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历史大洪水
建国以来中国的大洪水(1949年-1998年)
1949年以来中国的大洪水我国发生的洪水，主要由暴雨造成。
我国地处太平洋西岸，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夏季炎热，暴雨集中，具有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等特点，特别是影响降雨的天气系统，如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变动，西南涡的运动和热带风暴（或台风）的活动频度发生异常，常常造成我国大面积降雨，当各河流洪水遭遇时常常形成流域性大洪水或局部地区的特大洪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提高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各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广大平原都处于最高洪水位以下，有的达10多米以上。
这些地区集中了我国2/5人口，1/3耕地和3/5的工农业总产值及大量的城市集中在洪水威胁区，防汛任务艰巨。
河道堤防的标准近期内也不可能达到很高标准，遇超标准洪水常造成防汛形势严竣，甚至洪水灾害。
因此正确了解我国洪水发生发展规律，采取对策，以减轻洪灾威胁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我国堤防标准不高，一般重现期在20年一遇。
本文按此标准，将1949年以来50年间的洪水挑选出来，就雨情、水情方面的特点进行了介绍。
从挑选出的15年27场洪水中可以看出：暴雨强度，持续时间和覆盖面积的多少是发生洪水的主要原因，据经验统计，大洪水年暴雨中心强度24小时降雨可达400毫米，面平均雨量当在200毫米以上，持续时间超过7天。
在年际变化上，具有重复性和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1个频发期是1949～1963年，第2个高频发期是90年代以后，1991～1999年。
1 1949年7月西江洪水雨情自6月22日至30日，西江流域不断出现大到暴雨，历时9天。
22～23日暴雨区主要分布在柳江，左、右江以及红水河中下游。
23日最大日雨量融安县长安镇138毫米，隆安、都安、柳州均接近或超过100毫米。
27～28日雨区北移至柳江和桂江流域，27日桂江灵川站日雨量185毫米，28日柳江支流洛清江永福站日雨量300毫米，29日～30日雨区又南移至红水河、右江流域，以29日暴雨区范围最大，日雨量均超过100毫米。
中国历史大洪水-黄河流域
20 1482年7月(明成化十八年六月)晋东南洪水21 1662年9、10月间(清康熙元年八月)黄河及邻近流域洪水22 1761年8月(清乾隆二十六年七月)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洪水23 1843年8月(清道光二十三年七月)黄河中游洪水24 1875年7月(清光绪元年六月)晋西洪水25 1895年8月(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山西南部洪水26 1904年7月(清光绪三十年五月)黄河上游及川西北洪水27 1933年8月黄河中游洪水28 1958年7月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洪水29 1977年7月延河、北洛河、泾河洪水30 1981年9月黄河上游洪水31 1982年7月底至8月初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洪水20 1482年7月(明成化十八年六月)晋东南洪水山西省水文总站:宁秀英本章概述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晋东南地区发生了一场异常大洪水，沁河九女台最高洪水位比1895年(近百年来最大洪水)尚高10m左右，洪峰流量达14000m3/s，为近500年来最大的一场洪水。
与此同时丹河卫河以及河南省境内的伊、洛河也普遍发生了大洪水。
该年气候极为反常，大汛期间降雨持续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农历六、七、八3个月，连续多次出现灾害性大洪水。
沁河、伊、洛河下游地区灾情极为惨重，淹死了万余人。
然而在山西省其它地区及陕西省却出现了严重的旱情。
由此可见该年汛期降雨的时空分布也很特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虽然洪水发生的年代相去久远，但由于洪水特别大，灾情异常严重，各类史籍如地方志、《明实录》、《明史》、《明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行水金鉴》、《续文献通考》等多有所记载。
除此以外，在沁河流域还调查到4处有关该年最高洪水位的题刻、碑记以及至今还流传的洪水民谣。
现将该年暴雨、洪水情况简要归纳如后。
一、雨情从表1所列的记载可以看到该年汛期雨量特别丰沛，洛阳、沁阳等地区自六月至八月淫雨长达3月之久，六月中旬至七月份又连续发生大强度的暴雨，伊、洛河、沁河、丹河多次发生大洪水。
基于HEC-RAS模型的汉江上游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研究
基于HEC-RAS模型的汉江上游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研究王光朋;查小春;黄春长;庞奖励;张国芳【摘要】The study results of the palaeofloo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 suggest that six loess-paleosol sedimentary profiles may record a palaeoflood ev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Four sedi-mentary profiles(LJZ,TJZ,QFC-B and LWD-A)located in Yunxi-Yunxian section with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Based on appropriate terrain data and appropriate hydrological parameters,the HEC-RAS model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water surface line and flood rou-ting simul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ed water level of 4 profiles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stimated water level in the field survey,and the errors are less than 0.25%. The peak propagation time is about 3 h,and the peak discharge is reduced by1.43%,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lood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This suggests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HEC-RAS model for palaeoflood event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re relatively reliable.In addition,it also shows that four sedimentary profiles may record a palaeoflood ev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study has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fo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flood evolution law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lood control and flood forecasting in the Hanjiang River Basin.%通过对汉江上游古洪水研究成果的整理,发现6个黄土-古土壤沉积剖面可能记录东汉时期一次古洪水事件.选取其中分布较为集中的4个沉积剖面(LJZ、TJZ、QFC-B、LWD-A)所在河段为研究对象,根据合适的地形数据及水文参数,运用HEC-RAS模型对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进行了水面线计算和演进模拟研究.结果表明,4个沉积剖面的模拟水位与野外调查计算水位较好吻合,误差均小于0.25%;河段内洪峰传播时间历时约3 h,洪峰流量削减1.43%,这符合汉江上游的洪水传播特性.这一方面说明基于HEC-RAS模型对于沉积纪录的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的模拟结果较为可靠;另一方面也说明4个沉积剖面可能记录东汉时期一次古洪水事件.该研究对于充分认识汉江上游的洪水运动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对于流域的防洪减灾和洪水预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刊名称】《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18(057)003【总页数】10页(P44-53)【关键词】东汉时期;古洪水研究;HEC-RAS模型;汉江上游【作者】王光朋;查小春;黄春长;庞奖励;张国芳【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71011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P532我国是一个洪水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
关于历史上洪灾的记载
关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大洪灾的记录大洪水的传说和早期的水灾记载我国最早的洪水灾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相传那时大水经年不退。
《孟子》一书说，尧的时候，“洪水橫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
于是出现了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最后禹治水成功，把他的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
考古研究证实，龙山文化时期的王城岗遗址，其西城被山洪冲毁，城内冲沟以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东城则被五渡河暴涨的洪水冲毁。
地处河南省北部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属龙山文化末期，也是毁于一场洪水。
商代时，出现了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城市水灾。
商的都城在黄河附近，自成汤以后，商都曾多次搬迁，据说就是为了躲避黄河洪水。
《尚书》还记载说，商的都城耿曾经被河水冲毁，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国语》《竹书纪年》等古籍中也多次记载有商的官吏为治水而献身的事迹，商代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祭祀河神，卜问水灾的文字，说明商代由于城市的出现，人口增加，水灾的破坏性加剧了。
大约自东周以后，《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史书陆续有一些“大水”的记载，透露出一些早期水灾信息。
如公元前711年“秋，大水”；公元前687年“秋，大水，无麦苗”，记载了水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公元前670年和公元前669年，鲁国连续大水，举行大规模击鼓祭祀仪式，祈求上天保佑。
与鲁国邻近的宋国和郑国也有水灾，如公元前683年，“秋，宋大水”；《竹书纪年》记载，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宋大水，丹水壅不流”。
关于大水，《春秋穀梁传》解释说：“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所以“大水”是非常严重的水灾。
以鲁国纪年的《春秋》所记载的水灾反映了东周时期鲁国以及邻近一些诸侯国的情况。
另外，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水和洛水同时暴发洪水，冲毁周的都城成周（今洛阳）的西南角并危及王宫安全，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早期水灾的宝贵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张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
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
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
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
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
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
“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
汉江“05.10”洪水杜家台分洪的法律基础及其意义
月３ 日上 午 ９ ，长 江 防总 常 务 副 总指 挥 、长 江 水 时
利 委 员会 （ 以下 简 称 长 江 委 ）主 任 蔡其 华 主 持 召
开紧 急防 汛 会 商 会 ， 就 汉 江 上游 突 发 大 洪 水 ，听 取 长 江 防 办 、长 江 委水 文 局 主要 负责 人 及 相 关 处 室 工 作 人 员 的汇 报 。长 江 防 办主 任 、长 江 委 副 主 任 王 忠 法 参 加 了会 商 。 会商 决定 ，丹 江 口水 库 暂 按 １ ０ ｍ？流量 控制 下泄 。 ４０ ０ ｓ ｌ月 ５ ０ 日和 ６ ，针 对 汉 江 较 为 严峻 的 防汛 形 日
从 ｌ月 １ ０ 日开 始 ，汉 江上 游 安康 水库 以上突 降 中 到大 雨 ， 局 部暴 雨 。至 ｌ月３ 时 ，丹 江 口水 ０ 日８
库 入 库 流 量 达 ２ ０ ｍ ｓ ４４ ０ ？ ，库 水 位 ｌ ４ ７ ５ ． ｍ，丹 江 ６ 口水库 开 闸 泄洪 ，出库 流 量 １ ０ ｍ？ 。据 当 时最 ４０ ０ ｓ 新 气象 预 报 显 示 ，汉 江上 游 ｌ 月３ 时 至４ 时 ０ 日８ 日８ 还 有５ ｌｒｍ降雨 ，预 计 丹江 口水 库 入 库 流量 于 ～ ０ ａ ｌ 月３日ｌ 时增 至 ３ ０ ｍ？ ， １ 月 ５ ０ ４ ２０ ０ ｓ ０ 日至９ ，汉 日
江 上 游 仍 将 有 一 次 降 雨 过 程 ， 防 汛 形 势 十 分 严
峻。
的 秋 汛 ， 比２０ 年 秋汛 最 大 降雨 过 程 产 水 多 出ｌ ０３ ３
亿 。仙 桃 水 文 站 以下河 段 过 流 超 过 ２ ０ 年 的 最 ０３ ２ 杜 家 台分 洪的决 策及运 用 ｌ 月３ ０ 日零 时 ，长 江 防汛 总 指挥 部 办公 室 （ 以 下 简 称长 江 防总 或 长 江 防 办 ） 已就 汉 江 防汛 有 关
中国历史上的水灾,你知道哪些？
中国历史上的水灾，你知道哪些？近日南方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长江在今天也出现了2017年第1号洪水。
纵观历史，我国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都遭遇过不少洪涝灾害。
那么中国历史上比较严重的水灾你知道有哪些吗？长江多次发生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多次发生洪涝灾害。
自公元前185年(西汉初)到1911年(清朝末年)的2096年间，长江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214次，1499到1949年的450年间，湖北省境内的江汉干堤决口达186次。
出现较大洪水的年份有1153年、1227年、1560年、1788年、1849年、1860年、1870年、1905年、1931年、1935年、1949年、1954年、1998年等。
1788年全流域大水，荆江大堤决口20余处，荆州城内水深五六米，两个月后才退去。
1870年，宜昌的最大洪峰流量竟高达10.5万立方米/秒。
1931年气候反常，长时间的降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
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八省灾情最重，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年。
1954年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洪水与川水遭遇。
受灾人口1890万，淹死3.4万人，淹没良田317万公顷，损失数十亿元，分洪溃口水量达1023亿立方米。
1998年长江洪水受灾范围遍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市，除云南、贵州省外的7省市受灾县市达588个、乡镇10771个。
就各省而言，受灾范围之广也属少见。
四川省21个市、地、州都不同程度遭受山洪和山地灾害，长江中下游5省不仅平原河湖地区大范围受灾，山丘区也遭受严重山洪和山地灾害。
因持续不断的暴雨洪水和长时间的高洪水位，造成溃垸、内涝和山洪等多种灾害。
黄河的水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比之长江，在水害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年份有543年，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汉江安康流域洪水规律分析及水库对安康城区的防洪作用
内因 目前还不能一一辨识并确定它们 的影响程度 ．
但所 有这 些 因素 的综合 影 响却都 已毫无遗 漏地 反 映
相差２倍之多。表 １ ２ 为安康流域 １３ ～０ ５ ９５ ２ ０ 年最大洪 水 统计 资料 （５ ３ １６ 、９ １ 为 调查数 据 ） １８ 、８ ７ １２年 。
在这个要素的历史演变 曲线 中。客观探查 出它的历
维普资讯
熟
簖
李幼木 安康 水 电厂水调 班 ，
（． １陕西省 电力公 司 ， 陕西 西安 ７ ０ ４ ； ． 康 水 电厂 ， １０ ８ ２安 陕西 安康 ７ ５０ ） ２ ０ ０
水有 ６ 次 ， 占总数 的 三 分 之 二 强 。 １ 发 生 ２ １ ９ 年 次 ０
维普资讯 http://www.cqv源自Ｄ 第 ３ ５
卷
科
委
表安 域 最洪 量 表 １康 历 大 流 计 流 年 峰 统
连续５ 年未发生１ ００ ３以上的洪峰。 ５ ０ ／ ｍｓ 利用螺旋周期 分析法对安康洪水资料进行分析可以推论 ： 安康洪水
存在５ 、年 、６ 年 ９ ｌ年周期 ， 中ｌ年周期最为明显。 其 ６
１ ０ ３ 的洪 水 １ 次 ， 是 平均 每年 发生 一次 。 ００ ０ｍ／ ｓ ５ 也 汉
任何 一个 水 文要 素 的长期 记 录 ．反 映 了该要 素
全 面 的历 史变 化 。尽 管影 响这 一要 素 的一切 外 因和
江洪 水具有 洪 差 比大 的特性 ， 据洪 痕推 算 ． 最大洪 峰 量 在 ４ ０ ３ ， 小 洪 峰 流量 为 １８０／］． 者 ０００ｍ／ 最 ｓ ０ ｎ ｓ两 ３
１ 安康水库流域洪水历史概况
安康水库流域属汉江上游地区。汉江是长江的 第一 大支 流 ， 由于秦 巴山问特 殊 的地理 、 形条 件 和 地 大气环流规律 ． 常造成汉江安康以上流域暴雨洪灾。 据历史文献记载 ， 从公元 １０ 以来 ， ８年 安康共发生较
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全新世古洪水沉积学与水文学研究
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全新世古洪水沉积学与水文学研究许洁;黄春长;庞奖励;查小春;周亚利;周亮【摘要】通过沿汉江上游河谷深入的考察,在安康东段发现了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剖面.通过采集样品、实验分析,确定它们是古洪水在高水位滞流环境当中的悬移质沉积物.根据地层对比、OSL测年和相关文化层年代,确定它们分别记录了发生在BL+ AL与YD事件转折阶段(12500 a B.P.)的古洪水事件和发生在1000-900 a B.P.(1000-1100AD),即北宋后期的洪水事件.根据古洪水SWD的高程恢复其洪峰水位,结合相关参数,利用面积比降法计算恢复流量.结果表明在万年尺度,汉江上游古洪水洪峰流量介于35970～47400m3/s之间.同时,利用2010年大洪水洪痕恢复计算洪峰流量,对古洪水洪峰流量计算结果进行了验证.进而结合历史洪水和观测洪水数据,获得了汉江上游万年尺度洪水洪峰流量与频率关系.这为汉江上游的水利水电和交通工程建设以及沿岸城镇防洪减灾提供了基础性数据.【期刊名称】《湖泊科学》【年(卷),期】2013(025)003【总页数】10页(P445-454)【关键词】汉江上游;古洪水;万年尺度;全新世;滞流沉积物【作者】许洁;黄春长;庞奖励;查小春;周亚利;周亮【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62;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62;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62;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62;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62;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62【正文语种】中文古洪水水文学是国际全球变化科学领域的前沿之一，主要研究发生在全新世未被人类直接观察记录的洪水事件[1]，采用地貌学、沉积学和水文学等方法来恢复全新世特大洪水的水位和流量，提供万年尺度的大洪水水文学数据，有助于深刻理解河流水文系统对于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并能为各类工程的洪水设计提供可靠依据[2-3].古洪水研究的关键主要是重建河流古水文要素.美国Baker 教授认为古洪水滞流沉积层和古洪水水位标志物是恢复古洪水洪峰水位的重要依据[4].杨达源教授等通过对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的研究，认为滞流沉积物尖灭点高程与古洪水洪峰水位十分接近[5].目前美国、西班牙、印度、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在古洪水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4-6].我国学者也在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的某些河段进行了古洪水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7-10].黄春长教授等系统地对泾河、洛河、渭河以及黄河晋陕峡谷某些主要河段，开展了古洪水沉积学、年代学和水文学方面的研究，并系统地总结提出了全新世古洪水滞流沉积物的基本鉴别特征[11-17].本文主要是在汉江干流安康河段考察的基础上，沿河谷古洪水滞流沉积物进行沉积学分析，并对其进行古洪水水文学恢复研究，获得了万年尺度特大洪水水文资料.1 研究区环境与研究河段概况汉江是长江北侧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米仓山西端陕西省宁强县潘冢山，全长1577 km，流域面积15.9×104 km2，平均海拔2000 m 左右，天然落差1964 m.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873 mm，多年平均径流量517×108 m3，年平均含沙量2.5 kg/m3，年输沙量1.3×108 t.流域处于北亚热带的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覆盖面积高达62%.汉江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丹江口以上为上游，长约925 km，集水面积9.52×104 km2.汉江自西向东穿行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河谷常与岩层走向斜交，平均比降为0.6‰，河道大多为蜿蜒曲折的峡谷，在汉中和安康形成河谷盆地.汉江上游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区(图1).丹江口至钟祥为汉江中游，长约270 km，平均比降0.19‰，集水面积4.68×104 km2，汉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行于低山和丘陵岗地之间，流速减缓.钟祥以下为下游，长约382 km，平均比降0.09‰，集水面积1.7×104 km2，汉江缓慢流动在汉江平原地区.汉江上游干流安康水文站以上长度为528 km，控制流域面积3.57×104 km2，多年平均流量568.78 m3/s，年平均径流总量179.37×108 m3.安康自1935年开始有水文观测资料(其中1939-1942年、1949年中断)，实测最大洪峰流量31000 m3/s(1983年7月31日)，最小为1800 m3/s(1941年)[18].历史调查最大洪水洪峰流量约36000 m3/s(明代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2 地层剖面特征与研究方法2.1 研究剖面特征在汉江上游流域山间盆地、河流阶地常常发育着黄土-古土壤系列.前人通过对典型黄土剖面的研究，确认其为风成黄土堆积，建立了黄土-古土壤与气候变化序列，在多处还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19-20].通过对汉江上游一级阶地上分布的“黄土状覆盖层”深入研究，并与渭河谷地全新世黄土-古土壤序列对比，表明这些“黄土状覆盖层”是晚更新世以来沙尘暴在区内连续堆积的结果，具有TS-L0-S0-Lt-L1-AD 土壤-地层学剖面构型，并准确判析其成因和形成时代[21].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汉江上游河谷的实地考察，在多个河段发现含有全新世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的全新世土壤与沉积物剖面.本文选择安康东段进行重点研究(图2).其中LSC-A 沉积剖面位于安康盆地东端立石村汉江第一级河流阶地(T1)前沿位置，其中阶地的基岩基座高出平水位12 m，河床相卵石层和沙层构成的具有二元结构的冲积物厚度3 ～5 m，更上部为含有钙结核的风成黄土和古土壤层覆盖层，厚度4 ～5 m.该地形面高于汉江平水位20 ～25 m，土壤侵蚀严重，故黄土质覆盖层顶部的全新世中晚期段已经缺失.图1 汉江上游流域水系Fig.1 Sketch of the stream system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在详细观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土壤学、沉积学和地层学方法，对阶地上部覆盖层汉江安康东段LSC-A剖面(图3)进行了详细的地层划分:(1)0 ～100 cm，浊红棕色，黏土质粉砂质地，棱块状构造，为典型的全新世中期古土壤层(S0)(黄褐土)下部;(2)100 ～350 cm，全新世早期黄土质过渡层(Lt)和马兰黄土(L1)上部，含有竖直的钙结核;(3)350 ～370 cm，浊黄橙色，细沙质粉砂质地，具有波状或者倾斜状层理，一组共有3 层，是最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物 (SWD1)[17];(4)370 ～450 cm，浊棕色，黄土(L1)下部，有较弱程度成壤;(5)450 cm 以下(未见底).在汉江安康东段LSC-B 剖面(图3)，全新世中上部黄土土壤层次完整清晰.0 ～150 cm，为浊红棕色，黏土质粉砂，具有典型团粒结构，多含蚯蚓粪团和植物根系，为发育较好的现代表土层，其中在75 ～130 cm发现有 1 组 4 层灰白色沙质粉砂层(SWD2).150 cm 以下为全新世晚期黄土(L0)和古土壤S0(未见底).图2 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地形Fig.2 The topography of the Ankang east sec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2.2 研究方法与采样点在野外考察获得汉江古洪水沉积物地层学和沉积学资料基础上，对该河段进行了详细的观测，获得了一系列水文学参数数据.同时，在沉积物剖面采取2 个古洪水SWD 沉积学样品和6 个光释光样品.沉积学样品深度分别为安康LSC-A 剖面在355 ～365 cm 处，安康LSC-B 剖面在80 ～90 cm 处.光释光样品的采样是将地层清理出垂直的新鲜面后，选取不同沉积层位，用直径5 cm 不锈钢管垂直打进剖面，取出后立即用铝箔纸和黑色塑料带密封，以免曝光和水分散失.共采取OSL 样品6 个，安康LSC-A 剖面3 个样品和安康LSC-B 剖面 3 个样品，分别为 0.725 m LSC-B-01、0.925 m LSC-B-02、1.275 m LSC-B-03、3.425 m LSC-A-01、3.575 m LSC-A-02、3.775 m LSC-A-03.我们还调查测量了2010年7月18日特大洪水(安康水库入库流量25500 m3/s，出库流量21700 m3/s)的洪痕及其高程，采集其滞流沉积物样品，以便进行沉积学和水文学对比分析和验证研究，保证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图3 汉江上游LSC-A 和LSC-B 地层剖面Fig.3 LSC-A and LSC-B profil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将野外采得的沉积物样品在实验室内自然风干后，对样品进行前处理，并进行磁化率、粒度成分、砂级颗粒(＞0.1 mm)等的分析测试以及OSL 测年.具体方法如下:磁化率采用英国Bartington 公司生产的MS-2B 型磁化率仪测量，方法为称取研磨后粒径＜2 mm 的风干土样10 g(精确至0.0001 g)，装入无磁性塑料盒进行测量，每个样品测量3 次，取平均值.粒度分析是在样品中加入10%HCl 以去除有机质和次生CaCO3，再加入适量(NaPO3)6充分分散后，用英国Malvern 公司生产的Mastersizer-S 型激光粒度仪进行测定.每个样品平行测定3 份，取平均值.OSL 测年实验在陕西师范大学RS/OSL 实验室完成，采用单片再生剂量法，用丹麦生产的RIS TL/OSL2DA215 仪测量，释光信号通过9235QB15 光电倍增管检测，滤光片为U340.3 结果与讨论3.1 古洪水事件的沉积学特征粒度分析是研究沉积物性质和成因的最基本手段之一.粒度成分对于指示沉积物的物质来源、搬运介质和动力、沉积环境及其风化改造程度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2-24].因此，粒度分析常作为鉴别古洪水滞流沉积物的主要指标.汉江上游安康东段LSC 地点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的粒度成分数据及粒度参数值见表1.可以看出古洪水SWD 主要由粗粉砂、细砂和细粉组成，黏粒含量很少.因此将古洪水SWD1 确定为粉砂质细砂，将SWD2 确定为细砂质粉砂.2010年现代洪水SWD 的性质与SWD2 完全相同，属于细砂质粉砂.粒度参数中，标准离差(σ)反应沉积物粒度的分选程度，即颗粒大小的均匀性，可以反映出沉积物搬运过程中的动力条件以及次生风化改造作用的强度[25].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古洪水SWD 的σ 分别为1.95、1.72，表明其分选性较好.分选系数(S)表示沉积物的分选性，可以进一步反映沉积物搬运沉积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安康东段古洪水SWD 分选系数分别为1.47、1.11，分选性较好.偏态系数(SK)可量度颗粒自然分布频率的对称程度，并且表明平均值和中位数的相对位置.安康东段古洪水SWD 的SK 为0.19、0.06，偏态均表现为正偏，主峰出现在粗粉砂和细砂段.峰态(Kg)可以衡量粒度频率曲线的尖锐程度，即度量粒度分布的中部与两尾端的展形之比.安康东段古洪水SWD 的Kg 分别为0.86、1.11，分布曲线峰态中等[9].这些指标说明它们是典型的河流洪水悬移质沉积物.粒度自然分布频率曲线则直观地表现出SWD 沉积物的上述特征(图4)，可以看出古洪水滞流沉积层沉积物SWD1 呈现双峰型，主峰偏向于细粒段，在细粉砂段出现一个次级峰.这可能是因为SWD1 沉积时代较早，沉积之后的风化成壤作用改造影响.SWD2 近似成正态分布，主峰突出在粗粉砂段.其形态与2010年现代洪水沉积SWD 的粒度分布更加接近，显示出其分选性更好.表1 汉江立石村(LSC)古洪水与现代洪水沉积物粒度与磁化率分析结果Tab.1 Grain-size analysis and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the palaeoflood and modern flood SWD at the LSC sit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样品名称＜0.002/(mm，%)0.002 ～0.016/(mm，%)0.016 ～0.063/(mm，%)＞0.063/(mm，%)Md/μm Mz/μm σ/φ SK/φ Kg/φ S/φ磁化率/(×10 -8m3/kg)LSC-SWD2 2.73 20.26 44.84 32.17 36.57 53.30 1.72 0.061.11 1.11 72.5 LSC-SWD1 2.93 25.42 31.27 40.37 43.62 64.21 1.95 0.19 0.86 1.47 47.3 2010-SWD 2.03 17.69 44.49 35.78 45.09 53.77 1.55 0.25 1.09 0.99 51.7磁化率是沉积物中铁磁性矿物含量的间接指示，磁化率的高低可以反映沉积物堆积之后风化成壤作用影响的强弱[9，26-28].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古洪水 SWD 的磁化率值都较低，介于47×10-8 ～73×10-8 m3/kg 之间，古洪水SWD2 比现代洪水SWD 的磁化率值稍大，这可能是由于沉积之后风化成壤作用改造所致(表1). 综上所述，在野外仔细观察古洪水SWD 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室沉积学指标表明汉江上游安康东段LSC剖面中古洪水沉积物，具有河流悬移质沉积物特征，为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物.它们是汉江上游古洪水事件的直接记录，为古洪水水文学的恢复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图4 汉江上游立石村(LSC)地点古洪水和现代洪水SWD 粒度自然分布频率曲线Fig.4 Grain-siz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the palaeoflood and modern flood SWD at the LSC sit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3.2 OSL测年结果图5 汉江上游LSC-A 和LSC-B 地层剖面图及OSL 测年数据Fig.5 OSL age of the palaeoflood SWD from the LSC-A and LSC-B profil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安康东段河谷LSC 地点6 个光释光样品，基本控制两个剖面所夹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的关键层位.而且汉江上游LSC 剖面地层关系清楚，其地层年代可与汉江上游流域和渭河河谷的多个剖面进行对比.根据沉积物宏观特征，识别出LSC-A 剖面所记录的SWD1 出现在350 ～370 cm 深度，被夹在马兰黄土层之中(图5)，结合沿汉江上游多个地点地层对比分析[21]，确定该期古洪水事件发生在20660-11500 a B.P.之间的某个时段.LSC-A 剖面SWD1 上下界的光释光年龄分别为12270±790、13050 ±1130 a B.P.，而采自 SWD1 中部样品的光释光年龄为13150±900 a B.P.，其光释光年龄比其上下层2 个样品的年代略高，这可能是由于古洪水沉积样品晒退更为不彻底所致.结合沉积地层对比和光释光测年结果分析，可以确证LSC-A 剖面所记录SWD1 的发生年代介于13150-12270 a B.P.之间，所以认为SWD1 记录了发生在晚冰期时代(Late Glacial)的BL+AL(Bolling +Allerod Interstadial)向着YD(Younger Dryas)转折的阶段.这个转折事件的具体年代为12500 a B.P.[29-30].全新世LSC-B 剖面中，75 ～130 cm 深度有1 组4 个极为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单层(SWD2)，它们插入全新世晚期现代表土层(MS)之中(图3)，表明该期古洪水事件发生在1500 a B.P.以来的某个时段[32].SWD2 上界和下界的释光年龄分别为790±90、1160±210 a B.P.，而取自SWD2 中部的年龄为860±60 a B.P.，但由于释光样品采样钢管直径为5 cm，故采集于SWD 界线之上样品的OSL年龄值会比真实古洪水SWD 发生年龄偏小，界线之下样品OSL年龄值则相对偏大.由此，SWD2 的发生年代可较为准确地判定为1000-900 a B.P.之间，即这期古洪水为北宋后期发生的洪水事件.根据前人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也肯定了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气候恶化转折、洪水频发的时期[31].4 古洪水水文学研究在确定了古洪水事件之后，洪峰水位的恢复主要依赖于古洪水滞流沉积层所在位置的高程关系.杨达源和谢悦波教授等[5，10]认为古洪水滞流沉积层尖灭点高程，可以很好地指示古洪水的洪峰水位，其误差较小.经过野外观察，该段河槽为基岩，河道顺直稳定，在全新世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根据国内外关于古洪水研究的基本原理，即利用古洪水水文学方法恢复全新世古洪水洪峰水位和洪峰流量的地貌学依据是，全新世一万年以来基岩河槽受到河流下切造成的不同时期河床比降变化非常小，在计算时几乎不予考虑[4，6].故根据汉江上游安康东段LSC 地点沉积记录，结合汉江河槽水文特点，选择A-A 断面作为全新世之前晚冰期的古洪水事件的水文恢复断面，B-B 断面作为全新世晚期北宋后期古洪水事件的水文恢复断面(图2).这两个断面的形态和各种水位高程关系见图6.对于河槽断面形态测量观察获得有关水文参数见表2.图6 汉江上游立石村段(LSC)古洪水A-A(a)和B-B(b)过流断面图Fig.6 Cross-section A-A (a)and B-B (b)palaeoflood at the LSC sit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当古洪水洪峰水位确定之后，古洪水洪峰流量的计算，则基本类似于历史调查洪水推求洪峰流量，故其计算方法较多.根据本文选择的断面河槽和参数特点，采用最常用的面积-比降法来计算恢复古洪水洪峰流量[32]，计算公式为:式中，Q 为洪峰流量(m3/s)，n 为河道糙率系数，A 为过水面积(m2)，R 为水力半径(m)，S 为水面比降.在本研究中水面比降S 以河床比降代替，在野外先用高精度GPS 配合红外测距仪实地测量，然后结合1∶10000地形图中水面高程点进行校正，确定汉江上游安康东段的比降为1.1‰.许多研究表明，河道糙率的选择对洪水洪峰流量计算的误差影响较大，糙率系数变化0.005 可导致推算的流量值相差25%.这足见糙率系数选择准确十分重要[8，10，33].汉江上游在全新世时期的基岩河槽变化很小，结合该河段的地表特征:河岸两则为基岩，河底为沙卵石组成，间有大漂石，底坡尚均匀，床面不太平整，根据《水力学》中糙率表所描述天然河道的特征和标准，糙率n中值选取0.035.并上下浮动0.001 计算作为参考体系[34].根据以上计算公式及其在研究河段确定的相关水文参数，结合两期古洪水的水位和行洪断面面积等，推算出相应的古洪水洪峰流量(表2)，结果可知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在万年尺度特大洪水的洪峰流量介于35970 ～47400 m3/s 之间.在同一河段调查得到的2010年7月18日大洪水的洪痕水位，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和参数，推算出其洪峰流量为22680 m3/s，与实测洪峰流量误差为4.52%，这表明对古洪水水文恢复计算的结果可靠(表2).表2 汉江上游立石村(LSC)河段全新世古洪水和现代洪水水文恢复计算成果Tab.2 Results of palaeoflood and modern flood hydr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the LSC reach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洪水期次洪峰水位/m 水面宽/m 水深/m 比降S 糙率n 断面面积A/m2湿周L/m水力半径R/m洪峰流量Q/(m3/s)SWD2 250.00 350.00 23 0.0011 0.035 6986.25 364.72 19.16 47400 SWD1 247.00 424.00 18 0.0011 0.035 6387.00 440.88 14.49 35970 2010 243.00 410.00 14 0.0011 0.035 4721.00 413.57 11.42 22680有了古洪水水文学研究成果，就可以结合汉江安康水文站历史洪水和实测洪水数据，进一步分析万年尺度洪峰流量与频率关系.本文采用“含有特大值的不完整序列频率分析”方法[10，32]，作出汉江上游安康东段万年尺度洪峰流量与频率关系图(图7).这就使得汉江上游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洪水洪峰流量的推求，由外延法转变为内插法，从而能够获得比较准确的基础性数据.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汉江上游各类水利枢纽、交通和防洪工程的洪水设计更加可靠.图7 汉江上游安康东段万年尺度洪水洪峰流量与频率曲线Fig.7 Flood peak discharge-frequency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gauged flood，historical flood and palaeoflood data in the Ankang east sec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5 讨论与结论沿河谷不同地貌位置分布的古洪水滞流沉积物，是古洪水事件的地质记录，也是古洪水水文学研究的基本依据.在对汉江上游进行了深入广泛的野外考察研究后，在安康东段河谷发现晚冰期和全新世沉积剖面，从中鉴别出两组古洪水滞流沉积层.LSC-A 剖面所记录的古洪水滞流沉积物(SWD1)夹在马兰黄土层之中(图3)，由于马兰黄土L1 顶界在11500 a B.P.左右，且根据沿汉江上游多个地点地层对比分析，认为该期古洪水发生在20600-11500 a B.P.的某一时段[21]，且结合SWD1 的OSL年龄13150-12270 a，认为 SWD1 记录的古洪水事件发生在晚冰期BL+AL 向着YD 突变转折的阶段.该阶段国际公认年代为12500 a B.P..此时的全球性气候突变，致使汉江上游发生暴雨洪水事件.在贵州荔波董歌洞D4 石笋记录YD(新仙女木)事件得到明显的揭示，其开始的时间为12800 a B.P.，结束于11580 a B.P.，降温幅度较大.15000-11300 a B.P.为末次冰盛期过后急速变暖而后又回返变冷的第一个旋回[35].从约12900 a B.P.开始，长白山西麓哈尼泥炭层和南极冰芯GISP2 当中的δ18O 值都突然明显减小，指示末次冰消期中最著名的变冷事件——YD 事件的来临.YD 变冷事件延续了约300 a 后，在约12600 a B.P.时达到最低值，这也可能是过去14200年中的最冷值.在这之后，长白山西麓哈尼泥炭层和南极冰芯GISP2 当中的δ18O 值都逐渐增加，在约12000 a B.P.时达到一个峰值.长白山西麓哈尼泥炭层δ18O 记录表明，继YD 事件结束，δ18O 突然短暂地增大后，δ18 O 再次突然减小[36].青海湖16000 a 以来的花粉记录显示，13000-10400 a B.P.气候总体特征为温凉偏湿，但波动较明显，期间经历了两次相对的冷暖交替，两次暖期出现的时段为13000-12000 和11600-11000 a B.P.之间，分别相当于欧洲的博令(Bolling)暖期和阿勒罗得(Allerod)暖期;两次冷期出现的时段为12000-11600 和11000-10400 a B.P.，分别相当于欧洲的中仙女木期(older dryas)和新仙女木期[37].在汉江上游南部神农架地区大九湖的孢粉记录，也表明该区域晚冰期及其向全新世过度时期气候冷暖波动频繁[30]，故而容易引发暴雨洪水灾害.在对南太平洋岛屿的珊瑚研究中发现，14C 在12300 a B.P.左右开始出现大幅度减少，这与从北半球记录中观察到的YD 气候事件几乎是一致的[38].从树木年轮和珊瑚记录的14 C 在新仙女木开始时大量增加，而后在12200 a B.P.的间断期有大的波动，此波动与14C 记录的“老仙女木”冷事件吻合[39].所以在世界各地，结合石笋、泥炭、孢粉、冰芯等高分辨率研究结果，都可以证明晚冰期BL +AL 向着YD 转折时是一个气候严重恶化转折期，此时气候异常波动不稳定，容易发生洪水灾害.在安康东段SWD2 出现在发育良好的现代表土层底部.根据OSL 测年技术确定其所记录的古洪水事件发生在1000 ～900 a(1000-1100 AD)，即北宋后期，此时气候状态很不稳定，容易产生严重的干旱和暴雨洪水灾害.北宋初年到南宋中叶的100 a 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降温;南宋中叶到元朝初年(1200-1300 AD)有一个短暂的回暖期[40].在对北宋的历史研究中发现，在整个北宋的168 a 中，以20 或者40 a 为时间单位来统计和分析，皆可发现北宋时期气候极不稳定，暖、冷周期的交替变化表现得相当明显[31].通过对荔波董哥洞石笋进行的高精度测年和碳、氧同位素分析，发现1080-680 a B.P.为降温期，气温再次下降，显示东亚冬季风再次增强，但降水相对增大，表现为寒冷湿润的气候期，是气候变化的关键转折时期[41].对近2600 a 来内蒙古居延海湖泊沉积物研究发现，1600-650 a B.P.期间气候暖湿，中间的冷暖波动变化很明显，反映为暖干-冷湿交替[42].青藏高原黄龙洞石笋HL021 的δ18O 值，在826-1550 AD 振荡，由负值阶段逐渐偏正，表明季风在此期间很不稳定，变率较大，故而导致气候不稳定.万象洞石笋WX42δ18 O 值记录显示在800-1100 AD 之间存在着几次大的波动，气候变化不稳定.陇南万象洞石笋和印度Dandak 洞的石笋记录一致反映了在中世纪暖期初期(950-1150 AD)气候很不稳定，石笋δ18O 值的变化呈现处于先变轻后加重的一个类似正弦曲线的变化，表明当时亚洲季风和降水存在很大的波动[43].北美大平原和中西部地区的多个湖泊记录显示，1000-1300 AD 左右该区域严重干旱事件高度频发，同时美国西南部也多次记录到这一时期的特大洪水事件[44].对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内流湖研究发现，800-1000AD 是一个气候恶化期，这一气候恶化期正对应于古代玛雅文明的衰落[45].所以1000 ～900 a(1000-1100 AD)，此时冷暖波动频繁，气候状态很不稳定，容易产生严重的干旱和暴雨洪水灾害.实验室对沉积样品的分析测试，进一步确定了我们在野外考察中对古洪水沉积物性质的观察判断.粒度成分特征是鉴别古洪水滞流沉积物的重要标志.河流古洪水滞流沉积物是在接近静水环境下由悬移质沉积形成.所以通过对安康东段古洪水SWD的沉积学分析，证明它们是最典型的古洪水滞流沉积物，以粗粉砂或者细砂为主，细粉砂和黏土含量很低.其在沉积学分类上确定为粉砂质细砂、细砂质粉砂.其粒度分布集中，分选较好，磁化率值较低，与2010年现代洪水滞流沉积物相同.结合汉江上游峡谷河槽特点，根据两期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的尖灭点高程，确定了安康东段两个断面的古洪水洪峰水位.结合野外测量和观察获得的相关水文参数，利用面积-比降法模型，推算出汉江上游万年尺6 参考文献度古洪水的洪峰流量介于35970 ～47400 m3/s 之间.同时，根据调查确定的2010年特大洪水的洪痕水位，采用同样的方法和参数恢复计算出其洪峰流量，与安康水文站实测数据误差仅为4.52%.从而证明我们对汉江上游峡谷古洪水洪峰流量计算的方法是合理的，计算结果是可靠的.依据本文从沉积学角度推算出的古洪水洪峰流量数据，结合历史洪水调查结果和实测洪水序列，采用含有特大值的不完整序列频率计算方法，作出了汉江上游安康东段万年尺度洪峰流量与频率关系.这就为汉江上游的水利水电、交通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同时，对于揭示汉江上游全新世气候变化和水文变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将继续调查寻找完整连续的全新世沉积物剖面，识别汉江古洪水SWD 沉积物，结合OSL 测年断代，准确地揭示汉江上游全新世气候变化和水文变化的规律，为揭示全球变化的区域性影响提供依据.。
大汉之江一条河与一个民族的渊薮｜悠悠汉水谣
汉江之源：位于陕西宁强县大安镇中国境内的河流，我以为最能牵动我们民族心思的，不是黄河、长江，而是汉水。
据地质学考证，汉江是中国最古老的大河，在自然年龄上比长江、黄河还要早7亿年。
如果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母亲河，汉江则当之无愧堪称中华祖母河！《禹贡》之“九州导山导水示意图”和沈括《禹迹图》里，古老黄河与长江曾多次改道，其流向和如今尤不相同，唯有汉江之地理位置始终未变。
先人在2500年前就认识了汉江，公元1137年才认识黄河，400年前尚不知道长江源头在青海省。
汉江源题刻《毛传》载："云汉，天河也"。
故《诗经》曰："维天有汉，鉴亦有光”。
古诗里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之句。
古人将流经秦岭以南、湖北西北部的大江与天上银河对应，命名为"汉水”。
汉中之所以叫汉中，是缘于此境位于古汉水中游矣。
古老传说中，银河也叫"云汉”。
银河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维天有汉”，讲的是唯一与"云汉”相接的地上河流，它就是汉水。
我们熟知的所谓“楚河汉界”，那仅仅是历史的地域切割么？一一不！文化的融合，地域间的阻隔从来都很失败。
水润万物，濒水而居且因水而繁衍生息的民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汉江是汉朝的发祥地。
“大汉民族”、“汉文化”、“汉学”、“汉语”这些名称，都是因有了汉朝才定型的。
汉朝得名于汉江，发祥于汉中。
刘邦发迹地：汉中市汉江又称汉水，古时曾叫沔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道并称“江河淮汉”。
汉江全长1532公里，就长度而言为长江第一大支流其发源地在陕西省西南部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宁强县（隶属陕西省汉中市，旧称宁羌）冢山，而后向东南穿越秦巴山地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市，进入鄂西后北过十堰将丹水纳入后，继续流向东南，过襄樊、荆门等市，在武汉汇入长江。
安康市汉江流域面积15.1万平方公里，流域涉及鄂、陕、豫、川、渝、甘6省市的20个地（市）区、78个县（市）。
中国历史上十二特大洪灾。
中国历史上十二特大洪灾。
历史上这样的洪灾还发生过不少，今天便来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十二特大洪灾。
1887年黄河大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最主要发源地，然而它也是一条给人们带来无尽烦恼的河流，历史上不断决口泛滥造成巨大的灾难。
1887年春，河南遭遇暴雨袭击，黄河在流经郑州急转弯处下汛十堡处又一次决口。
这场灾难的破坏和死亡人数难以计数，受灾人数约200万。
1931年特大水灾1931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比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都发生特大洪水，受灾范围南到珠江。
北至长城关，东起江苏北，西至四川盆地，涉及湖北、安徽等八个省区。
受灾人口计有五千多万，死亡人数至少在四十万，受灾农田近1.5亿亩。
1935年长江洪水相较黄河，长江流域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洪灾也不少，时隔1931年的特大水灾之后。
长江在1935年又爆发了洪水，武汉受灾被淹90天，汉江平原一夜之间就淹死4万人。
累计算起来至少有十来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在长江手中受苦，疾病和饥荒紧随而至。
1938年黄河决堤不同于前两次的天灾，这一次是战争引起的人祸，为阻止日军前进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
虽然这次决堤打破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为保卫武汉争取了时间，可同时也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的大片土地。
受灾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至少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死亡或在几十万。
1954年长淮水灾1954年由于中下游梅雨期延长，且雨量大，长江中下游出现近一百年间最大洪水。
虽然因为重视，及时加高巩固三万多公里的干支堤防，并建设安排分洪区、蓄洪垦区等一系列措施。
但还是受灾严重，受灾人口达1888万人，死亡人数3.3万人。
1963年海河洪灾1963年海河流域的洪灾是海河南系稀遇的洪水，主要暴雨达700至1500mm，中心河北省内邱县獐么村7天降雨量达2050mm。
累计受灾人口2200万，死亡5030人。
1975年河南水灾1975年8月8日，由于一场特大暴雨，包括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在内的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和两个滞洪区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
汉江上游沉积记录的北宋时期古洪水事件文献考证
汉江上游沉积记录的北宋时期古洪水事件文献考证王光朋;查小春;黄春长;庞奖励;张国芳【摘要】基于对近年来汉江上游古洪水水文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和气候背景分析,对汉江上游5个沉积剖面记录的北宋时期古洪水事件进行了文献考证.研究结果表明,北宋时期为洪水频发期;洪水灾害的影响范围、灾情的严重性以及洪痕沉积规律等表明,汉江上游5个沉积剖面记录的古洪水事件可能是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一次特大洪水事件.依据树轮、冰芯、石笋等气候代用性指标及历史文献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正处于北宋980年代气候突变时期,此次古洪水事件可能是对当时气候异常多变的瞬时响应.该研究结果可为汉江上游防洪减灾和水利工程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期刊名称】《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年(卷),期】2018(045)004【总页数】9页(P488-496)【关键词】沉积记录;北宋时期;古洪水事件;文献考证;汉江上游【作者】王光朋;查小春;黄春长;庞奖励;张国芳【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地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地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地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地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西安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地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西安71011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P954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配和数量上的改变，使得极端水文事件频发，已引起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广泛关注[1]. 汉江是我国陕、鄂地区一条具有较高经济利用价值的河流，是“汉水文化”的发祥地，历来洪灾频发，且汉江上游尤为严重[2]. 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208年至公元2010年，汉江上游共记载不同等级的洪灾336次，平均每6.6 年有1次记录[3]. 因此，为促进汉江流域的综合治理和梯级水电开发，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进行，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对汉江上游地区的洪水灾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黄春长教授带领的团队采用年代学、考古学、地貌学及第四纪地层学、古洪水水文学等方法，挖掘和重建了汉江上游沉积记录中超长尺度的古洪水事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4-8]. 受测年技术的制约，对有些沉积剖面记录的古洪水事件，只能测得其年代范围，无法测得准确的时间点.而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为沉积记录中古洪水事件的精确考证提供了可能. 因此，本文在统计和整理汉江上游古洪水事件沉积记录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汉江上游沉积记录中北宋古洪水事件的发生年代进行了文献考证，并分析了古洪水事件的气候背景，探讨了古洪水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该研究可为汉江上游流域的防洪减灾和水利工程建设提供科学依据.1 研究区概况图1 汉江上游水系和研究剖面位置图Fig.1 River system and the location of study sit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干流全长1 577 km，穿行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下伏基岩以变质岩和火成岩为主，流域面积15.9×104 km2，年均径流量为5.63×109m3，含沙量2.39 kg·m-3[4-8]. 丹江口以上为汉江上游(见图1)，河长925 km，流域面积约9.52×104 km2，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属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914 mm[4-8]. 由于该流域受东南、西南季风的交互影响，75%以上的降水集中于6—10月份，加之汉江上游山高谷小，支流众多，河槽调蓄能力较差，因此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 自汉江上游有水文监测记录以来，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31 000 m3·s-1 (“83·8”洪水). 1960—2010年，安康站大于15 000 m3·s-1的洪水共发生20次，平均每2.5 a发生1次[3]. 历史调查最大洪水发生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六月，其洪峰流量为36 000 m3·s-1[9]. 由此可见，汉江上游不仅洪水频发，而且规模较大.2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洪水事件的沉积记录古洪水事件研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于以其自身形成的滞流沉积物(slackwater deposits，简称SWD)为信息载体. 古洪水SWD是在洪峰平流状态下，由悬移质泥沙沉积而成，多见于支沟沟口、回水湾、岸边洞穴、岩豁、岩棚及低阶地等处，是确定古洪水发生年代及推测洪峰流量最为可靠的证据. 近年来，黄春长教授带领的团队对汉江上游古洪水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了多处古洪水沉积记录，为汉江上游全新世古洪水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通过系统采样、实验分析和洪水重建等，为汉江上游流域的防洪减灾和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水文资料[4-8].对汉江上游古洪水研究成果的整理发现，安康～郧县河段立石村(LSC)、晏家棚(YJP)、尚家河(SJH)、归仙河口(GXHK)和弥陀寺(MTS )5个沉积剖面最上部的SWD记录了北宋时期的古洪水事件. LSC剖面位于安康市东段立石村附近T1级阶地前沿，高出现水面20～25 m，剖面中有灰白色粉沙质SWD，呈楔形插入表土层[4]； YJP剖面位于白河水文站下游约35 km处，剖面未见人为扰动，内夹有3层古洪水SWD，且上、下层边界清晰，顶层SWD深度约为130～135 cm，为浅棕黄色细砂质粉沙[5]；SJH剖面位于湖北郧县尚家河村基岩峡谷河段T1级阶地前沿，其顶层SWD深度约为70～90 cm，以粉沙为主[6]；GXHK剖面位于汉江左岸一级阶地前沿，高出水面15～20 m，顶层SWD深度约为65～70 cm，为砂-粉砂质地，具有水平层理[7]；MTS剖面位于弥陀寺村附近的汉江左岸，SWD深度约为30～40 cm，厚度约为10 cm，向下游追溯见该层SWD间断存在于地层中[8].对5个沉积剖面最上部的古洪水SWD进行OSL测年、地层框架对比及文化遗物等分析，确定这5个剖面顶层古洪水SWD均记录了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的古洪水事件(见图1、图2). 从空间分布来看，5个沉积剖面均位于汉江上游T1阶地的前沿，分布在陕、鄂两省，其中YJP、SJH、GXHK和MTS剖面集中分布在长19 km的河道中，说明4个沉积剖面顶层古洪水SWD可能记录的为北宋时期的一次古洪水事件，至于是北宋哪一次古洪水事件，则需要结合历史文献进行综合考证.图2 汉江上游LSC、YJP、SJH、GXHK和MTS沉积剖面的地层对比Fig.2 Stratigraphic comparison of LSC, YJP, SJH, GXHK and MTS sedimentary profil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3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古洪水事件的历史文献考证3.1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洪灾统计方法与标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有数量庞大的洪灾记录，这为古洪水事件的考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尽管历史文献中的洪灾记录具有一定局限性，但记录时间、地点明确. 因此，通过对文献中洪灾记录的研究来考证沉积记录的古洪水事件是可靠的. 本文搜集了汉江上游地区的汉中、石泉、安康、旬阳、白河等共12个县/市的县志资料及其他载有汉江上游洪灾的文献. 统计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10]《西北灾荒史》[11]《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12]《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13]《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14]《宋史》[15]等.在统计洪灾频次时，首先确定汉江上游地区所包括的县/市区域，以系统研究的各县/市地方志为统计主线，共统计北宋167 a间全国洪灾记录近360条，其中汉江上游洪灾记录35次. 统计时以县(州)次/年为统计单位，如《旬阳县志》[16]中记载建安二年(197年)“秋九月，汉水溢”，则记为该年旬阳发生洪灾1次；《汉中市志》[17]中记载淳化二年(991年)“汉江水涨，死人甚多；九月，又大水，损坏庐田”，则记为汉中一年发生2次洪灾. 基于统一标准进行统计，以朝代起讫时间为间断点，并考虑古今地名之别，剔除了水灾波及范围的影响. 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宁强、石泉、城固、汉中、南郑、安康等县志中均有“秋八月，大暴雨，汉水泛溢”[18]的记载，则记为该年汉江上游发生1次洪灾. 运用同样的方法统计了汉江上游西晋至元1 104 a间的洪灾频次，并绘制了洪灾频次分布图(见图3).3.2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历史文献记载的洪水灾害频次分析图3 汉江上游西晋至元1 104 a间的洪灾频次统计图Fig.3 Statistics of flood disasters in 1 104 a from Xijin to Yuan Dynast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图3中，西晋至元1 104 a，共记载汉江上游洪灾87次，洪灾次数总体呈“单峰型”分布，峰值出现在北宋时期，高达35次，平均每4.8 a有1次记载.西晋至隋354 a间，洪灾记录的频次较少；唐至元750 a间，汉江上游洪灾记录明显增多，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时期洪灾记载最多，几乎占研究时段洪灾总数的2/3.这与郝志新等 [19]、满志敏[20] 对我国东部洪灾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朱诚等[21-22]通过对长江三峡库区的中坝遗址和玉溪遗址的古洪水沉积的研究指出：自秦以来，中坝T0102和玉溪T0403探方地层中记录有宋代、清代和现代的洪水淤泥层；另外，秭归的官庄坪、朝天咀，宜昌的中堡岛文化遗址地层[23]中均夹有宋代冲积层，这充分说明宋代长江中下游流域洪灾频发.3.3 历史文献记载的汉江上游洪水灾害等级划分参照文献[24]提出的5等级旱涝灾害经典划分原则，并结合文献中的灾情描述，将汉江上游北宋时期35次洪灾划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弱灾、轻灾、中灾和重灾(见表1). 在划分重灾和中灾时，不仅考虑灾情的严重性，还考虑了受灾面积的大小，即使洪灾中出现人畜伤亡的记载，但若洪灾波及范围不大，也酌情将其划为中灾；若洪灾受灾面积较大，虽未造成严重的人畜伤亡，也酌情定为重灾. 据此得到了汉江上游北宋时期洪灾的等级分布(见表1).表1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洪灾等级划分标准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flood disaster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等级评定标准文献记录描述与分级示例灾强及灾情描述示例出现频次占洪灾总数的百分比/%弱灾持续时间短,受灾范围小,洪水溢出河槽,无人畜溺亡“水”“溢”汉水溢. 《旬阳县志》411轻灾持续时间较短,受灾范围较小,农作物受损以致饥荒,无人畜溺亡“大水”“大溢”“漂栈阁”“漂民田”八月,利州水,漂栈阁. 《安康县志》1543中灾持续时间较长,受灾范围较大,造成少量人畜溺亡或建筑物倒塌“大水入城”“坏庐舍”“民有溺死者”七月,洋州汉水溢,民有溺死者. 《洋县志》1337重灾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冲毁县城,受灾人口多,大量人畜溺亡,严重危害生命财产安全“毁城”“漂没县城”“死人甚多”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39由表1可知，在划分的4级洪灾中，弱灾共4次，分别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景德二年(1005年)七月、景德四年(1007年)夏和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占汉江上游北宋洪灾总数的11%. 在历史文献中对这一类洪灾的记载较为简单，并未涉及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如《洋县志》[25]中有景德二年(1005年)七月“洋州汉水溢”等. 轻灾共15次，占洪灾总数的43%，分别为建隆二年(961年)、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六月、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七月、淳化二年(991年)四月、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八月、天禧五年(1021年)三月、天圣六年(1028年)八月、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熙宁八年(1075年)、元丰三年(1080年)七月、元祐八年(1093年)、政和三年(1113年)、靖康二年(1127年). 文献记载中灾情描述一般为“大水”“大溢”“漂栈阁”“漂民田”等.如《安康县志》[18]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八月：“八月，利州水，漂栈阁(栈阁即栈道)”；熙宁八年(1075年)“金州大水”，等. 中灾共13次，占洪灾总数的37%，分别为建隆元年(960年)七月、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七月、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七月、淳化二年(991年)九月、淳化三年(992年)十月、淳化五年(994年)九月、咸平三年(1000年)七月、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九月、皇祐四年(1052年)八月、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元符二年(1099年)、大观元年(1107年)、大观四年(1110年). 文献记载中灾情描述一般为“坏庐舍”“民有溺死者”.如《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下文简称《灾害大典》)[13]中记载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七月：“夏六月，汉水涨，坏民舍”，《宋史·五行志》[15]记载咸平三年(1000年)七月：“七月，洋州汉水溢，民有溺死者”等. 重度水灾共3次，分别为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淳化二年(991年)七月和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九日，占洪灾总数的9%.重度洪灾虽发生次数少，但灾情重，文献记载中对灾情描述一般为“死人甚多”“漂没县城”等.如《宋史·五行志》[15]中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等.3.4 汉江上游沉积记录古洪水事件的年代考证一般来说，等级低的洪水灾害，因其强度弱、受灾面积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小；等级高的洪水灾害，因其强度高、灾情严重，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 因此，要考证沉积记录中古洪水事件的发生年代，应从北宋汉江上游涉及的陕、鄂两省相应河段的3次重度水灾加以判别分析.首先，分析3次重灾的波及范围. 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九日的洪灾，在陕西石泉、安康、旬阳等县志中均有记载，洪灾影响至少波及3县.如《安康县志》[18]中“六月九日，汉水大溢，邑署漂没”；《石泉县志》[26]中记载：“六月九日，汉江大溢，石泉嘴漂没”. 淳化二年(991年)七月，洪灾在陕西宁强、汉中、南郑、城固、洋县、安康、旬阳等7地县志中均有记载.此外，《宋史·五行志》[15]中湖北复州(今湖北仙桃地区)亦有此次洪灾的记载.可见该次洪灾主要影响上游的陕南地区及下游的湖北复州地区，影响范围达10县以上.如《汉中市志》[17]记载：“七月，汉江水涨，死人甚多”；《宋史·五行志》[15]云：“七月，汉水涨，坏民田庐舍”等. 与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九日和淳化二年(991年)七月相比，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洪灾波及范围更广. 《灾害大典》[13]中明确记载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郧县、十堰、竹溪、宜城、襄阳、光化、汉阳军(今汉川、汉阳)、武昌、汉口等地均受此次洪灾的影响，表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洪灾波及汉江上游、中游及下游的部分地区，影响范围至少达11县，属于全流域型大洪灾. 因此，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洪灾是这3次重度水灾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对汉江全流域都有影响，灾害范围最广.其次，对比分析3次重度水灾的灾情及社会影响. 《灾害大典》[13]有：“六月，均州涢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的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洪灾对均县(今丹江口市)、郧县、宜城、襄阳、汉口等地均有影响.《宋史·五行志》[15]记载：“夏六月，汉阳军大水，江(长江)水涨五丈(约15.84 m)，坏民田稼”.可见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江、汉并涨，且出现“人畜死者甚重”的严重灾情. 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相比，淳化二年(991年)七月的洪灾虽受灾范围也较大(波及10县)，但灾情较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轻，受灾区主要以“坏民田、庐舍”[13,15-18,25-26]为主，并未有大量人畜死亡的记载.因此，推断淳化二年(991年)七月洪灾灾情轻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 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九日的洪灾，主要发生在今陕西境内的石泉-旬阳段.石泉、安康等县志中有“六月九日，汉水大溢，邑署漂没”[18,26]的记载，并未出现大量人畜伤亡的描述，说明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九日为汉江上游局部(石泉-旬阳)大水灾，其灾情和受灾范围均小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 综上，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洪灾对汉江流域的农业人口、聚落、农田等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已严重影响汉江流域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是3次重灾中灾情最严重的一次. 最后，由于古洪水SWD是前新世以来特大洪水发生后遗留下来的洪水痕迹，根据其沉积规律可知，当发生大洪水时，会在河流的阶地岸边、支流沟口、岩棚岩豁等适宜处留下洪痕. 当后期洪水水位高于前期洪水位时，前期洪痕就可能被冲刷或被掩埋，而当后期洪水水位低于前期洪水位时，其洪痕得以保留. 因此，一定时期的特大洪水，因其洪水水位较高，其洪痕才有可能被保留下来，并被后期崩塌的基岩风化物、坡积石渣土或风成黄土等掩埋，不易被生物扰动或风雨侵蚀，并在地层中得以长期保存. 汉江上游T1阶地前沿的5个沉积剖面中的古洪水SWD，就是北宋特大洪水发生后留下的洪痕，随后被风成黄土所掩埋.综上所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洪灾无论是波及范围、严重程度，还是社会影响都是北宋最严重的. 结合河流洪痕的沉积规律分析推断，汉江上游5个沉积剖面记录的可能为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一次特大洪水事件.4 北宋时期古洪水事件的气候背景分析近年来，众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中的冷暖记载并利用树轮、冰芯、石笋等气候代用性指标，重建了我国中东部地区2 000 a来的气候变化序列，为探讨我国的气候变化及对未来气候的预测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分析北宋时期的气候背景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葛全胜等[27-28]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冷暖与物候信息的研究指出：北宋气温变化由唐末五代时期的较冷转变为北宋中后期的温暖，且气温变化剧烈(见图4(a)). 姚檀栋等[29]基于古里雅冰芯中δ18O含量及冰川积累量，研究了我国近2 000 a 的气候变化，指出北宋时期δ18O含量处于波动变化中，说明北宋夏季风不稳定(见图4(b)). 张美良等[30-31]对贵州荔波董哥洞及龙泉洞中高分辨率石笋记录的2 000 a气候变化的研究后指出，在距今1 800～1 080 a 东亚冬季风缓慢减弱，东亚夏季风有所回升(见图4(d)). 李偏等[32]基于湖北神农架犀牛洞石笋，研究了我国2 000 a来东亚季风强度的变化，其中石笋记录的δ18O所对应的北宋时期气候波动变化剧烈，疑似存在频繁的水旱灾害交替现象(见图4(e)). 说明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处于我国气候冷暖与干湿变化的过渡时期.此外，杨保等[33]基于都兰树轮(10 a尺度)，研究了我国近2 000 a来的气候演变情况，在公元900—960年，都兰树轮指数以突变方式上升了0.74，960年代之后，树轮指数距平呈阶梯状趋向于负值，且980年代前后，树轮距平指数下降幅度较大，说明气候发生了突变(见图4c). 满志敏[20]对北宋公元960—1 109年开封地区的寒暖指数进行了量化，得到980年代寒暖指数累计值为-3.0，说明980年代气候突变，出现了北宋时期的第1个冷期. 此外，在对过去3 000 a安徽龙感湖降水的变化研究中，发现北宋980年代前后年降水量出现了极小值[27]. 而且，据《宋史》[15]记载，北宋都城开封一带在980年代前后气温骤降，寒冷事件的记载次数较多，仅公元980—990年的10 a间就有7次之多，如《宋史·五行志》[15]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宣州(今安徽宣城)霜雪害桑稼”；《宋史·太宗本纪》[15]雍熙二年(985年)：“十二月，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安义县、都昌县)言，雪降三尺，大江冰合，可胜重载”等. 说明在北宋167 a间，980年代前后气候波动变化较为剧烈，突变明显.图4 过去2 000 a我国中东部地区温度与干湿状况变化序列Fig.4 The change oftemperature and dryness and wetnes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in the past 2 000 yearsa—我国中东部地区2 000 a来温度变化[27-28]；b—古里雅冰芯中δ18O含量[29]；c—都兰树轮指数距平变化[33]；d—龙泉洞L2石笋δ18O含量[30-31]；e—犀牛洞SN石笋δ18O含量[32].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表明[34-35]，古洪水事件的频发期往往与气候突变或气候转折有关. 殷淑燕等[36]以汉江、渭河为例探讨了特大洪水事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响应，进一步表明特大洪水事件频发期更有可能出现在气候突变和过渡时期. 北宋980年代正处于气候波动、不稳定时期，温度和降水的突变势必会导致极端水文事件频发.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发生的洪水灾害，正是出现在当时的气候突变背景之下. 因此，综合树轮、冰芯、石笋及历史文献记载，认为汉江上游5个沉积记录可能为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一次特大洪水事件，是河流系统对于当时气候异常多变的瞬时响应.5 结论通过对沉积记录和历史文献中洪水事件的对比研究，得到以下结论：5.1 通过对古洪水水文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发现LSC、YJP、SJH、GXHK、MTS 5个沉积剖面均记录有北宋时期的古洪水事件.5.2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统计整理与分析知，自西晋至元的1 104 a间，汉江上游共记载洪水灾害87次，结合其他材料可推断北宋时期是洪水频发期，共记载洪水灾害35次，平均每4.8 a就有1次规模较大的洪水灾害.5.3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35次洪水灾害的等级划分表明，汉江上游北宋时期发生重灾3次、中灾13次、轻灾15次、弱灾4次. 通过对灾害波及范围、灾情的严重性以及洪痕沉积规律的分析知，汉江上游5个沉积剖面记录的可能是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一次特大洪水事件.5.4 依据树轮、冰芯、石笋等气候代用性指标以及历史文献记载，分析了汉江上游北宋时期的气候背景，表明北宋时期处在我国过去2 000 a气候变化的转折、不稳定时期，特别是980年代气候波动明显，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的洪水灾害正是发生在此气候突变背景之下，是河流水文系统对当时气候异常多变的瞬时响应. 参考文献(References)：【相关文献】[1] 杨涛, 陆桂华, 李会会,等. 气候变化下水文极端事件变化预测研究进展[J]. 水科学进展, 2011,22(2)： 279-286.YANG T, LU G H, LI H H, et al.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project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hydrological extremes[J]. 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 2011, 22(2)： 279-286. [2] 苏连璧. 汉江洪水成因及其出现规律[J]. 人民长江, 1981(4)： 84-89.SU L B. Cause and regularity of flood in Hanjiang river[J]. Yangtze River, 1981(4)： 84-89. [3] 彭维英, 殷淑燕, 朱永超,等. 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洪涝灾害研究[J]. 水土保持通报, 2013, 33(4)：289-294.PENG W Y, YIN S Y, ZHU Y C, et al. Flood disaster in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J]. Bulletin of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2013, 33(4)： 289-294. [4] 许洁, 黄春长, 庞奖励,等. 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全新世古洪水沉积学与水文学研究[J]. 湖泊科学, 2013, 25(3)： 445-454.XU J, HUANG C C, PANG J L, et al. Sediment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tudies of the paleoflood events in the Ankang east sec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2013, 25(3)： 445-454.[5] 吉琳, 庞奖励, 黄春长,等. 汉江上游晏家棚段全新世古洪水研究[J]. 地球科学进展, 2015, 30(4)：487-494.JI L, PANG J L, HUANG C C, et al. Holocene paleoflood studies of the Yanjiapeng reach in the upper Hanjiang river, China[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5, 30(4)： 487-494.[6] ZHA X C, HUANG C C, PANG J L, et al. Reconstructing the paleoflood events from slackwater deposi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5, 380/381： 358-367.[7] MAO P N, PANG J L, HUANG C C, et al. A multi-index analysis of the extraordinary paleoflood events recorded by slackwater deposits in the Yunxi reach of the upper Hanjiang river, China[J]. Catena, 2016, 145： 1-14.[8] 郑树伟, 庞奖励, 黄春长, 等. 湖北弥陀寺汉江段北宋时期古洪水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 2015,24(3)： 153-160.ZHENG S W, PANG J L, HUANG C C, et al. Study on paleoflood in Northern Song period at Mituosi segment of Hanjiang river,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2015,24(3)： 153-160.[9] 胡明思, 骆承政. 中国历史大洪水[M]. 北京：中国书店, 1992： 159-162.HU M S, LUO C Z. China’s Historical Large Floods[M]. Beijing： China Bookshop Press, 1992： 159-162.[10] 张波. 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M].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56-92.ZHANG B.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of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M]. Xi’an：Sha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4： 56-92.[11] 袁林. 西北灾荒史[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621-1809.YUAN L. Disaster 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M]．Lanzhou：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621-1809.[12] 温克刚.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M].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5： 42-74.WEN K G. China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Books·Shaanxi Volume[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2005： 42-74.[13] 姜海如.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M].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7： 10-130.JIANG H R. China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Books·Hubei Volume[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2007： 10-130.[14] 黄广文. 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M].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2： 43-79.HUANG G W. Brief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Shaanxi[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2002： 43-79.[15]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1317-1340.TUO T.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M].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7：1317-1340.[16] 旬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旬阳县志[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93-98.The Chorography Codification Committee of Xunyang County. Xunyang CountyAnnals[M]. Beijing：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1996： 93-98.[17] 汉中市志编纂委员会. 汉中市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The Chorography Codification Committee of Hanzhong City. Local Chronicles of Hanzhong City[M]. Xi’an：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18] 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康县志[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Local Chronicles Compiling Commission of Ankang City. Local Chronicles of Ankang。
建国以来中国的大洪水(1949年-1998年)-中国建国后洪水
1949年以来中国的大洪水我国发生的洪水，主要由暴雨造成。
我国地处太平洋西岸，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夏季炎热，暴雨集中，具有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等特点，特别是影响降雨的天气系统，如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变动，西南涡的运动和热带风暴（或台风）的活动频度发生异常，常常造成我国大面积降雨，当各河流洪水遭遇时常常形成流域性大洪水或局部地区的特大洪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提高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各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广大平原都处于最高洪水位以下，有的达10多米以上。
这些地区集中了我国2/5人口，1/3耕地和3/5的工农业总产值及大量的城市集中在洪水威胁区，防汛任务艰巨。
河道堤防的标准近期内也不可能达到很高标准，遇超标准洪水常造成防汛形势严竣，甚至洪水灾害。
因此正确了解我国洪水发生发展规律，采取对策，以减轻洪灾威胁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我国堤防标准不高，一般重现期在20年一遇。
本文按此标准，将1949年以来50年间的洪水挑选出来，就雨情、水情方面的特点进行了介绍。
从挑选出的15年27场洪水中可以看出：暴雨强度，持续时间和覆盖面积的多少是发生洪水的主要原因，据经验统计，大洪水年暴雨中心强度24小时降雨可达400毫米，面平均雨量当在200毫米以上，持续时间超过7天。
在年际变化上，具有重复性和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1个频发期是1949～1963年，第2个高频发期是90年代以后，1991～1999年。
1 1949年7月西江洪水雨情自6月22日至30日，西江流域不断出现大到暴雨，历时9天。
22～23日暴雨区主要分布在柳江，左、右江以及红水河中下游。
23日最大日雨量融安县长安镇138毫米，隆安、都安、柳州均接近或超过100毫米。
27～28日雨区北移至柳江和桂江流域，27日桂江灵川站日雨量185毫米，28日柳江支流洛清江永福站日雨量300毫米，29日～30日雨区又南移至红水河、右江流域，以29日暴雨区范围最大，日雨量均超过100毫米。
汉江上游安康东段古洪水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
态不稳定 ， 降水变率增大 ， 导致 特 大 洪 水 与 干 旱 事 件 皆有 发 生 。
关键词 ： 古洪水 ； 光 释光 测 年 ； 汉 江 ；气 候 变 化
古洪 水水 文学 是 全球 变化 科学研 究 领域 的前 沿
水相 、 滨海 等水 成沉 积物 的测 年研 究 （ Ｚ ｈ ａ ｎ ｇ ｅ ｔ ａ １ ． ，
年代 的测 定 过 去 主要 是 用 “Ｃ测 年 、 文 化 遗 存 断 代 法和 地层 对 比法等 （ 詹 道 江等 ，２ ０ ０ １ ） 。近 来发 展 起 来 的光释 光测 年方 法 为古 洪水 事件 的准 确定 年提 供
了新 的 测 年 手 段 。光 释 光 （ Ｏｐ ｔ ｉ ｃ ａ ｌ ｌ ｙ Ｓ ｔ ｉ ｍｕ ｌ ａ ｔ ｅ ｄ
（ ＴＬ ） 方法 基础 上 发展起 来 的一 种绝 对 定 年技 术 ， 它
典型 的古 洪水 沉 积物 夹 层 。通 过 系统 采 样 ， 分 离 石 英 颗粒 ， 应 用单 片再 生剂 量法 （ Ｓ ＡＲ） 进 行测 年研 究 。 结合地 层 和气候 对 比分 析 ， 以揭 示 汉 江上 游 河 谷 地
在 该 河 段 选 择 两 个 剖 面进 行 系 统 采 样 ， 对 其 进 行 了年 代 学 研 究 。应 用 单 片 再 生 法 （ Ｓ ＡＲ） 技 术 获 得 其 光 释 光 年 龄 值， 结 合 地 层 和 高 分 辨 率 气 候 变 化 记 录对 比分 析 ， 确定第 一期古洪 水事件发 生在 １ ２ ７ ０ ０ ～１ ２ ５ ０ ０ ａ Ｂ Ｐ之 间 ， 对 应 于
再生法 的发展 ， 国内外学 者 （ Ｚ ｈ ａ ｎ ｇ ｅ ｔ ａ １ ． ，２ ０ ０ ３ ；
Ｏ ｌ ｌ ｅ ｙ ｅ ｔ ａ １ ． ， ２ ０ ０ ４ ； Ｔ ｈ ｐ ｍａ ｓ ｅ ｔ ａ １ ． ， ２ ０ ０ ５ ） 通 过 该 方
湖北1788年后历次大洪水全记录
湖北1788年后历次⼤洪⽔全记录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1911年间，长江共发⽣洪灾214次，平均10年⼀次。
其中19世纪中叶，连续发⽣了1860和1870年两次特⼤洪⽔。
20世纪，长江⼜发⽣了1931、1935、1954和1998年等多次特⼤洪⽔，历次⼤洪⽔都造成了重⼤的灾害损失。
现就历史上湖北⼏次特⼤洪灾简述如下：1788年长江上中下游均出现⼤⽔和⽔灾。
7⽉23⽇宜昌洪峰流量86000⽴⽅⽶每秒。
荆江⼤堤决⼝20余处，洪⽔冲⼊荆州城内，⽔深五六⽶，两个⽉后⽔才退去。
1848年（道光⼆⼗⼋年）⼊夏以来，长江中下游沿江各省普遍多⾬，江湖并涨，堤圩冲决甚多。
湖北“枝江⼤⽔⼊城”、“江夏(今武昌)城内，⽔深丈许，⾈泊⼩东门。
”1849年（道光⼆⼗九年）鄂省2-6⽉阴⾬不断，江湖并涨。
沿江各县及汉江均⼤⽔为灾，为数百年所末见。
1860年（咸丰⼗年）⼊夏以来，三峡地区、清江及荆江⼀带，先后普降暴⾬。
巴东、归州(今秭归)、宜昌及以下沿江城市均有⽔灾记载。
据历史洪⽔调查，7⽉18⽇(夏历六⽉初⼀)宜昌洪峰流量达92500⽴⽅⽶每秒。
枝城站洪峰流量110000⽴⽅⽶每秒。
该次洪⽔冲开长江南岸藕池⼝，洪⽔泻⼊洞庭湖。
1867年（同治六年）在⼋⽉⼗四⾄⼗⼋⽇期间(9⽉ll-15⽇)发⽣⼀次强度很⼤的暴⾬。
造成全流域性⼤洪⽔。
位于暴⾬中⼼区的堵河⽵⼭河段洪峰流量为12500⽴⽅⽶每秒，为百年来的最⼤洪⽔。
⼲流丹江⼝洪峰流量为45000⽴⽅⽶每秒，为⾃1867年以来的最⼤洪⽔。
这场洪⽔造成汉江全流域⼤⽔灾。
1870年（同治九年）7⽉宜昌段出现了数百年来最⾼洪⽔位。
该次洪⽔冲开长江南岸松滋⼝。
湖北有30多个州县遭受严重洪⽔灾害。
这次洪⽔是⾃1153年以来发⽣的最⼤洪⽔。
1921年湖北境内汉江钟祥王家营堤段溃决，钟祥、京⼭、天门、潜江等11县被灾。
1922年湖北夏季“⾬泽衍期，沔阳秋泛，宏恩江堤溃⼝六⼗余丈(近200⽶)”。
1931年武汉大水灾纪实与启示
1931年武汉大水灾纪实与启示作者：王春华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2017年第05期洪水是严重危害地区性安全的自然灾害，回顾中国历史，洪水时有暴发，灾情程度也不尽相同，且近代水灾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古代。
据《中国历史大洪水》记载，从1583年到1840年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长江流域发生2次大水灾，而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不到110年的时间里，长江流域就发生了9次大水灾。
其中，1931年江淮洪水肆虐，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
1931年武汉洪水灾情1931年中国水灾是中国近代史上受灾区域最为广泛、历时最长、灾情最为严重的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这场大洪水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南至珠江、闽江，北至松花江、嫩江，灾情遍及全国约23个省，其中尤以武汉三镇的灾情最为严重。
1931年，气候极其异常，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特别是在当年7月份，降雨日竟多达20天以上，导致大范围的洪水泛滥，湖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武汉各个堤坝在洪水的冲击之下先后溃决。
1931年7月28日，洪水自江汉关一带流出，涌入滨江地区街道。
7月29日，汉口下游丹水池附近铁路被江水冲垮，居住在铁道附近的居民匆忙逃离灾区。
8月2日，单洞门溃决，汉口市最后一道防线溃决，大水涌入市区，汉口全市除地势较高的少数区域和日本租界之外全部被淹。
8月17日，川水、襄水奔腾而来，使得城陵矶至汉口一带成为泽国，水面之上只见山头。
8月19日，江汉关水位达到了建关以来的最高洪水纪录。
汉口市内水深数尺至丈余，最深之处竟达5米，汉口市成为一片汪洋大海。
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昌、汉阳的部分地区也相继被淹。
其中，武昌仅余大东门外及凤凰山、中山路等山前一隅高地未淹，汉阳城内淹水达1米多。
9月上旬，大水逐渐退却，武汉三镇已淹没于水中达一个月之久，灾情空前严重。
据武汉当局调查显示，武汉市直接遭遇洪灾袭击的户数为16.3万余户，受灾人口达78万余人，溺水而亡者有2500多人，因瘟疫、饥饿和中暑而死亡的，每天都有千余人，有些人由于无衣无食，走投无路而自杀。
长江流域的几次大洪水
长江流域的几次大洪水2010-07-28 11:13:05 来源：中国天气网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
长江流域人口众多，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区。
但是长江水患一直是影响长江流域发展的一大危害。
古往今来，长江流域发生过多次大洪水，情况如下：1870年（清同治九年）长江流域大洪水是以上游干流来水为主的特大洪水，上游于流重庆至宜昌河段出现了数百年来最高洪水位，至今仍保持历史最高值的记录。
宜昌站洪峰流量达100500立方米每秒，30天最大洪量1650亿立方米，是自1153年（宋绍兴二十三年）以来的最大洪水。
同年，长江中游洞庭湖和汉江也发生了较大洪水，洪水在宜昌至汉口之间大量决口分洪，圩堤普遍溃决，荆江大堤虽未决口，但监利以下荆江北岸堤防多处溃决，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一片汪洋，南岸松滋县庞家湾黄家埠溃堤，形成了今日的松滋河分流入洞庭湖的通道。
在湖泊洼地滞蓄情况下，汉口站实测洪峰水位27.36m，洪峰流量66000立方米每秒。
1931年的长江大洪水，使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成为泽国。
（资料图片）1931年气候反常，长时间的降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
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八省灾情最重，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年。
该年长江流域汛期提前，中游两湖的湘江和赣江4月份就出现了全年最大洪水，上游氓江发生大洪水，干流寸滩站洪峰流量63600立方米每秒，宜昌站洪峰流量64600立方米每秒，沙市站最高水位43.85m，枝城站最大流量接近70000立方米每秒。
7月中旬，汉口站水位达26.93m时，丹水池堤防决口，汉口市区被淹。
上游大洪水来临以后，在沿江沿湖多处决口分洪的情况下，汉口站洪峰水位28.28m，洪峰流量59900立方米每秒。
汉口以上最大60天洪量为3302亿立方米，略小于1954年。
如果没有河湖溃口调蓄洪水，汉口站最大流量将达113000立方米，大大超过河道泄洪能力。
汉江历史大洪水
汉江历史大洪水汉江历史大洪水1、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公元1153年，长江爆发了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据忠县瓦渣地南宋水文石刻记载，当地的洪水位高达158米,有专家估算，对应宜昌站洪峰流量为94000m3/s,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特大洪水。
74年后，公元1227年，长江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再次爆发，据石刻记载比前次洪水还“高三尺许",我们估算当时宜昌站洪峰流量在100000m3/s左右。
据《宋史·高宗纪》载：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已卯，潼川大水。
九月甲午，赈潼川被水州县。
《宋史·五行志》载：绍兴二十三年，金堂县大水，漳州府江溢，浸城内外民庐。
明万历《合川志》载：绍兴二十三年，涪江决，州遭巨浸。
又据重庆市博物馆《川江洪水调查报告》，忠县东云乡长江岸石壁有两处宋代石刻，记述“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水泛涨。
”这是长江干流上发现最早的洪水题刻。
据洪痕实测，忠县洪峰水位为155.6米。
又据历史洪水调查，宜昌站洪峰水位为58.06米，推算流量为92800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为232.7亿立方米。
该年，长江上游干流沿线均为特大洪水，中下游有些支流也发生大水。
中游主要在沅江一带，下游主要在水阳江和太湖流域。
2、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1-115) 汉江洪水据《陕西通志》载：“万历十一年癸末夏四月，兴安州(今安康)猛雨数日，汉江溺溢，……全城淹没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
”《石泉县志》亦载：“四月大雨汉水溢，居民溺死无算。
”安康下游蜀河镇滨江山崖上洪水石刻记述：“万历十一年水至此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即6月12日)起。
”经估算，安康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为近900年来的最大洪水。
下游黄家港(集水面积95217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61000立方米每秒。
沿江千余公里所有城镇均遭受严重灾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汉江历史上少见。
安康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洪灾中，这次洪水冲毁老城，溺死5000余人，阖门全溺者、无考者未计算在内，是陕西历史上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灾，灾后被迫在城南赵台山下修建新城。
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姬霖;查小春【摘要】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alyzed the flood disasters impact on social econom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discussed the causes of flood disasters during this period.The results provided a reference to learn the occurrence rules of historical floods in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and provided a great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control and mitigate flood disasters and utilize water resources reasonably in Hanjiang Basin, eve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分析了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探讨了该时期洪涝灾害的成因，研究结果对正确认识汉江上游历史洪涝灾害的发生规律提供了参考，对汉江流域乃至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现代防洪减灾和水资源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期刊名称】《江西农业学报》【年(卷),期】2016(028)002【总页数】6页(P90-95)【关键词】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影响;成因【作者】姬霖;查小春【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S422近年来全球气候异常，各地频发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引起了地理学界和灾害学界的广泛关注[1-2]。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汉江历史大洪水汉江历史大洪水1、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公元1153年，长江爆发了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据忠县瓦渣地南宋水文石刻记载，当地的洪水位高达158米,有专家估算，对应宜昌站洪峰流量为94000m3/s,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特大洪水。
74年后，公元1227年，长江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再次爆发，据石刻记载比前次洪水还“高三尺许",我们估算当时宜昌站洪峰流量在100000m3/s左右。
据《宋史·高宗纪》载：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已卯，潼川大水。
九月甲午，赈潼川被水州县。
《宋史·五行志》载：绍兴二十三年，金堂县大水，漳州府江溢，浸城内外民庐。
明万历《合川志》载：绍兴二十三年，涪江决，州遭巨浸。
又据重庆市博物馆《川江洪水调查报告》，忠县东云乡长江岸石壁有两处宋代石刻，记述“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水泛涨。
”这是长江干流上发现最早的洪水题刻。
据洪痕实测，忠县洪峰水位为155.6米。
又据历史洪水调查，宜昌站洪峰水位为58.06米，推算流量为92800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为232.7亿立方米。
该年，长江上游干流沿线均为特大洪水，中下游有些支流也发生大水。
中游主要在沅江一带，下游主要在水阳江和太湖流域。
2、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1-115) 汉江洪水据《陕西通志》载：“万历十一年癸末夏四月，兴安州(今安康)猛雨数日，汉江溺溢，……全城淹没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
”《石泉县志》亦载：“四月大雨汉水溢，居民溺死无算。
”安康下游蜀河镇滨江山崖上洪水石刻记述：“万历十一年水至此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即6月12日)起。
”经估算，安康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为近900年来的最大洪水。
下游黄家港(集水面积95217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61000立方米每秒。
沿江千余公里所有城镇均遭受严重灾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汉江历史上少见。
安康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洪灾中，这次洪水冲毁老城，溺死5000余人，阖门全溺者、无考者未计算在内，是陕西历史上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灾，灾后被迫在城南赵台山下修建新城。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和四十五年（1706年），又迭遭洪水，被迫再次迁往新城，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才迁回老城，重建城堤，防范洪水。
民国10年（1921年）大水，“坐在城堤顶上可以洗脚”。
1949年陕西旬阳旬河和汉江的交汇处陕西旬阳旬河和汉江的交汇处大水，西关民房内洪水达1米深。
1965年和1974年老城东、西关均被水淹。
3、汉江上游7月31日特大洪水，安康站洪峰流量３１０００立方米／秒，约２００年一遇，淹没安康老城，死亡８７０人，经济损失５亿多元。
汉江由西向东横贯安康，从石泉到白河这一段共长330公里，经月河河口以下，自西折向东北，进入开阔的安康盆地，流程大约15公里，环抱了整个安康城区。
安康城周围并非只有这一条河。
南山的施家沟、陈家沟，城东还有一条比较大的黄洋河。
大大小小几条河、沟，“夹击”着安康城。
加上流经城区的汉江河段形势复杂，收缩变化剧烈，每逢夏秋暴雨，下游峡谷阻流，江水上溯回壅，洪水必然泛滥，致使安康城区背腹受袭，常常陷入汪洋。
记者查询了《安康地区志》、《安康县志》、《陕西省自然灾害史》、《安康日报》等史志报刊。
第一次明确文字记载安康遭受洪灾的，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天监元年（502），“汉水溢，县城居民避水赵台山”（今新城附近）。
其后，“自汉迄清两千余年，记大水者三十五次，全城沦陷者十余次，足见吾邑所处地势以水灾为最烈。
”据记载，北周天和四年（569），安康县城从江北的丘陵地带移建到汉江南岸，从此遭遇洪水十分频繁，平均隔上几十年，有时不过间隔了几年，大水必然陷城。
最惨的，当属明万历十一年（1583），全城灭顶。
《陕西省自然灾害史》记载，宋绍兴三年（1133），秋八月，“大水入城”。
到了明代，洪水尤为惨烈。
明永乐十四年（1416），五月，“汉水涨溢，淹没州城，公私庐舍无存者。
”而明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的洪灾，至今是安康洪灾最惨的一次。
“兴安州雹如鸡卵，猛雨数日，汉水涨溢，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舍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全家淹死无殓者甚多。
”这次洪水与1983年最高洪水位相当，直抵南山脚下，也到了今天安康新城北门口下。
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移民定居，安康城区的人口迅速增长，而不断到来的洪水，更是涂炭生灵。
清顺治四年（1647），人们在经历了上一次的水灾后迁回旧城，结果当年又遇上一次大水，“淹没州境田舍人畜”。
到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汉水溢城”。
雍正二年（1724），“汉水暴涨，冲入兴安州城。
”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这场水灾来势凶猛，志书记载颇为详尽：“是年闰五月暴雨连晨，汉江泛涨，诸堤既有倾塌，初五日大水入城，小北门地形微低，初九日黎明水遂冲门倒灌，陡成泽国，是夜水势渐退，而堤内之水反限于堤而不能出，次日直决东关北之惠壑堤，势连激箭，声如奔雷，冲刷之深遂与河底等。
”民国十年（1921），暴涨的汉江洪水，使得人们从船上可以直接登上城堤。
曾在安康驻站多年的陕西日报老记者元树德记得，1974年的一次涨水，“可以坐在堤上洗脚”。
【安康水灾三十年·反思】一条大河与一座城市的千年纠葛1983年水毁前的安康城全景吴定国摄千百年来，人们在避水、近水间反复2013年5月，西安。
作家和谷回忆起20多年前采访安康水灾的往事，说，千百年来，安康人与汉江利害相连，值得琢磨：水来了，人们就退到山下；水退了，就又回到江边。
当年，和谷在创作报告文学《安康城沉浮记》时，查阅了大量安康洪水的历史资料。
据《安康县志》记载，明万历十一年（1583）洪灾以前，安康仅有地势低洼的老城一座城池。
这一年遭遇灭顶之灾后，“翌年，分守道刘致中在老城南赵台山下创建新城。
”赵台山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土山，南接文武两峰，北连老城，从此，安康就有了新、老两座城池——其实现在看来都有了些年头。
新城略呈梯形，东西南北各有一门（现仅存北门）。
安康文庙就在北门里附近，后来新城就成了安康文人的聚集地，新、老两城一文一商的特点也就明晰起来。
人们在新城避水半个多世纪，“距江偏远，诸多不便”，遂“复回旧城”。
“知州郑福号伯祥者，来守金州，相度形势，决定加高城墙，并于东、西两头筑堤，始有恵壑堤、白龙堤、长春堤、万春堤、西关北堤及北城墙等六道堤防工事。
”堤坝加高了，人们以为安全，再说洪水惨烈的记忆也渐渐淡去了，就又回到老城去住。
但再高的堤坝也挡不住如期而至的洪水，清代晚期不到40年间，汉江就爆发洪水4次——道光八年（1828），“水淹进城，淹死多人，将桥打断。
”道光十二年（1832），“大雨如注，江水泛滥，更兼东南施家沟、陈家沟、黄洋河水泛涨，围绕城墙，十四日水高数丈，由城直入，冲塌房屋，淹毙人口。
”咸丰二年（1852），“水决南门入城，庐舍坍塌无算，兵民溺死者三千多名。
”清同治六年（1867），“汉水泛滥，料木没半，秋霖雨。
八月十八，大水决东堤入城，民房官舍，冲毁殆尽。
”和谷说，为什么累遭洪水袭击，多次避居新城，但最终还是滨水的老城人口最多，商业也更发达。
原因很简单，也更值得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原安康县县长张子美老人回忆，国民党统治时期，安康几乎没有维修城堤的作为，抗战时期还在城堤挖过防空洞，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武斗中，人们在安康城堤上挖过不少掩体工事。
尤其是文革中，大规模的武斗对安康城堤的破坏更为严重。
据记载，武斗者挖毁、炸毁城堤道路8400平方米，使城堤完全丧失了防洪抗灾能力。
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城堤管理不严，有人在城堤边搭盖房子，要不然是修厕所、盖猪圈，随意拆除城砖，到洪水袭来时，情形可想而知：1983年这场洪灾，导致安康堤坝决口达12处，长达1450米，堤内外护坡坍塌27处，长达2700米……-------------------------------------------------------------黄万里教授以丹江口水库造成安康县城被淹的事实，来解释为什么三峡大坝永不可修的道理。
安康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丹江口大坝上游２００公里。
丹江口大坝坝顶标高海拔１６２米，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７米，安康县城的所有建筑都在丹江口水库的移民淹没线以上。
黄万里教授写道：人们不会忘记１９８１年７月四川洪水多么可怕，冲入（长江）干流约有２亿吨卵石，幻想三峡高坝蓄水后也许不至于造成堆石坝，不至于酿成灾害，那么长江的大支流汉水１９８３年７月安康的洪灾便是一个足以警告的先例。
汉水南岸安康县虽然地势低洼，但城内房屋总不至于在洪水位之下。
安康下游沿汉水约２００公里为丹江口水库，１９６９年完工。
安康以下河槽内卵石早已淤高。
且下游石梯一带为一峡谷直壁，宽仅１５０至２００米。
河床即高，峡谷又窄，洪水到来，自然水位自然抬高，原来测定的水位Ｈ——流量Ｑ关系不复适用。
即Ｈ——Ｑ线已被抬高。
洪水退时，石梯峡口沉积的卵石将陆续冲向峡口以下，慢慢地降低水位。
安康＂８３７＂洪水并非极大。
据实测资料８３年７月２７日至成灾日３１日安康以上流域平均降雨量见下表。
汉水水位涨势很猛。
加上其上游石泉水库原已蓄高达４０６至４０７米。
２８日曾开闸放水，３１日仍回升到４０７米。
８月１日１时安康最高洪痕２５９．４４米（笔者注；比丹江口水库正常蓄水位高出１０２．４４米），水位很快上涨了１９．４米，高出安康城堤１．５米，高出安康大桥南端桥面约２米．７月３１然１８时洪水开始破城进水，２０时就很快淹没了全城．一楼住的人未淹毙者奔向二楼，而三楼，最高爬上四楼顶的人还是淹死。
如此快地涨水高达１９．４米，显然是由于下游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经查询当地人民或谓淹死千人，或谓万人，惨绝人伦．安康以上汉水流域面积仅３８７００平方公里，已建有四个大坝，理应拦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游丹江口大坝与石梯峡谷之阻，使卵石沉积河槽而抬高洪水成灾．对比长江重庆，为害将数十倍于安康！安康以上流域五日降雨量７月２７日：１０．３毫米７月２８日：２７．９毫米７月２９日：３３．０毫米７月３０日：６７．７毫米７月３１日：２７．７毫米五日累积降雨量：１６６．６毫米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是这样记录这次洪水灾害的：汉江上游８月特大洪水，安康站洪峰流量３１０００立方米／秒，约２００年一遇，淹没安康老城，死亡８７０人，经济损失５亿多元。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安康县发生洪水时，位于湖北的丹江口大坝处却没有发生大洪水报告。
只是到了该年十月份上旬和中旬，汉江及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连降大雨暴雨，汉江出现两次较大洪水，丹江口水库超过水库运用以来的最高水位，洪水泄流量大大超过河道的宣泄能力，致使邓家垸、小江湖垸、杜家台三个分洪区相续分洪，长江出现三个洪峰，最高水位接近或超过１９５４年，武汉直接经济损失２．５５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