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延的悲剧中分析诸葛亮的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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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诸葛亮的个性弱点及表现
摘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被演义化了的经过艺术包装处理了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被美化、神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了公认的智慧神的最杰出化身。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当数蜀国的彻底灭亡。蜀国拥有诸葛亮这样神机妙算、杰出的丞相兼军师、和几十万精兵良将,为何没能完成一统天下的宏愿,最终反到落了个国破家亡的悲剧结果呢?细读史书,就可发现诸葛亮在性格上存在着缺憾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用魏延的悲剧来分析诸葛亮性格上缺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谨小慎微,临机不决;不敢大胆使用优秀人才,没有良好的培养后备人才的机制,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知人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祎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不能独挡一面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诸葛亮死后蜀中后继无人造成一统大业落空。
关键词:个性弱点谨小慎微临机不决用人求全责备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其中尤以诸葛亮较为突出。《三国演义》中尊刘抑曹的倾向比较明显,所以较多着墨于蜀汉集团的人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很多有关《三国演义》的出版说明、前言、评论等文章都认为作者把诸葛亮塑造成了一位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全才,有着超人的智慧,绝世的才能,自信潇洒,足智多谋。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对《出师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表之英也。”陆游一再称颂:“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在中国道德史上,诸葛亮的《出师表》与李密的《陈情表》一忠一孝,合称双璧,是千古景仰的典范之作。《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忠臣,一个熟知天文地理、过去未来无所不知、能文能武、足智多谋、呼风唤雨的智星,一个能祭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识魏延反骨、骂死王朗、唱空城计、死了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的诸葛亮。“三分天下霸业成,思得明君汉室兴。”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一、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年青人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二、北伐战争,失人失策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