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

罗莎琳·埃尔西·富兰克林（Rosalind Elsie Franklin，1920年7月25日－1958年4月16日），是一位英国物理化学家与晶体学家。

她所做的研究，专注于DNA、病毒、煤炭与石墨等物质的结构。

其中她所拍摄的DNA晶体衍射图片“照片51号”，以及关于此物质的相关数据，是詹姆斯·华生与佛朗西斯·克里克解出DNA结构的关键线索。

此后她也领导了关于烟草花叶病毒与小儿麻痹病毒的研究。

1958年，富兰克林因支气管肺炎及卵巢癌逝世。

2003年，伦敦国王学院将一栋新大楼命名为“罗莎琳—威尔金斯馆”以纪念她与同事莫里斯·威尔金斯的贡献。

家庭背景富兰克林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她的叔父赫伯特·山谬（Herbert Samuel），是前任英国内务大臣与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也是第一位进入英国内阁的犹太人。

另外她的一位阿姨则是女性参政权与工会运动的参与者。

富兰克林的父亲埃利斯·富兰克林（Ellis Franklin）是伦敦工人学院（Working Men's College）教授电磁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教师，并且在后来成为该校校长。

埃利斯·富兰克林也曾经协助安置来自纳粹德国的逃难者，并且收养两位孩童。

学生生涯富兰克林在进入大学以前，就读于伦敦圣保罗女子学校（St Paul's Girls' School）。

1938年进入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 Cambridge），后人在笔记上得知她曾经在1939年期间在构思过DNA的化学结构，并且画出一个螺旋型图样。

富兰克林在1941年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但是由于当时的剑桥大学并不授与女性“文学士”（BA Cantab.）学位，因此富兰克林只拥有一个“名义上的学位”（decree titular）。

早期研究
1941年到1942年，她在罗纳德·诺里什（Ronald Norish，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门下进行研究工作。

1942年8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需求，富兰克林进入位在泰晤士河上京士顿（Kingston upon Thames）的不列顚煤炭利用协会（British Coal Utilis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在此期间对于煤的多孔性探讨，助长了她往后对于强力碳纤维的研究，例如石墨。

1945年，她以一篇论文《固态有机石墨与煤和相关物质的特殊关系之物理化学》（The physical chemistry of solid organic colloid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al and related materials）获得了物理化学的博士学位。

战争结束之后，富兰克林于1946年前往法国巴黎工作，在当地的国家中央化学实验室（Laboratoire central des services chimiques de l'État）待了三年，学习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

此外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煤炭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使她获得了一些国际上的名声，并且在一些化学工业获得应用。

1950年，富兰克林受聘前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任职。

国王学院时期1951年1月，富兰克林开始在国王学院进行研究工作，她所任职的部门是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简写为MRC）中，由物理学家约翰·蓝道尔主持的生物物理研究单位。

原本富兰克林的研究主题应该是蛋白质的X射线晶体衍射，不过到了国王学院之后，蓝道尔重新指派她投入DNA化学结构的研究。

这所实验室还有另外两位成员正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分别是莫里斯·威尔金斯与他的学生雷蒙·葛斯林。

与威尔金斯之间的误会当富兰克林进入实验室时，威尔金斯正好前去度假。

虽然蓝道尔曾在一封信中指派富兰克林独立研究DNA，并且从威尔金斯手中接收研究。

但是威尔金斯并未看过，当威尔金斯回到国王学院之后，便与富兰克林产生误会。

威尔金斯认为她是自己的助手，而富兰克林则认为威尔金斯不应干涉她的工作。

发现DNA的两种型态现在已知自然界中的三种DNA型态，由左至右分别是A型、B 型与Z型。

其中B型为标准型态。

威尔金斯与葛斯林从1950年便开始分析DNA结构。

其中威尔金斯在一场研讨会中，从瑞士科学家鲁道夫·席格纳（Rudolf Signer）手上得到（无偿提供）一种纯DNA样品，这种样品淬取自小牛胸腺，其性质比较适合X射线衍射分析。

它干燥时呈细小的针簇状，一旦遇潮会变成一团黏胶状物质。

后来富兰克林与葛斯林发现了
DNA的其中两种型态，在潮湿状态下，DNA的纤维会变的较长较细，称做A型；而干燥的时候则变得较短较粗，称为B型。

后来A型是由富兰克林进行研究，B型则是交给威尔金斯。

DNA双螺旋结构的研究到了1951年11月，富兰克林提出了A型DNA的X射线衍射图，并进行了一场演讲。

这时候华生正好在剑桥大学中由威廉·劳伦斯·布拉格主持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研究蛋白质结构。

华生与克里克得知了这些讯息之后，便开始尝试排列DNA的螺旋结构，当时他们的模型是三股螺旋。

华生与克里克曾经邀请富兰克林、威尔金斯与葛林斯参观他们的三股螺旋结构模型，富兰克林在看见这些模型之后，做了许多的批评。

这些批评使华生与克里克被上司布拉格要求终止DNA结构的研究。

富兰克林与葛斯林制作的讣闻，用来悼念A型DNA（结晶状DNA）的双螺旋结构。

同一年中，国王学院的科学家们已经大多接受B型DNA的结构为螺旋型（详细结构尚未明了），不过对于A型DNA是否也同样是螺旋型，富兰克林则仍持怀疑态度。

她与葛斯林曾开玩笑地制作了一份讣闻，悼念结晶状DNA（A型DNA）失去的螺旋结构。

1952年5月富兰克林与葛林斯经过了一场长时间的研究，获得一张B型DNA的X射线晶体衍射照片，并且将专门用来解决X射线晶体衍射问题的帕特生函数（Patterson function）应用在图片分析。

这张照片称做“照片51号”，曾经被X射线晶体衍射先驱之一约翰·贝尔那（John Desmond Bernal）形容为：“几乎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一张X射线照片。

”但是她并未发表研究成果，而且由于A型结构的数据仍不足以支持螺旋型，因此富兰克林继续将研究焦点放在A型DNA。

除了晶体衍射照片之外，1952年11月，富兰克林也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些研究结果被收录在一份用来提交给访问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的“MRC报告”当中，其中说明A型DNA 的对称性，意思是DNA的结构即使翻转180度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

克里克认为这显示DNA拥有方向相反的两股螺旋。

此外，这篇报告也指出了磷酸根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位在DNA上的位置。

1952年11月，另一位化学家莱纳斯·鲍林也开始研究DNA结构，他认为DNA应该是外侧为碱基，以及内侧为磷酸（实际的情形是双股、外侧磷酸与内侧碱基）。

并且与华生、克里克在当时都认为DNA的结构应该是三股螺旋。

莱纳斯·鲍林很快的发表了一篇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很快的被华生与克里克指出错误，并经由他在剑桥大学的儿子彼得·鲍林（Peter Pauling）的传达得知。

由于华生也把这篇论文拿给富兰克林看，因此富兰克林后来亲自寄了一封指出错误的信件给莱纳斯·鲍林。

1953年1月，威尔金斯由于以为华生与克里克早已不做DNA结构的分析，因此将照片51号拿给华生过目，并且详细的解释相关的研究结果。

这使得华生与克里克取得了布拉格的同意，并在2月4日重启对DNA结构模型的建构，以及在2月8日请求威尔金斯同意他们也进行相同研究，此时威尔金斯才知道自己先前可能已经透露太多。

同时卡文迪许实验室在MRC的代表，也是访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马克斯·培鲁兹（Max Ferdinand Perutz），也在克里克的要求下，将MRC报告拿给华生与克里克观看。

虽然这篇报告并非机密，但是透露研究成果给竞争对手的行为却让蓝道尔大为光火。

原本并不接受A型DNA为双股螺旋的富兰克林，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之后，在2月24日得出两种DNA皆为双股螺旋的结论。

到了2月28日，华生与克里克宣布他们发现了双股螺旋模型，此时威尔金斯仍被蒙在鼓。

1953年3月，富兰克林离开了国王学院，前往同样属于伦敦大学的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London），且并未带走她的研究成果。

这时候威尔金斯还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克，表示“黑暗女士”（Darklady，指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实验室，终于可以开始向大自然的秘密前进。

三篇论文同时发表
在布拉格与蓝道尔的介入下，《自然》（Nature）期刊于1953年4月25日同时发表三篇论文，顺序是以华生与克里克为先，再来是威尔金斯等人，最后是富兰克林。

其中富兰克林的论文是与葛斯林共同发表，论文名称是《胸腺核酸的分子结构》（Molecular Configuration in Sodium Thymonucleate）
华生与克里克在论文中提及他们是受到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等人的启发，但并未详细说明，也没有致谢。

而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则是在论文中表示自己的数据与华生和克里克的模型相符。

伯贝克学院时期
富兰克林到了伯贝克学院之后，在约翰·贝尔那旗下工作，开始将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应用在研究烟草镶嵌病毒（TMV）的结构，并且由农业研究委员会（Agricultural Research Council，ARC）提供资金。

1954年，她与克鲁格（Aaron Klug）开始进行长时间的合作研究。

1955年富兰克林发表一篇论文，指出所有TMV颗粒的长度皆相同，这个结果与当时著名病毒学者诺曼·皮里埃（Norman Pirie）的想法矛盾，而最后证明富兰克林的结果正确。

1954年之后，她和华生与克里克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华生一方面成为她在病毒研究上的讨论伙伴，一方面也援助富兰克林的研究经费。

富兰克林经常到剑桥大学与克里克讨论研究，并且曾经与克里克夫妇一同到西班牙旅游。

后来的几年，富兰克林仍然继续将心力专注在TMV等病毒之上。

她的团队在1955年完成了TMV模型。

此外她也研究了病毒对植物（包括马铃薯、芜菁、番茄与豌豆）的感染，以及TMV病毒中的核糖核酸（RNA）。

1956年夏天，富兰克林在前往美国进行与工作有关的旅行时，察觉了健康问题，并且在同年9月发现腹部有两颗肿瘤。

在生病的期间，她有时会在克里克夫妇的家中修养。

不过富兰克林仍继续她的工作，在1956年间发表了7篇论文，1957年则发表了6篇以上。

后来她的团队开始研究小儿麻痹病毒，并获得美国国家卫生院的资助。

1958年，富兰克林返回正常的工作岗位，并前往生物物理研究协会（Research Associate in Biophysics）任职。

1958年3月30日，富兰克林再度感到不适，并且在4月16日因为卵巢癌逝世于英国伦敦。

她得到癌症的原因，可能与X射线或是家族遗传有关。

华生与克里克的评论
1968年华生出版了一本具争议性的书籍《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这本书中对于华生以外的科学家多所批评。

其中将罗莎琳·富兰克林（在书中以自己取的绰号“Rosy”称呼）形容成一个“女学究”（bluestocking）型的女性，从来不注意女性特质，不涂口红也不注重穿着。

并且猜测富兰克林的家庭可能是一个不幸的家庭。

同时华生也误以为富兰克林是威尔金斯的下属，并描述她是个不合作的人物。

此外书中也描述富兰克林完全反对双螺旋结构模型。

后来华生与克里克皆坦承富兰克林的研究结果，是建构双螺旋结构的必要线索。

克里克在一篇纪念DNA结构发现40周年的文章中说道：“富兰克林的贡献没有受到足够的肯定，她清楚的阐明两种型态的DNA，并且定出A型DNA的密度、大小与对称性。

”另外在2003年，国王学院将新大楼命名为罗莎琳—威尔金斯馆时，华生在命名演说中说道：“罗莎琳的贡献是我们能够有这项重大发现的关键。

”
关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的评论
1963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荣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

沃森他们所引用的数据并没署上她的名字，更恶心的是，几乎没怎么接触过罗瑟琳德的沃森，在回忆录《双螺旋》里竟把弗兰克琳塑造成一个性格乖僻、目中无人的女巫形貌，并刻意贬低甚至无视她的贡献”。

学术领域的龌龊和腐败要比政治领域中的更令人愤恨。

(左到右：克里克、沃森、威尔金斯) 很多人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更进一步，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有多少人记得罗莎
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她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
富兰克林1920年生于伦敦，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

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

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

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的这么好的外国人”。

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在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

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在相当不友善的环境下。

她负责起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

同事威尔金斯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

他把她看作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

在那时的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大学的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

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富兰克林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

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

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

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衍射图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图形。

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富兰克林精于此道，她成功的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此时，沃森和克里克也在剑桥大学进行DNA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看了那张照片。

根据照片，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

他们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

这是生物学的一座里程碑，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

当沃森等人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威尔金斯似乎很庆幸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伙伴的离去。

然而富兰克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成功的拍摄了它的X射线衍射照片。

沃森和克里克未经她的许可使用了这张照片，但她不以为忤，反而为他们的发现感到高兴，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文章。

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伤感。

当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去世。

按照惯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

此外，同一奖项至多只能由3个人分享，假如富兰克林活着，她会得奖吗？性别差异是否会成为公平竞争的障碍？后人为了这个永远不能有答案的问题进行过许多猜测与争论。

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富兰克林的早逝更加令人惋惜。

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贡献的人寥寥无几。

沃森在《双螺旋》（1968年出版）一书中甚至公开诋毁富兰克林的形象与功绩，歪曲她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恩怨。

许多关于双螺旋的书籍和文章根本不提及富兰克林，尽管克里克在很多年后承认“她离真相已经只有两步”。

富兰克林始终相信人们对才能和专业水准的尊重会与性别无关，但她正是这倾斜的世界中女科学家命运的代表。

如果她是男性则可能如何，这种假设固然没有意义，但性别的确一直是她在科研领域发挥才能的绊脚石，并使她的成就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富兰克林1920年生于伦敦，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

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

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

在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

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

尽管由于在那时的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因此她所处的环境并不友善，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研究。

她先发现潮湿和DNA的关系她利用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富兰克林获得了要远比前人所获得的质量高出许多的DNA照片，并且注意到当DNA潮湿的时，它的形状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是如此生硬，以至于在某一状态下这些纤维会从支撑物上掉下来。

富兰克林得到了一张非常清楚的DNA潮湿状态的照片，清晰地显示出是螺旋结构。

1952年12月，与国王学院生物学部所有同仁一样，富兰克林就她的工作写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准备提交给为研究提供经费的医学研究理事会的访问委员会。

她的数据给出了单位细胞的完整空间描述，它的长度、宽度以及角度等。

而这份交给委员会的报告并没被料想到会被公开。

她不知道她的报告被人看了。

随后，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沃森等人看到了这份报告。

就是这份报告中所包含的数据，包括他们之前看到的照片，使得他们可以添加到他们自己的研究结论中，并完成了DNA潮湿状态的模型。

沃森和克里克等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

而实际上，在１９５３年1月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DNA的潮湿状态是个双链螺旋状结构，在1953年2月24日，她进而得出结论认为DNA的潮湿与干燥状态都是双螺旋结构。

然而当沃森等人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了有关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创了生物学中一个崭新的天地时，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

但是，富兰克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成功地拍摄了它的X射线衍射照片。

别人得诺奖了，她38岁却走了、差不多10年后，当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去世。

事隔多年，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侄子斯蒂芬·富兰克林，回忆说道：“她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令人扼腕的是，她在38岁的时候就因为罹患癌而悲惨地去世了。

那时我只有4岁，我对她的回忆仅仅只有几个片断。

我一直就知道她在研究DNA，但是却不清楚她的研究多么的受到尊崇，直到我去滑雪的一个假日。

在那个雪山上的牧人小屋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生物化学教授。

我提到了我故去的姑姑也是个化学家，名叫富兰克林。

这让他大为感慨，并且告诉我说，她比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加起来都更理应获得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不能给那些故去的人颁发，实在是个遗憾。

”
正如斯蒂芬·富兰克林所说，“从我的观点来看，如果富兰克林留在国王学院，毫无疑问，她将在1953年上半年完成对DNA结构的分析，而不需要任何沃森或者克里克的资料。

但没有了富兰克林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在1953年年初完成这一切。

”她引发了诺奖颁奖争议。

无疑，富兰克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贡献的人寥寥无几。

沃森等人的诋毁和歪曲，更使她的光环长期被埋没。

富兰克林始终相信人们对才能和专业水准的尊重会与性别无关，但性别的确一直是她在科研领域发挥才能的绊脚石，并使她的成就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她的早逝，还引发了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按照惯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此外，同一奖项至多只能由3个人分享。

而假如１９６２年沃森等人获得诺贝尔奖时富兰克林还活着，她会得奖吗？性别差异是否会成为公平竞争的障碍？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尘埃拂去，富兰克林留给世人的印象，会慢慢地清晰起来…一提起科学家，总觉得是男性天地，呈现出科学硬朗的一面。

借着三八妇女节到来，受此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颁发“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时机，我们开辟“科学美人”这一人物专栏，试图把严谨的数据、冰凉的仪器后面活泼的人性、哀婉的传奇挖掘出来，向女科学家表达最高的疼爱。

今天介绍的这位女性在38岁的盛年患癌症去世，给后人留下优美而忧伤的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