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中生命权的冲突1

紧急避险中生命权的冲突

准考证号：346302112368

姓名：沈松

指导教师：孙万怀

紧急避险中生命权的冲突

（毕业论文摘要）

紧急避险中存在着保护利益大小的区分,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容易避认什么是紧急避险的损害限度,这引发了我们对紧急避险权益的比较。

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财物，这两者是容易比较的，只要前者的数额大于后者的数额，这就是紧急避险，反之则是避险过当；

保护的权益是人身，侵犯的权益是财物，这也是好比较的，人的生命权远远大于财物权利，无可置疑，这也是紧急避险；

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人身，这就需要具体分析：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如果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是以上这三对关系，比较也是不难的。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人的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又该是否判断为犯罪行为呢?

[关键词] 紧急避险生命权人权

目录

导言

第1章紧急避险的本质 (5)

第1节对紧急避险本质的区分 (5)

第2节紧急避险的本质利益 (6)

第2章紧急避险之刑法理论基础 (7)

第1节紧急避险刑法理论 (7)

第2节紧急避险的法理说明 (8)

第3章生命权的冲突 (9)

第1节对待生命权的各家学说 (9)

第2节生命权冲突的判断标准 (12)

导言

甲、乙、丙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表现，挖开洞口需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对应否付诸实行，他们征求了救助人员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其后通讯中断，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乙、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

上述案件实为哈佛大学的法哲学教授弗拉对英国发生的著名的里贾纳诉达德利合斯蒂芬斯（Regina v. Daudley and Stephens）一案所做的修改，原案为密里欧莱特号失事，三人在一救生船上漂泊，当他们都濒临死亡（in extermis）的时候，其中二人为了延长生命而杀死另外一人，将其肉用作充饥。他们提出一个紧急避险或强制(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or compulsion )的抗辩，但结果被否定了。此案中纠缠了太多复杂的因素，涉及刑法,民法,诸多法律.形成了一张极为错综复杂的大网，刑法学的基础理论、人类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内在要求、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不同立场观点和分析视角、人类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导致对生命与死亡等观念的变迁等等因素在其中展开了激烈的抗争。正是这些情与法，法与理的冲突与对立使得笔者内心产生了极大矛盾之间的对抗，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与探索的激情。决定以自己有限的法律基础知识对此问题进行表述。

第1章紧急避险的本质

第1节对紧急避险本质的区分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本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我国通说认为，其本质在于，当两个法益相冲突，又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法律允许了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1]

而笔者认为通说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并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保护的法益大于牺牲的法益就没有超过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还要看牺牲的法益是否为紧急避险所必须。[2]其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带有较浓的主观主义色彩，很多地方表现出行为无价值论的基调，注重行为之恶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与破坏。[3]如果从报应刑主义出发，对行为人主观恶念进行非难，则可认为紧急避险是有害的，因此，在民法上行为人对于其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在刑法理论上，却应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在不得不丧失两个合法利益中的某一个利益时，不管是谁的利益，保存价值更高的利益才是理想的，正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利益的考虑，紧急避险在刑法上才是完全成立的。如果被保护的法益与被损害的法益之间具有同等的价值时，只能说这种避险行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1]高铭暄马克昌著：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39页；

[2]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3]【日】平野龙一著：《刑法总论》，有斐阁1975年，第229页，转引自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第234页；

第2节紧急避险的本质利益

著名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斯特法尼曾论述道：“在发生冲突的利益之间两者价值相等时（例如两个人的生命），从社会的角度看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所不问，因为，社会并无任何利益去袒护这一生命，而轻视另一生命。有时人们也这样认为，‘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是一种‘超法规’的行为，刑法即不强迫人们作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4]既然从整体上说法益并没有遭受损害，就不宜将此种类型的紧急避险认定为犯罪。在中世纪，教会与王权合一，在犯罪问题上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帝赐予人以灵魂，灵魂是一种独立并优越于肉体的精神实体。基督教有一句格言：“行为无罪，除非内心邪恶”，法官的责任是“审判别人的良心”。奥古斯汀就明确地将犯罪原因归咎于人的恶的意志。同样我们从行为无价值论的角度，本着规范违反说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同法益冲突可采用紧急避险的理由。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性格，并不表明行为人有主观上恶的性质。因此，对行为人施加刑罚并无任何“改正”与“威慑”的实际价值，目的刑论的合理正当化依据，在此遭到阻却。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现实危险，保护较大或者相等法益的这种观点。

[4]【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