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_分歧与趋势_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一、概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已经历了三十年的辉煌历程。
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教育社会学不仅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为推动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回顾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这三十年中，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
初期阶段主要是引进和介绍国外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教育社会学开始关注本土化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同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涉及到了教育公平、教育与社会分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教育社会学也不断创新。
除了传统的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外，还引入了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使得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和全面。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新型研究方法也开始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得到应用。
在研究成果上，我国教育社会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些成果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这些成果还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教育社会学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为推动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社会学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简述教育社会学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了解教育现象在社会中的地位：教育社会学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教育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推动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期。
本篇论文就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总结和回顾，分析其研究内容、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一、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得到了拓展和深化。
除了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研究之外，更多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经济中的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贸易、金融和商业网络等方面。
同时，从统计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角度探讨实证研究，拓宽了社会经济研究的视角，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收集、分析和解释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统的基础。
二、方法手段的创新和完善近三十年来，随着学术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各种方法手段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比如，档案文件的利用、民间文献的整理以及口述历史、量化分析等方法等，使得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变迁过程。
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如GIS、网络数据挖掘等工具，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加高效、准确的帮助。
三、取得的成果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在传统领域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清代商业与贸易、民主改革与现代企业等研究课题深入挖掘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沉淀。
在新兴领域方面，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同时，在方法和手段方面，数字化技术、民间文献、传统档案，以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均贡献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发展。
总之，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内容拓展、方法创新和理论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些研究成就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历史、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读《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三十年停滞沉沦之反思》有感
冲突与变动——读《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三十年停滞沉沦之反思》有感教育学院应用心理033班李岩军03156161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学者们对历史的看法，使人清醒，使人明目。
杨昌勇先生已学者的严谨态度，认真是的思考了教育社会学在国内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这让人遗憾的三十年，这让人沉默但蕴涵力量的三十年。
杨昌勇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分了四个方面阐述：1.笔者通过对先阶段的研究情的了解,说明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或者说选择这样的课题的出发点.并且提出“把本学科三十年的停滞纳入我们研究者的视野中”.2.在第二部分,笔者对“三十年的停滞”进行了历史时间的界定---1949-1979年,并且对“停滞”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指教育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断, “学科失去了原来应有的连贯性和宝贵的知识积累”.3.笔者对“这种停滞现象做了原因分析,⑴教育社会学观的冲突,非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的对立共存.⑵历史革命的原因, “包括教育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必须彻底融入到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中”.4.在第四部分中,笔者呼吁学者界“以研究的态度看学科史”,再一次提出要一学者的“学科责任与历史责任”,将这段历史纳入到研究内容中,而不是单纯的遗忘,批判.更是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式的教育革命”进行深成面细致的思考.全文中,笔者始终抓住冲突与变动的主题,线条般的描述该过程,却不失对读者的深度思考的提醒.从社会动学,既探究社会“前进”中的学科发展,又从社会静学,既一种社会状态下的学科存在方式.冲突与变动永远是社会的主题,而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将更为重要,就想现在的研究学界,看待这三十年的历史也存在着冲突与变动,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着,学科也在这样的完善着.从本文中我还看到,还有学多的东西需要我们继续的思考,如“在当时的历史层面上,教育是如何存在的?教育应该如何存在呢?”; “教育与社会的进步有多少的贡献,教育实际能解决多少的社会问题?”;“教育的社会功能在当时是如何体现的?”。
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三十年停滞沉沦之反思
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三十年停滞沉沦之反思杨昌勇/李长伟2012-8-3 15:32:02 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太原)2003年01期第7～10页【内容提要】中国大陆教育学三十年的停滞沉沦，其原因除了外部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社会学的对立冲突及其人们对冲突的错误认识。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重视它并把它纳入到理论研究的视野中。
External factors are the cause of thirty years standstil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lict.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is period of history and put it into our visual field of theoretical study.【关键词】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停滞/沉沦/冲突/反思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standstill/sinking/conflict/reflection【英文标题】Reflections on Thirty Years' Standstil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YANG Chang-yong LI Chang-wei (1.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Qufu Normal University 2.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作者简介】杨昌勇(1958-)，重庆合川人，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教育学博士，西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山东曲阜邮编273165；李长伟(1977-)，山东淄博人，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处于“三十而立”之年的社会学研究所正站在事业发展的新起点上。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党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并把社会建设、关注民生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化解当前各种突出的社会矛盾，社会学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也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8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这是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批示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专门为社会学的发展给予指示，可以说，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展望未来，我们要按照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和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在社会学界和社科院职能部门以及兄弟院所的支持下，继承和发扬社会学研究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抓住当前社会学发展的大好机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研究紧扣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努力探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学研究所的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三十年前，著名社会学家、首任所长费孝通先生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怀着“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和“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站在时代前列和历史高度，毅然挑起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和社会学所所长的重担，领衔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谋划蓝图，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构建了社会学学科“五脏六腑”的基础框架。是他采取多种方式培养社会学人才，组织两期社会学讲习班及南开班，为社会学发展播下了“种子”；是他主持编写了第一本大学社会学教科书《社会学概论》，为培养人才提供基础教材；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社会学调查基地，组织开展小城镇研究和区域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小城镇发展理论和区域发展模式理论；是他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较快地改变了学科封闭的状态，推动各地建立社会学所、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会等等。在费孝通教授等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亲手筹划和努力下，社会学所在建所初期展开了一系列学科基本建设，为社会学所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晚年他又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思想，其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景仰先贤，激励后学，我们将永远缅怀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学、为社会学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阿诺德·汤因比
他把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制造的原子弹灾难指斥为人类盲目地玩弄大自然力量的“法厄同行为”。法厄同是希腊神话里太阳神福玻斯之子，这位小神祗因玩弄其父的太阳车最终被毁灭。汤因比从此看到了人类非理性力量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机制必然导致全面的毁灭性后果，从而开始寻求人类未来的文化模式，他认为西方文明及其相关的宗教体系不具备拯救大地母亲和人类的力量，他曾希望借助于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的自然母胎）、中国文化（具五千年之久的强大凝聚力和连贯性）以及犹太文化（无政治中心的分散性的民族统一）的融合与优势互补重建新的信仰和世界共同文化模式。
四是儒教与佛教所共有的合理主义。
五是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具有敏感，认为人想要支配宇宙就会遭到挫败，汤因比认为这是道教的最宝贵的直感。
六是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已灭绝的法家）所共有的。人的目的不是支配自然，而是与自然保持协调。
七是在过去的军事与科技对抗中，西方虽占了优势，但东方各国可以打败他们。
这是怎样一个老头呢？一袭风衣，清瞿的面容，饱满的额头下一双睿智的眼睛。这是一位西方的智者，可让我想起了郑板桥笔下的竹，是竹韵，竹子一样的风骨韵味，是适合他的。燕谈4 L9 E% p! }) d; d1 b4 f- u7 x. G
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在西方思想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是我所崇拜的学者之一。我说崇拜，是的，这个世界能够让人崇拜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了。而汤因比，正是我所遥遥礼拜的人物之一。% ^" M) Q9 R2 [4 D, k# ]
老人的视线是世界性的，也是穿透性的。他那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思想之光穿透厚厚的历史帐幔，直达社会发展的本质，为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他曾经对池田大作说：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1 d' W1 n6 U5 Q6 B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三十年发展(1979—2008)
术价值 ，开始尝试做创造性 的转换 ，以创建 中国的教育社会学” ，并认 为上述 陶孟 和所著 《 社会与教育》便是这一尝试的 “ 标志性著作” 也有学者批评笔者 的 “ ； 这种思想认识”导
致 “ 这一 时期教 育社 会学 的研 究没 有得 到应 有 的重 视 ” 但 笔者 目下仍 然坚 持 上述看 法 ，因 。
展” 与 “ 学术研 究的进展 ” 两个方面回顾 了三 十年来我 国教 育社 会 学的主要发 展 ，并 对 “ 学科 使命 的担 当” 学科视 角的确立”及 “ 、“ 学科 资源的选择” 这 三个缠 绕于整 个发 展过 程 中的重要
问题 进 行 了讨论 。
关 键 词 ： 育社 会 学 教
伴 随着 改革开 放 ，我 国教 育社 会学 也开 始 了学科重 建 的历史 进 程 。粗 略地说 ，这 一历史 进程 大致 始 于上世 纪 ７ 代末 ８ 代初 。主要依 据是 ：从那 时 起 ，学界 开始 介绍 国外 教育 ０年 Ｏ年 社会 学状 况 ， ④开始 进行 在 高等学 校 中开设 教 育社 会 学 课 程 的具 体 准 备 。 于 自此之 后我 国 对 教育 社会 学 的发展 ，迄 今不 时有论 文或 著 作 专 门评 述 。 文 的任 务 是 ：在 这 些 评 述 的基 础 ④本 上 ，对 过 去三 十年 来我 国教 育 社 会 学 的发 展 进行 “ 证 ” 色 彩 稍 浓 一 些 的 梳理 ，作 出笔 者 实
之类 的主张 ， 并 有所论 及 ，但仔 细研 读一 下 便 可发 现 ，这些 论 述 基本 上 还 只 限 于对 教育 社 凹
会学 中国化 问题 之重 要性 的 阐述 ，尚未 及在具体 研究方 面迈 出相应 的坚实 步伐 。
与笔 者不 同 ，有 些学者 明确 肯定 这 一 时期 我 国 学人 “自著 的教育 社 会 学具 有 较 高 的学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
ｉ ｅ ｏｏ ￣ｅ ｉ ｉｃｎｅｅｐ ｃ ｌ ｐｏ ｕ ｄ ｔ ｍ ｔ ｄｌ ａ ｓ ｆ ａｃ ｓｅｉ ｙ ｒｆ ｎ ． ｓ ｈ ｏ ｌ ｇ ｉ ｎ ｌ ａ ｏ
Ｋｅ ｙ ｗｏｒ ｓ： ｉ ａ ；ｏ ｉｌｈ ｓｏ ； ｔｏ ｌ ｇ ｉ ｉ ｃ ｎ ｅ ｄ Ｃｈ ｎ ｓ ｃａ ｉｔｒ ｍｅｈ ｄｏｏ ｙ ｓｇｎｆ ａ ｃ ｙ ｉ
关 键 词 ： 国 ； 会 史 ； 法论 中 社 方 中图 分 类 号 ： ０ Ｋ２ ７ 文献 标 识 码 ： Ａ 文章 编 号 ：０ ５ ０ Ｘ（００ ０ — ０ ４ ０ １０ －６ ５ ２ １ ）５ ０４ — ５
Ｔｈｅ ｍ ｅｈｏ ｔ ｄｏｌ ｙ ｓｇ ｆｃ ｎｃ ｆｌ ｓ ｈｒ ｅ ｄｅ ａ ｓ ｏｆＣｈｉ ｓ ｅ ｓ ｃ ａ ｓ ｏ ｙ ｒ ｓ ａｒ ｈ ｏｇ ｉｎｉ ａ ｅ ｏ ａ ｔｔ ｅ ｃ ｄｅ ｉ ｎｅ ｏ ｉ ｌｈｉｔ ｒ ｅ ｅ ｃ
近３ 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Ｏ
乔新华
（ 山西 大学 历 史文 化 学院 ， 山西 太原 ０００ ） ３ ０ ６
摘
要 ： 充分 了解和理解 已有社会 史研 究成果的基 础上 ， 在 本文意欲探讨 近 ３ ０年来 中国社会 史研 究业 已
展 示出来的方 法论意 义。其一 ， 不论其 最初是 以“ 历史学 中的一 个分支 学科 ” 还是“ 范式” 意义 的面貌 出现 。 社 会 史在今天 已然承载 了推进 旧史学研 究方 法向新 史学方 向转 变的历 史重任 。其 二 ， 随 着新 旧“ 伴 范式” 的转 换， 社会 史对传统政治 史主题令人 耳 目一新的研 究， 揭示 了研 究视 角转换 背后 蕴含的方法论 意义。其三 ， 随着 研 究视 角转换和研 究视 野扩 大， 社会 史在 拓展 史料 范围的基础上 生发 出解读 不同史料的 不同方法 。 果把 它 如 放在“ 史即史料 学” 历 的脉 络下看 ， 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
差异分歧性共识：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发性经验——基于学科发展史的内在视角
54 2023.4摘要：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如何建构兼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国内社会学界面临的紧迫议题。
作为一门具有思想渊源的实践社会科学，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自然离不开对该学科自身发展脉络的关注。
因此，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共同体采取内在反思性认知立场，从学科知识生产的特质理念、学科延续过程中的发展性危机以及学科知识生产的潜在规则三个层面获取启发性经验，在差异分歧性共识的基础之上，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生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关键词：特质理念；发展性危机；螺旋式轨迹；自主知识体系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3)04-0054-09差异分歧性共识：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发性经验——基于学科发展史的内在视角文／姜利标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知识和情境中的新传统：关联视角下的社会学本土化知识生产”（22FSHB001）作者简介：姜利标，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安市，710049。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如何建构兼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国内社会学界面临的紧迫议题。
实际上，社会学之所以能被视为一门科学且传承和延续下来，某种程度上与“该学科所客观存在的自反性传统拥有关系”，[1]即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没有脱离对其思想渊源的积极关注。
因此，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根植于学科传统里的本质发展特性，进而在回应具体社会现实的挑战过程中“彰显自身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
[2]本研究将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特质理念、社会学学科延续的发展性危机以及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潜在规则三个层面，围绕学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现象展开论述，试图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独特性理解视角以及启发性参照经验。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社会学是一门探究社会秩序得经世致用之学,发轫于19世纪初叶.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由于强烈关注社会咨询题,寻寻社会进展得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得关系中连续学科价值,作为一门完全从国外引入得学科,社会学在我国最早是先贤藉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以改造社会得工具,因此,经世济民便成为中国社会学最为鲜亮得特色.严复先生对社会学冠以《群学肄言》,即寄盼望借助于科学得法则认识社会进展规律,探究社会得功能,提出治理社会咨询题得方法；燕京学派得吴文藻、费孝通从社区研究做起,从解剖麻雀中透视整个中国社会,所谓差序格局关系中得乡土中国；梁漱溟、晏阳初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从农村改革推动工业化；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立足中国土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诠释了社会学得另一个面向.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学恢复重建得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学人兢兢业业得学术探究之路,连续了先辈得旨趣,展示了自身得智慧,但也出现了偏颇,需要引发我们反思.一、立场转向：由批判到批判性建设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严密关切中国改革试验场域中发生得一切,“不仅固守住了传统阵地,而且还深入到国家和市场得核心区域,努力到市场中去看经济学家所看不到得东〔1 〕利西,到政府中去看政治学家所看不到得东西,到法院中去看法学家所看不到得东西”，用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难得得历史机遇,为中国得经济社会进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社会学经验性、现实性得学科品质再一次彰显.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者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流淌等领域卓有成效得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得机制,形成了中国本土得社会转型中层理论系列,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执政方针得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以改版得《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为标志,社会学研究得规范性增强,研究水平在国内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其他学科得确信.〔2 〕尤其是在高校扩招得大潮中,社会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始终以质量为本,培养得一批优秀青年学者正逐渐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得生力军.不管是频频见于媒体得社会学话语显现得社会学概念生活化,各地大学学术报告讲坛上随处可见得社会学家得身影,依然政府决策中社会学因素得考量,中国社会学以其鲜活得色彩感染了经济增长中得中国社会,尽力将中国社会引向生活世界.但与此同时,以批判现实咨询题为取向得社会学研究不仅占据了该学科得要紧阵地,而且成为人们对社会学学科特质唯一得认知.尽管在全面推动社会建设得当下,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学应该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学科理念,〔3 〕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社会学规范进展.然而,仅仅流于对社会咨询题得犀利话语和面对亟需解决得诸多社会咨询题束手无策得尴尬,成为中国社会学令人沮丧得现实写照.在网络成为我们社会一个不容忽视得信息传播和情绪传导得情形下,是附和于大众媒介和舆论得责备声浪,并以专家得姿态自居,剖析声色兼备得媒体显微镜下积聚得社会咨询题,为布满得暴戾之气推波助澜,依然平复分析咨询题得来龙去脉,以学科实证得研究专长寻寻社会事实得因果逻辑,富有创建地提供解决得途径和策甘愿做默默无闻、行远胜于言得学术良心,需要每一位略,真正成为解除病灶得“社会医学家”，中国得社会学者得反思、抉择和担当.中国社会学者从马克思现实批判精神中猎取灵感,敏锐地发掘社会现实咨询题,自觉地追随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得步伐,甘为公共利益得代言人,基本上无可厚非且应该鼓舞得品质.但我们同样也不盼望面对种种社会咨询题只有声讨.面对中国那个庞大得社会体系,不至于只清末腐朽王朝得废墟上,能冷嘲热讽,而不见有识之士富有见地得一声呐喊.“师夷长技以制夷”，尚且有魏源先生穿透时空得真知,在我们追求美好社会得征程上,怎能缺乏“重立悬破”或者“重立轻破”得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学重建伊始,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时期,社会咨询题随之扑面而来,因此带有应急意识得社会学研究就地取材,先是跟进美国社会学界社会分层与流淌研究得热潮,之后又从东欧社会变迁中反观中国得社会结构,但此间也产生了诸多论文联盟沉甸甸得社会学研究成果.陆学艺研究员领衔得课题组完成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得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淌》,李路路教授孙立平教授得“断裂三部曲”，李强教授得“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为核心得“碎片论”，刘欣教授“阶层认知得相对剥夺论”等都颇具代表性.这些研究非“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常好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得变迁与型塑,因为它们是社会学者充分利用学科特长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得实证研究,发出得振聋发聩之声为社会学赢得良好声誉,一定意义上促成中央关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行业、东西收入差距等咨询题得关注.然而,在这些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得理论推断指引下,原本只是意在排列社会变迁过程带来得社会代价,却因其破大于立得叙述给社会结构蒙上悲观得色彩.也同样源于如此一种缘故,后起得研究者对这些研究话题兴趣盎然,没有非常好地承继他人敏锐得学术洞察力,反而跟随网络世界得话语爆炸模糊了学术和日常生活得边际,逐渐走向暴戾得批判.加之面对社会现实咨询题空有理论探讨,难以为实务部门提供能够操作得解决方案,更鲜有战略性构想,故而加固了社会学只破不立得形象.且不论社会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得社会改良特性,仅在当下中国社会咨询题时空交错、类型多元、妨碍深远得复杂情况下,社会学者不应该只做袖手旁观得看客,而应该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至于社会学再次转移到欧洲兴起得反思性后现代社会学对我们得启发,即有破有立得立场,诚如我们一直以来在短时期压缩西方国家长时刻现代化历程得做法一样,只需要萌发这种意识即可,怎么说贪多求全是需要付出代价得,这一点由某些地点强力拆迁得都市化能够佐证.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要取得大突破,应该首先自我调整,突破以往批判得藩篱,注重实在社会咨询题得解决,并逐渐形成一种类似“科学环”得社会学研究立场良性循环,即走一条重破轻立→重立轻破→破立兼顾得路子（如图1所示）.二、策略转向：由消极研究到积极干预涂尔干提出社会学研究得对象是社会事实.因此,非常多中国社会学家都相信社会学得职责在于发觉咨询题、解释咨询题,至于该咨询题得解决则不在社会学得视野之中,因而幸免在研究中提出对策.作为社会学初级研习者,一直遵从这种学术取向,并把它有意识地贯穿到社会学得教学和研究中,尽管会遭遇学生和其他学科研究者关于社会学“述而不作”得诘咨询,但坚持如此一种立场——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或许无可厚非.因此,我们一边在观赏社会学家超然于现实得中立姿态,以此为圭臬；一边不满足于模型复杂、数据庞大得研究论文仅能得出过于接近社会常识得社会学知识.然而在我们得学科大踏步走了三十多年得今天,假如一直连续如此一种研究取向,虽则迎来了社会建设得政治机遇和社会转型得历史机遇,依旧只能是孤芳自赏却又手高眼低,永久难以进入社会科学得中心地带,甚或还在边缘就差不多把自己带入恶性循环得泥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要真正成为一门掷地有声、有所作为得应用型学科,依然应该有一种基于研究能力循序渐进得分时期不同取向得分工体系（见表1）.表1 分时期不同取向得分工体系研究队伍得高中初三级划分与其讲要紧依据学术水平,倒不如讲是研究经验和年龄.在奠基/基础时期,初中级研究者在有经验和矢志于实证研究得高水平研究者得指导下,应从事规范得社会学经验研究,弄清晰自己研究领域内社会事实得脉络和结构,为自我能力拓展和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即以立为重,兼顾批判.实践/干预时期得研究者应该是走出书斋得社会学少壮派,他们拥有丰富得学科背景知识,是本专业得行家,能够切实解答国家和社会运行中出现得咨询题,因其切实有效得工作为社会学赢得合法性和权威性,引领社会学研究进入社会科学得核心地带,这一时期得学者在立得同时,也应该适当发出破得声音,以自身得妨碍力矫正社会上可能出现得偏误.有志于理论研究得少壮派学者和具有非常高研究能力得社会学家不仅能使国内外本领域实证研究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在解决社会咨询题得具体实践中积存了经验,也就自然进入反思/归纳时期,社会学理论得本土化、社会理论得建构、社会政策得得失基本上由这些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完成得.通过如此一个多层级得分工体系,我们实际上也会发觉,与社会学研究立场循环相对应,一个新得知识生产和积存得良性循环就会形成：奠基/基础时期→实践/干预时期→反思/归纳时期（见图2）.其中,实证研究重在考查社会现象是什么,政策研究重在告诉公共部门应该如何做,理论研究重在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构建,为以上得研究做后盾.我们都相信,中国社会转型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得实验场,社会学家施展社会学得想象力得时代差不多来到.有人专注于经验研究,有人躬身于积极实践,有人倾注于理论建构,既是中国社会学有限研究力量得优化组合,也是我们得学科获得可持续进展得动力机制.中国社会学者要一改埋头研究得消极与悲观,做社会有机体进展进步得工程师,要保持学者独立考虑得自由,不必畏首畏尾,以严谨得学理、务实得研究取向和美好社会得研究理念,推动中国社会学得健康自信成长.三、话语转向：由亦步亦趋到独立自主同社会科学中其他姊妹学科一样,我国得社会学完全照搬于西方,在社会学得知识谱系里,国人得名字弥足宝贵.重建后得中国社会学以美国社会学马首是瞻,迅速汲取了美国有用主义指向得定量研究,成为继经济学和治理学之后中国社会科学中走上“科学化”得学科之一.借鉴优势学科群体进展得模式,是每一个学科应该做得工作,也是幸免走弯路得捷径.今日中国社会学家出现在世界得学术论坛上,用流利得英语传达来自中国得声音,也是社会学家国际妨碍力增强得表现.然而,肇始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卓越社会学家得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讲是否裹足不前,甚或倒退,但有一个明显得事实是,我们已难以产生梁漱溟、晏阳初、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如此一大批学贯中西得大师.他们渊博得知识和宽阔得视野,让我们只能远远观望.因此,毕竟是生硬地套用西方土壤里生成得理论来解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得社会现象,亦步亦趋地跟在“洋大人”后面甘为小弟,依然深入发掘我们得文化传统,倾听自己内心得声音,倾听中国老百姓得声音,用自己得笔触记录发生在乡土气息浓郁得中国得那些和社会学紧密相关得内容,又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得咨询题.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方法论倾向相互纠结,导致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众多得研究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构成认识世界得途径和书写得话语体系.当人类社会得车轮急速驶过新世纪得今天,不管是哪个国家得社会学者都不再单纯地沉溺于某一种方法论原则,面对那个客观存在得社会事实和由感情世界更为纷繁复杂得人类共同组成得现实世界,学者们更加倾向于采纳因地适宜得研究方法,在承袭本学科研究传统得同时,也十分注重综合其他学科得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体系.当下得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几乎可见从质性研究到量化研究得各种方法,相应得研究模式正在塑造截然不同得叙述格式,但关于定量得迷信和质性得简化,无疑可见美国社会学早期得影子,也是社会学家凌驾于社会万象之外,无力解决生动现实咨询题得根源之一.关于我们所要从事得作为事业得社会学研究而言,祛除笼罩在方法论之上得魅影,以研究对象得特征动身,因人、因时、因地选择适宜得方法取向,打通连接在现象和本质之间得路径,重塑一种真正由中国话语构成得学科言讲体系,便是我们得社会学挣脱西方学术霸权,独立而不孤立身份获得得必需预备.社会学研究者以文字抵牾铁一般牢笼得束缚,依然顺从于现代性肆虐得殖民化,是一个需要反思得议题.书写是一种建构,任由文字驰骋在想象得原野,依然一味迎合权力和话语霸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否自我建构和获得认同得要件.“社会学可能由此终于实现理性得头脑会合得启蒙之梦——无须求助于后启蒙得托词,这种托词伪装成各种通向一个没有咨询题、没有冲突和变化得世界得捷径,实际上却只只是是一些通往奥斯维辛得死胡同或曲折道路”．〔4 〕（p223 ）中国得社会学尚在流变得现代性中查找出路,西方学界早已宣告后现代性得到来,或者又在酝酿再次更新得思潮,我们总是在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中焦虑重重.毋庸置言,中国社会学同样孕育着力图代表东方人口大国及其文化得突围冲动,这是一个被激发得自尊,是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得待发状态.。
《2024年“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范文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篇一题目：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一、引言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对社会发展、政治经济体制和民众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的特殊性使学术界对此的深入研究与持续反思变得至关重要。
本文将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过去三十年的成果进行综述，并对现有的研究方法、内容与结论进行全面的评价。
二、研究历程及方法1. 研究历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在初期以批判和反思为主，随着历史学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客观的学术研究。
过去三十年，学术界对此时期的研究逐步深入，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
2. 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运用了历史文献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等材料进行研究。
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引入，如大数据分析、数字人文等手段也被应用于“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中。
三、研究内容与成果1. 政治史研究政治史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核心领域。
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运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过程和影响。
同时，对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及其影响也有所探究。
2. 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在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动荡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如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乡关系等方面。
此外，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等问题也有所研究。
3. 文化与思想史研究在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当时的文艺创作、思想潮流、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通过分析当时的文艺作品和思想潮流，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氛围。
四、现有研究的评价与展望1. 现有研究的评价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观点。
然而，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部分研究过于偏重政治批判，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全面和深入挖掘等。
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_卜宪群
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第007版史学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卜宪群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步入繁荣昌盛的新阶段。
中国古代史学科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这里所说的时代环境，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该时代的社会变化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二是指该时代的学术积累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前者反映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反映出史学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从古代史领域中点燃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许多问题也和中国古代历史相关。
在那场浩劫中，许多著名史学家受到迫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受到严重歪曲，学科建设在那十年中陷入停顿。
客观来看，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顿，导致研究力量严重不足。
其次，对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认识，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存在着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单调、缺乏对中国历史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整体把握，以及对海外研究状况不了解等问题。
再次，由于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受到了所谓“危机”论的冲击。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依然存在且无可回避，解决起来步履维艰。
但随着国门的打开和社会的转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回顾3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保障。
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录取了两届学生，研究生招生也在1978年恢复，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接受专业训练。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演示文稿文档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英一、改革开放30年唯物史观研究三阶段改革开放30 年来, 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78 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涌现出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热潮; 20世纪90年代,这种研究和探讨相对地走向沉寂; 进入21 世纪以来, 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再次出现活跃局面。
1、首先涉及的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作为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的反论, 学者们根据自己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提出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
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 生产活动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基本的活动, 因此, 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没有生产力的进步, 就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进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并由此决定着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和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发展的, 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同。
在阶级社会, 阶级斗争就是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也有观点认为, 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他们认为, 不论是生产力的发展, 还是阶级斗争,都是为了物质利益。
因此, 人们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阶级斗争不过是实现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手段。
又一种观点认为, 各种因素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他们认为, 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体, 组成这个有机体的因素是多重的, 不能把某一个方面的动力作用看作是唯一根本的。
不过, 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2、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划分学者对这一结论持不同认识, 而最具直接意义的争论是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
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
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时期。
30年中，中国史学工作者坚持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非社会形态化的倾向。
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特点和成就，也是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方面，它主要反映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中。
例如，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编写组修订的《中国史稿》（7册），范文澜主编、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翦伯赞主编、邓广铭等修订的《中国史纲要》（上、下册）和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等。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新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新力作。
这部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集全国200多位老中青历史学工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之功，其最大特点是：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如实地把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看做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始终贯串着社会形态变迁这一指导线索。
三种“早期国家”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路径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新进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从“早期国家”的新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
它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既与国内新的考古发现有关，也与20世纪后半期国外的“早期国家”研究热有关。
众所周知，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的论断，历来为中外学界所认同，认为这是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然而，国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在它形成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或模式，这就是西方学界所说的“早期国家”问题。
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主题与方法对四种青年期刊论文的内容分析
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主题与方法对四种青年期刊论文的内容分析一、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青年作为社会的生力军和未来的希望，其研究价值日益凸显。
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国青年研究经历了从起步到逐步成熟的过程，研究的对象、主题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拓展。
为了全面了解这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本文选取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以期揭示我国青年研究的演变轨迹和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青年研究》、《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和《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四种期刊，这些期刊在青年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青年研究的整体状况。
研究的时间跨度为三十年，即从年至年，涵盖了我国青年研究的主要发展阶段。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期刊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正文进行编码和统计，提取出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相关信息。
同时，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对提取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以揭示我国青年研究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
通过对四种青年期刊论文的内容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逐渐从单一的青年群体拓展到多元化的青年议题，研究主题也从传统的社会问题逐渐转向心理健康、职业发展、教育公平等新兴领域。
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我国青年研究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一些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方面，还需要加强研究力度。
另一方面，研究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更好地服务于青年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在对象、主题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需不断深化和拓展。
未来，我国青年研究应更加注重跨学科融合和实践应用，以推动青年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1. 青年研究的重要性青年，作为社会的生力军和未来的希望，其成长与发展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未来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乔新华
【期刊名称】《安徽史学》
【年(卷),期】2010(000)005
【摘要】在充分了解和理解已有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意欲探讨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业已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其一,不论其最初是以"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范式"意义的面貌出现,社会史在今天已然承载了推进旧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方向转变的历史重任.其二,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视角转换背后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其三,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和研究视野扩大,社会史在拓展史料范围的基础上生发出解读不同史料的不同方法,如果把它放在"历史即史料学"的脉络下看,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总页数】6页(P44-48,72)
【作者】乔新华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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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论文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史倡导整体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
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时不时会被提及，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
本文即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视角：对象与面相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转换。
1902 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
20 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起来。
20 世纪 50 至 80年代，社会史一度沉寂。
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
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
社会史复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
其实两种主张之间存在关联：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与思想的互动。
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
社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下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政府、政治而言。
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史？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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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 河北学刊 Jan.,2009第29卷第1期 Hebei Acade m ic Journal Vol.29 No.1共识、分歧与趋势: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陈劲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摘 要]随着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陆续开展起来。
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既取得了很多共识,也存在一些重要分歧。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史;共识;分歧;趋势[作者简介]陈劲松(1967—),男,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1-0088-05 [收稿日期]2008-09-25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被迫中断。
直到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才又陆续开展起来。
本文拟对1979年以来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作比较全面、概括的梳理和评述,并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未来趋势作初步的展望。
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三个阶段中国社会学史是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1](P1)。
根据笔者的研究,1979年至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进程,可以初略地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9年为起步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争鸣阶段, 2000年至今为深化阶段。
众所周知,1979年随着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有一个问题迫切需要回答,即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状况曾经是怎样的?对于社会学的专业领域来说,对建国初期的早期社会学的引进、发展的回顾总结是社会学重建的重要动力。
而对于非专业领域来说,则存在着社会学知识普及化的需求。
总之,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之初的现实决定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现实即处于起步阶段。
在起步阶段,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1987年出版的两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著,一部是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部是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
之所以将1990年至1999年称之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争鸣阶段,主要是社会学史学界因为围绕着第一阶段的研究问题展开了富有意义的争论,其中主要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上下限、分歧、范围、发展迟缓的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部分共识。
这个阶段的重要象征就是围绕韩明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应用的历史传统》而引发的争论。
争论主要在韩明谟与陈树德之间展开,至1994年韩明谟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一文,共进行了三轮,持续时间达八年之久,为社会学界所瞩目。
2000年至今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但并不妨碍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继续前行。
在经历了起步和争鸣阶段之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似乎更为成熟,并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果。
这一阶段的主要象征性成果是郑杭生、李迎生所著《中国社会学史新编》,杨雅彬专著《近代中国社会学》,闫明专著《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韩明谟专著《中国社会学名家》,郑杭生、刘少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刘少杰专著《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共识随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不断展开和争鸣,在一些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共识:其一,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取得了共识。
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史开展相关研究,是中国社会学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虽然在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问题上仍然存在极大的分歧,但88是研究者的目的则是基本相同的。
例如,杨雅彬认为:“探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将重点放在挖掘对恢复以来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对现今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上”[2](P2)。
韩明谟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主要的目的是希图从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和教训,为我们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工作有所补益,以便使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能够更加迅速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P1)。
郑杭生等主张,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本身,而且还以其在中国的曲折历程,为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构成部分[1](P1)。
其二,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界定上取得了共识。
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它不同于中国社会思想史,是自社会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活动开始产生的。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在引进国外社会学(包括唯物史观)和批判继承中国社会思想史丰富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理论探索,持之不懈的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而获得发展,得到成长的历史[4](P88)。
郑杭生等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1](P1)。
其三,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的评估基本一致。
目前已出版或发表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著述大体一致认为,中国人吸收和引进西方社会学完全是顺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
199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张琢《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重点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介绍分析上,而不是在“社会学百年史”上。
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年)明确指出,试图改变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况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背景。
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2002年)中强调,社会学的传入是中国社会需要变革的内部原因所致,社会学的传播与发展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而进行的,因此其研究坚持认为,有关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的论述始终应该放在中国大社会背景中来进行。
其四,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史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在这一点上观点普遍一致。
关于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史中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在早期的社会学界是存在分歧的。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于1948年1月22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指出,中国早期社会学有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
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则不这样认为,其于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是对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作系统总结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本书的主导观念认为存在一种纯正的社会学理论,并且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强调和挖掘,是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例如,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中研究了瞿秋白与社会学,专设“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和“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农村调查”两节。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也专辟“中国社会学萌芽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初期发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调查”、“持马克思主观点的社会学”等小节。
1988年,庞树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和使命》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前传播的西方社会学时期,同时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尝试[5]。
郑杭生认为,社会学存在两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传统,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存在两种形态即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形态和对社会主义的维护建设形态;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则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其中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以毛泽东为典范。
2006年,由郑杭生、刘少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学思想”以及“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等章作专门论述。
其五,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内容的认识上基本一致。
1991年12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选收的条目基本能反映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内容范围,其中选收有严复、章太炎、康心孚、陶孟和、陈长蘅、李大钊、李达、许德珩、晏阳初、孙本文、陈达、梁漱溟、朱亦松、李景汉、许仕廉、应承一、陈翰笙、言心哲、吴泽霖、潘光旦、瞿秋白、杨开道、李安宅、柯象峰、李剑华、吴文藻、吴景超、杨堃、黄文山、陈序经、杨懋春、严景耀、雷洁琼、张世文、龙冠海、李树青、陈绍馨、杨庆堃、费孝通、林耀华等四十多名学者;收选的著作主要有《群学肄言》、《訄书》、《社会学原理》、《人口问题》、《中国劳工问题》、《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脱变中的中国社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社会学讲话》、《农村社会学大纲》、《皇权与绅权》、《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
2002年6月出版的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把绝大部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名98◆史学纵横◆家包含其中。
2005年4月出版的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主要研究了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来在学术上最有贡献和影响的孙本文、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四位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治学精神和方法以及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等,予以概括性的分析和论述。
其六,在有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原因等问题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一致。
197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普遍认为,建国初期取消社会学的主要原因是受前苏联和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的影响。
此外,郑杭生等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指出,社会学被取消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原因,那就是没有认识到马克主义社会学的两种理论形态,即批判的理论形态和建设性的理论形态;而毛泽东个人对传统社会学的负面印象也是促成中国社会学事业长期中断的原因之一。
社会学能够在1979年得以重建,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
邓小平有关社会学等学科“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是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的主要动力。
郑杭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一文,专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合”、“分”、“合”式的关系演进。
三、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歧1979年以来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共识并存的还有各种分歧。
正是有关对这些分歧的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其一,在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和分期上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上限在1891年,下限可延伸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