳”、“变化”观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见，这就是：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来与“刚强胜柔弱”针锋相对。

在老子看来，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是对统治者的抽象，而“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是对百姓的抽象。

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

从而充分表现出了老子思想是对统治者的“霸道”、“暴政”的批判和否定。

这正是老子的武学思想之所以要保密的原因。

最后、老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适用的内在条件，而缔造出了“武术”、“武学”。

具体说，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运用于“武打”，创新和揭示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形成了一系列的打法理念、法则和方法，从而将“武打”变成了“武术”。

另一方面,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运用于“社会”，并基于“以德治道”的思想，揭示出了“如何才能‘得道’”、“如何才能‘治道’”等“武学”思想，这就是揭示出了“德高道高”的“武学”思想和揭示出了“民心无故”的“武学”思想。

而且，将《道德经》视为“兵书”的最根本的理由在于，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批判和否定。

因此，如果说，“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者以武力为基础的“霸道”统治的话，那么，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则是要冲破和砸碎统治者的“武力”和“霸道”的统治，以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

故在“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之间，反映出了“以武制武”的原则和精神。

而这点，正是《道德经》“兵书”本质之所在。

历史的看，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造就出了中国“武学文化”，并实际的左右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中国几百年历史。

表现在：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老子的“武学”思想，即“民心”和“爱民”、“公平”和“正义”、“忘我”和“无畏”的精神，造就出了中国的“侠士”，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在西汉初得到了实现。

特别是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从而使得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面世。

这种“兵法”思想，上演出了诸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扫六合，并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戏，也使“中国武术”、“中国兵法”彪炳青史，万古不朽。

从而深刻展现出了在国家、阶级这种“文明”延续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文明发展里程碑”，这就是：中国的“武术”、武学“文明”和战争“文明”。

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本质上无疑是一部“兵书”。

作为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凭借《道德经》为国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经》中所阐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毫不夸张地说，老子所创立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让人称奇的是，自16世纪《道德经》传入西方后，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和认同。

海外初识《道德经》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

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 （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 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

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

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

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

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

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

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

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欧洲的学者和文人圈子里，广大民众对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

真正让整个欧洲民众认识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欧洲文化危机。

一战后西方文化大危机191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大战结束，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

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各国投入战场兵力达75 00万人，其中死伤者达3000多万；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害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高达2700亿美元。

对于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来说，昔日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

欧洲民众更是目睹亲友死于战场，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

“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没落”恰是当时西方文化虚无的极佳写照。

人们不禁深思，难道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终将毁于一旦？经历一战的惨痛，欧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世的良方。

从东方寻找救世良方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

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