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 第十讲 沈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讲稿第十讲沈从文第一节“凤凰之子”沈从文一、“乡下人”的传奇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

1902年出生在凤凰城内一个旧式官吏家中，16岁时参加了本乡土著部队，在部队的六年中，他踏遍湘、川、黔边境各县和沅水流域，领略了数不尽的秀山丽水，见识了古朴奇特的风俗人情，广泛接触到士兵、农民、土匪、流氓、船夫、妓女、矿工、铁匠等下层人民，亲眼目睹了湘兵的勇猛威武，也感受到了嗜杀者的残酷暴戾，这些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了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反而促成了他后来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品格。

在军队生活的后期，沈从文的性格和经历开始逆转，他逐渐由贪玩转向好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书本知识。

五四之后新书报、新思想的影响增长了他支配自己生命的独立意识，给他带来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真正契机。

1923年8月，沈从文来到北京，先是在北大当旁听生，后来经过超常的刻苦写作，成为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并收获了与大家闺秀张兆和的美好爱情。

1933年，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主持《大公报》文艺奖，有力地扩大了京派的影响，后来曾任西南联大教授。

建国后，沈从文转业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并且在这个领域再创了生命的辉煌，1981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的高度评价。

1988年5月去世，终年86岁。

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沈从文生长的湘西沅水流域，地处湘、川、桂三省的交界，是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地方。

沈从文身上便有苗族血统。

这里地处偏远、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生活中古风犹存，某些方面甚至带有一定的原始性。

在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沈从文出身于当地的行伍世家，青年时当过兵，经年累月辗转于沅水流域各处，稔熟于此地的乡俗民情，热爱这里善良淳厚充满生命活力而又带有野蛮性的民风。

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湘西情结”，深深镌刻于他的作品之中。

这也使他站定了“乡下人”的立场，认同于湘西古朴而康健的乡村山野文化，担忧于世事变迁对这种凝固的文化形态的冲击，对立于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畸形文明。

由于沈从文的人生理想设置在过去，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较少对社会人生进行历史评价，而更多采取道德评判的立场。

当沈从文宣称“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的时候，实际上，他既拒绝了封建正统文化，也拒绝了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文化。

他1922年受新文学运动影响来到北京，一面在北大旁听，一面开始创作。

1926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鸭子》。

30年代是他创作最丰盛且走向成熟的时期。

1928年后连续出版了《入伍后》、《旅店及其他》、《虎雏》、《都市一妇人》、《边城》、《八骏图》、《新与旧》、《绅士的太太》、《月下小景》等中短篇集。

从而成为现代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创作反映生活面相当广阔，除了他最熟悉的船夫、水手、军人、老板、杂役等湘西人物，城市的绅士、太太、学生、文人、妓女、演员等也都悉收笔下。

沈从文独特的人生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表现生活。

他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这样，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表现人性”，就成了他的创作的中心。

他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是那些原始古朴的、不带政治功利色彩的优美而自然化的人物。

“真实”、“自然”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最显著特色。

沈从文自己说过，他的创作目的就是让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并进一步探讨民族品德重造的方式。

第二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人生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用充满温情的笔调赞美“过去伟大处”。

一类则无情冷峻地讽刺抨击“目前堕落处”。

一、“湘西世界”与理想人性沈从文曾经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小说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看作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而这种健康、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沈从文摄取人性美的镜头对准的都是农夫、士兵、水手、妓女、流浪者等下层人民，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的心灵深处，挖掘闪光的人性和优秀的品德。

如小说《会明》中的会明，《牛》里的大牛伯，《边城》中的老船工、翠翠、顺顺、商人、水手等，这些人无一不是正直热诚纯朴而善良的。

另外，他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健全的人性"也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勇于表现青年男女之间适当健康而又带有粗犷色彩的性爱和情欲，呼唤人性的复归。

如《阿黑小史》、《雨后》、《夫妇》等。

在沈从文的心目里，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所以，经过他改写的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都特别运用了浪漫的手法来宣扬这种生命的哲学，作品中跃动着青年男女真挚、热烈、活泼的生命情趣与活力。

《龙朱》写的是苗族的传说故事，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了黄牛寨寨主女儿，故事中龙朱被赋予了高贵的品格，热情、勇敢、诚实；《媚金.豹子.与那羊》直接取材于一个民族神话，写民间的相貌俊美的英雄豹子和美人媚金约会，豹子因为给媚金寻找避邪的白羊迟到了一会，媚金发生了误会，拔刀自尽，豹子匆忙中赶来，追悔莫及，也自杀殉情。

《月下小景》是直接改写的佛经故事，里面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和相爱者结婚，所以双双服毒而死。

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所写的最美的文字，他所赞的爱和美在这些作品中都上升到了人性的极致，贯穿了人类已有的纯真爱情、纯洁性爱的种种表现。

二、“都市阉寺病”与讽刺体小说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对湘西健全人性的讴歌与对城市的憎恶发生了鲜明的对比。

他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把城市文化看作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做作的文化。

其都市题材的小说属于表现“目前堕落处”的作品。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上流社会和上层家庭的无聊甚至糜烂生活的鞭鞑；另一类是对作家、学者、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嘲讽。

前者以《绅士的太太》为最有名，后者以《八骏图》为主要代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暴露、讽刺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矫情、孱弱、淫糜的篇什。

《绅士的太太》写的是念经的绅士在外生活荒淫，他的三姨太与他的从国外归来的儿子在家里勾搭，而且把别人家的年轻太太拉下水。

在小说开头，作家就表明了这是给高等人造的一面镜子。

《都市一妇人》中的女主人公，被引诱，受屈辱，沦落为娼，为不再被遗弃，竟毒瞎了相好的青年军官的眼睛。

沈从文对都市生活的描写，是带着乡下人的敌视心态匆促完成的，而且是用来反衬过去乡野的伟大，因此，他不可能对其进行更冷静的历史分析和更深入的文化开掘。

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是表现湘西乡野的作品。

《八骏图》写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个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就在给未婚妻的信中一一刻划了他们的虚假之处，但是，到了结尾，这个第八位教授也受到了海滩上一个神秘女子的魅惑，向自己的未婚妻撒了谎，推迟了归期。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则提出了都市的“阉寺病”的问题。

即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某种倒退，形成近于被阉过的侍宦观念，具体表现为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等违反人性的病象，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批判的最有力的一点，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生命力萎缩这一广泛的文化现象，肯定了人的自然、和谐而健康的生命。

三、沈从文的作品分类沈从文赞美“过去伟大处”的作品，是对在历史发展中逝去的善良美好的伦理道德的追寻。

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均已失望的情况下，沈从文却在古朴原始的湘西，发现了村夫野老身上野蛮却强悍、卑微而真挚、古道热肠、舍己为人的人性美。

他想借重这种原始美好的人格，完成民族品德的重造。

虽然沈从文的理想世界设置在偏僻的湘西和遥远的过去，但还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他的这类作品，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以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理想的层面上，编织出梦幻般优美的爱情故事。

《龙珠》、《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虚化的，对作品中的一切极尽美化之能事，景是美的，人是美的，情是美的，歌也是美的，存在皆美，婉转动人。

由于作品借用了民俗、宗教、神话传说的材料，所以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较大的距离，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理想色彩和抒情意味。

《月下小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作品看似写原始野蛮的婚姻陋俗，实际上是写发生在傩佑和女孩子之间的纯真爱情。

婚姻陋俗并不是实有的，作品只不过借其使这对青年人的爱，不但绕过一切功利因素的干扰，而且绕过家庭的羁绊，升华为纯粹意义的男女之爱，并且通过他们的殉情，使作品成为一曲哀婉壮丽的永恒爱情的绝唱。

第二种情况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的再现回忆中的湘西人物的生活和心灵状态。

《萧萧》、《丈夫》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嫁到婆家，小丈夫不到3岁。

后来她被外乡来的手艺人花狗唱开了心窍，禁不住与其相爱并怀了孕。

按老规矩，她应该受沉潭或发卖的惩罚，但因为她生的是儿子得以幸免，并最终与小丈夫圆了房。

她的大儿子12岁时，又忙着给他娶大6岁的媳妇。

萧萧像当年抱着丈夫一样抱着她更小的儿子在一旁麻木地观看。

作品虽然借萧萧的悲剧写出了旧式婚姻的不合理性，但是却弱化了主人公的不幸和悲苦，在自然平静的叙述中还透露出几缕温馨。

《丈夫》写由于贫困，妻子经丈夫同意外出卖淫挣钱，丈夫终于不能忍受妻子堕落带来的痛苦，于是带着妻子回家。

事件本身是严重冷峻的，而作家也采用了温和的笔调。

第三种情况是作家将其理想人生与回忆中的湘西现实人生交汇出的哀婉凄丽的田园牧歌，这些作品承载着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和民族品德的内心追求。

这是沈从文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类作品，《柏子》、《边城》以及长篇小说《长河》可为代表。

《柏子》写水手与江畔吊脚楼上的妓女粗野的欢会，但在作品中几乎看不见玩弄与出卖的关系。

柏子是粗犷豪放的水手，然而，他却能思念专注，重情义轻钱财。

甚至妓女也被塑造得满怀温柔的脉脉痴情。

写于抗战时期的《长河》（第一卷）是在动态的现实中展示乡野素朴的人生形式的。

在年高德劭的乡村长者老水手与青春娇美、活泼潇洒的村姑夭夭身上寄寓了作者对理想人性的赞美与高扬。

这类小说与湘西题材的散文一起，构成了沈从文理想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

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