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沈凤喜悲剧形象解析

现当代沈凤喜悲剧形象解析关键词：沈凤喜女性悲剧摘要：本文以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为细读文本，分析了主人公沈凤喜的人物形象，并从性格悲剧、男权社会、男权话语三方面解析了沈凤喜悲剧形象的成因。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社会言情小说的最高水平。

沈凤喜是《啼笑因缘》的女主人公，她在张恨水所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具有典型意义，她的人生悲剧既是她自身爱慕虚荣的小市民性格造成的，同时也是男权社会里的无数女性悲剧的缩影，亦是男性话语下的一种女性悲剧的表达。

下面笔者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对沈凤喜的悲剧形象进行分析。

一、沈凤喜的性格悲剧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也就是说，性格与生俱来伴随一个人的终身，永远不可摆脱，如同命运一样不可摆脱；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

在沈凤喜的身上即体现了这种性格悲剧。

沈凤喜出生下层，本是在天桥唱大鼓的。

凤喜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她纯情浪漫又沾染了不少小市民习气。

在沈凤喜出场之时，作者把她作为一种理想的女性之美来描写，她不像旧式女子关秀姑那样老实，又不像新潮女性何丽娜那样放纵，朴素中透着活泼，纯真中又含灵动。

就如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说的：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中带点诱惑性。

沈凤喜与樊家树初次在先农坛相会时，通过对她“绞手帕”、“数砖头”的“小动作”描写，突出了她那样一种天真可爱、清纯娇憨同时又带一点妩媚的神气。

但渐渐地，她的小市民习气便暴露出来了：虚荣贪利、肤浅、意志薄弱，不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烈女子。

沈凤喜和樊家树从相识到相爱，几乎都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樊家树的慷慨解囊的空间里的，可以说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便是不纯粹的。

车晓勤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分析樊沈之间的爱情实质，他认为“导致樊家树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臭铜钱”①。

可见，沈凤喜身上虽然透着文明气，但她并不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恋爱自主的新青年，她把婚姻完全看作一种交易，是由它来换取一家人的衣食无忧，以至还幻想成为“贵夫人”出人头地，改变命运。

她后来屈服于刘德柱，也是由这种虚荣性子所致。

沈凤喜爱慕虚荣的性格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自己毁了自己。

当然，这与她的出身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她出生卑微，她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人生处境，而在当时男权极盛的社会，她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像男人一样走向成功并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于女子来说婚姻是最好的出路，说得坦白些就是通过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当时的男女关系却如跷跷板的两端，女子始终处在跷跷板落下的一端，男人始终处在上升的一端，男人可以任意操纵跷跷板，让另一端或高一些或低一些，无论怎样他们这一端始终是高于另一端的，也就是说他们始终可以高姿态地俯视着女子的。

因此，沈凤喜的悲剧就是这跷跷板游戏的悲剧，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她的悲剧只是男权社会中无数女性悲剧的一个缩影。

二、社会环境悲剧波伏娃曾断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②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父权制的性别体系自古以来就为两性界限了分明的性别角色。

女人们自出生以来，就被看作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她们的职责无非是供男人开心，她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男人的厌弃，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悲剧。

沈凤喜自然也逃脱不掉这样的命运。

用女权主义批评来分析，《啼笑因缘》实际上是批判了当时的男权社会的强势和霸权。

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锦华说：“真正的女权主义和艺术批评，重要的是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用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这个观点引发下，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

实际上，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一切作品进行分析。

”③这实际上也可以用来对沈凤喜的悲剧进行社会环境方面的分析，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解构沈凤喜的社会悲剧。

沈凤喜生于一个社会层次分明且极不平等的军阀混战的时代，那是一个男人拥有话语权的时代，或者说是权钱强势的时代，女性只是处于喑哑的从属的地位，无论是樊家树还是刘德柱，他们与沈凤喜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他们是处于跷跷板上升的强势话语的一端。

我们撇开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人物的政治、文化、道德内涵不谈，先着眼他们与女性对立的男性共同点上。

他们对沈凤喜形象的认同和界定都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他们对沈凤喜从一开始就是高高在上地不平等地俯视着她的。

樊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的，他拿钱供沈凤喜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沈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那股清纯之色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也就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樊家树从来没有把沈凤喜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只是把其当作自己欣喜的东西并把其改造成更符合自己审美品味的附属品罢了。

正如刘正平所说的：“樊家树欲摒弃门户观念而爱恋沈，但又要抬高‘沈凤喜’的身份；他能怜悯和帮助下等人，但又有产生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

”④也就是说，他表面动机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使他所嗜好的“色”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以期显得更华丽而光彩一些。

再看看刘德柱对沈凤喜的态度，更显示一种强势对弱势的欺凌和压迫。

他对沈凤喜的“爱情”（甚至不能称之为爱情）实质就使人一眼看穿，刘德柱对沈凤喜的占有主要是一种建立在“色”基础上的强势的霸占，他对沈凤喜几乎是一见钟情，一见心动，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轻而易举地霸占了沈凤喜。

在刘德柱兼施各种软硬手段之后，沈凤喜欣然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账本，从肉体到精神被她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刘德柱所俘虏。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男权社会强势的男性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一种压迫，他们既是跷跷板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裁判，他们可以任意裁决游戏的胜负。

无论是樊家树的“恩赐”也好，刘德柱的软硬兼施的强迫也罢，作为弱势一方的沈凤喜似乎只是他们追逐的猎物，只能接受选择而不能反抗。

这正如古大勇所说的：“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一个有独立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

沈凤喜作为一个悲剧性别角色注定无法逃避这一被占有被操纵的命运。

”⑤于是沈凤喜按照刘德柱的审美要求唱戏取悦他，但刘德柱又何尝正视过沈凤喜，沈凤喜只不过是他花钱后得到的赏心悦目的物品罢了，而且必须完全没有尊严和自由地从属于他。

只要这物品稍有不合他意，他便可任意处置，就像对待他前两任太太一样，所以当他得知沈凤喜寻梦旧地和樊家树了结旧情时，便对沈无情地蹂躏和毒打，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惜，还要凤喜忍痛为他唱戏，最后导致沈凤喜的发疯，变成了男人眼中的“疯妇”。

凤喜固然在潜意识里反抗着这个男权社会，但她的许多行为始终是保守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全部意识仍然是在男权社会笼罩下的思想观念，她想的是怎样讨得刘德柱的欢心与宠爱，臣服于刘，甘心做一个任他赏玩的“物品”，就连无辜被毒打，心中想的依然是自己的不对，竭力地为刘着想，这更能显示强大男权社会文化的力量。

只有当沈凤喜被致疯之后，她的潜意识里才展示了一个脱离男权文化囚制的女性灵魂深处最真实最自然的女性独有的愿望和欲求。

沈凤喜疯了之后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有樊家树，每次见到生人的时候口中却叫樊大爷，可见沈骨子里和灵魂深处对樊的一往情深，其实沈凤喜的这个潜意识的显现是对男权社会“从一而终”观念一次曲折的颠覆和反叛。

但她的这种生命力的张扬却只在她疯了之后，唯在无意识的层面里才能展现出来。

这样更能说明男权文化对作为弱势群体——女性的毒害。

因此，在当时强大的男权社会里，沈凤喜的悲剧不可避免。

沈凤喜悲剧性的一生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统治下无数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

透视沈凤喜我们了解到女性在男权桎梏下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男权统治的势力太强大了，男权文化的渗透力与毒杀力太可怕了，它能麻痹在男权主义牢狱中的从古至今无数女性的意识，使她们乐意把头伸进男权主义的枷锁，心甘情愿地枯萎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泯灭和扼杀自己的女性独立、平等、自尊和自由等意识……沈凤喜基本上属于这类女性。

沈凤喜是可悲而可怜的，她的痛苦没人正视，她的无奈没人理解，她的抗争又那么微弱，在男权文化观念渗透下，她甚至放弃了独立的自我而迎合男人，这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本身而言是一个悲壮的行为，最终还是男人毁了她。

可见，沈凤喜的悲剧在强大的男权社会就如孙悟空在如来佛掌心翻跟斗一样逃脱不掉，是一种必然性的社会悲剧。

三、男性话语表达的悲剧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张恨水无论怎样关注女性，他的视角始终是男性的，始终是一个“他者”。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像。

在想像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

综观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的叙事模式特征，“简而言之，即一个真诚男子拯救落难女子但最终拯救失败的社会悲剧和爱情悲剧”⑥。

他的这种叙事模式决定了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功能的模式倾向。

它们往往由落难者、拯救者、背叛者和受害者组成。

承担落难者这一角色功能的通常是美丽柔弱、经济困顿的女主人公，与落难者配套出现的则是社会地位高、经济状况好、有文化知识且侠肝义胆的男主人公，他们曾经给予女主人公精神与经济救助，后因女主人公的感情背叛而在感情和爱情方面受到伤害。

《啼笑因缘》即是这种叙事模式，自然落难者和背叛者由沈凤喜来扮演，拯救者和受害者则由樊家树扮演。

这种叙事模式无论是道德趣味还是文化趣味都包含着作者作为男性叙事者的性别特征。

它只不过是男性社会责任感的自我张扬的道德模式与进步意识，是男性理想角色的自我扮演的才子佳人梦，是神圣拯救使命掩盖下的男性情欲追求的爱情与拯救，是男权文化审视下的女性的堕落与惩罚。

沈凤喜的人生悲剧，固然有她自身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男性作家张恨水更多的是站在性别的对立面即从女性堕落者自身道德方面寻找悲剧的原因。

就如第13回读者急于想知道《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中的沈凤喜能否逃脱囚笼，关寿峰的营救能否成功，善恶斗争中善的一方能否胜利。

但结果呢，结果却是沈凤喜性格中趋恶的一面膨胀，选择了金钱，背叛了爱情与良知，于是她的道德评判立刻就明朗了：即使不算“恶”，也归入了“恶”一流，成了樊的对立面。

当作者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审视女主人公的行为时，女主人公的命运便具有了道德训诫的意义。

这种道德训诫很显然来自女性群体的对立面——在道德表现方面高高在上的极具优越感的男性群体。

而男性作者则是这一群体的重要代言人。

总之，沈凤喜的悲剧形象是男性作家审美世界中的悲剧形象，它把更多的责任推到女性的身上，让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几乎全部悲剧的承担者，因此，作为男性叙述的主体，为了突出女主人公的主观情感的背叛，作者往往有意削弱威逼的力度，即从不把女主人公放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上去审视，相反，总是在女主人公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安排许多绝处逢生的可能性，从而让女主人公更多地在承担背叛的过失和爱情失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