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与原因

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与原因刘爱梅2011-05-19摘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的分布与资源配置状况对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运用城市成本一收益、住序一规模分布、网络城市等理论，通过分析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经济总量、资源配置等数据，对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特征性事实做了概括总结，并从市场选择、政治制度、自然历史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原因，认为城市化的均衡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据此提出引导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规模，两极分化，协调发展，城市发展一、引言城市化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他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22亿，城镇化率为46.6%，我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也即所谓的诺瑟姆“S”型曲线的中期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各种发展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拉动了人们的住房需求，带来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通过城市的“规模经济”推动着城市的快速膨胀和经济的增长。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城市化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如果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大城市将拥有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资源，将对迁移人口形成更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将造成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大城市的城市化成本将不断增长；而中小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少，难以吸引到真正的优秀人才和企业项目，导致规模集聚效应难以发挥，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状况最终将损害经济的平稳运行。

目前，一线大城市房价高涨已经引起了国民的关注，也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警示，但遗憾的是部分学者仅仅认为，房价高涨是因为快速的城市化产生的刚性需求所致，而没有认识到房价高涨与目前城市规模的“两极分化”状况以及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相关。

如何促进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经济协调发展，进而降低大城市的城市化成本，推动经济由非均衡增长转向均衡增长，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

本文试图分析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和原因，为我国城市的协调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二、城市规模理论与评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最优城市规模的理论有以下三种：城市成本一收益理论、城市位序一规模理论和网络城市理论。

（一）城市成本一收益理论阿隆索提出了一个城市总成本一收益模型，认为城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前者呈递减趋势，后者呈递增趋势，两条边际曲线的交点即为最优城市规模点。

埃德尔（Edel）、安东尼和罗伯特（Anthony&Robert）、哈维（Harvey）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阿隆索的收益模型。

他们认为，城市的实际规模（城市均衡规模）是由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而最优规模是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

由于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分别处在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的上方，这说明，城市（特别是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存在一个内在的驱动力，使得城市的实际规模要大于它的最优规模。

亨德森（Henderson）认为，这个内在驱动力的实质是城市聚集经济。

迪朗东和普加（Duranton&Pu-ga）将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引入单中心城市增长模型，得出了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聚集经济关系表达式：N*=e／（1+2e）t，它表明最优城市规模N*与反映城市聚集成本的参数t（单位交通成本）成反比，与反映城市聚集收益的参数e（中间产品不变替代弹性的值）成正比。

因此，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聚集效应呈倒U字型关系。

（二）城市位序一规模分布理论城市位序一规模分布理论解释大城市的规模是不是过大，并反映城市体系等级结构的内在规律。

如果将城市从大到小按其规模排序，“位序一规模”法则的表达式为：R*P i q=K，式中R为城市位序，Pi为位序为R 的城市人口规模，K为首位城市人口数，q为分布指数。

q=1时，城市规模分布满足齐普夫定律；如果q>l，说明城市人口比较分散，高位次城市规模不很突出，中小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如果q<l，说明人口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大城市很突出，而中小规模城市不够发达。

q变小时，说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q变大时，则说明人口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多位经济学家对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实证研究。

严永涛、冯长春选择1994 -2004年中国城市规模位于前200位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借助于分形理论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的分布符合“位序一规模”法则，2000年之后城市规模的加速增长使城市发展表现出向高位次城市集聚的倾向。

近两年来，部分经济学者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城市规模集中度加强。

李震、杨永春根据齐普夫定律通过分析指数a值的大小发现：不同于当代发达国家的城市等级扁平化的趋势，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性仍处于逐年加强的趋势中，但这种加强的趋势有减弱的势头。

（三）网络城市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往往从单个城市的成本、收益来分析城市的最佳规模。

目前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分析城市规模不仅要从单个城市来看，更要从整个城市群、城市网络来看。

1990年代以来，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著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纳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藤田和克鲁格曼等人通过对1830 -1870年间美国城市的研究，发现美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城市形成了3个级别，并指出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是复杂体系自行组织的结果，并没有经过什么策划。

杨小凯和霍格宾在一个分权的分层网络框架中探讨了最优城市规模和城市层级问题，他们认为最优的城市层级是生产分工水平的增函数，是城市规模和交易效率的递减函数；分工水平提升将增加城市数量，城市规模越大，交易效率越高，城市数量就越少。

以上理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对影响城市规模因素的分析都颇具洞察力。

但是，不同经济学者对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十分迥异，城市规模的“理论解”与“实际解”也相去甚远。

克拉克（Clark）研究表明，最佳城市规模的人口在20万人左右；邓肯（Duncan）认为50万-100万的城市人口是最佳人口规模；1977年美国系统工程学家吉布森提出城市的最佳人口规模是80万-120万。

国内经济学家也对最佳城市规模进行了分析，王小鲁和夏小林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参考了新古典和内生增长模型，构造出了城市的规模成本一收益函数，得出人口100万-400万人的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

金相郁利用聚集经济方法与最小成本方法度量并比较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三个超大城市的最佳城市规模，得出三大直辖市的北京、天津、上海的最佳城市规模为1251. 714万人、951. 311万人、1795.516万人。

事实上，首先，城市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城市规模可以随着技术进步、交通设施改进、城市处理环境污染能力的增强，其城市规模的边界也在逐渐增大。

其次，城市规模往往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具有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其城市规模也会不同，比如我国北方地区普遍缺水，城市承载人口数量也少，城市规模普遍要小一些。

最佳城市规模至今难以“求解”，然而，人们并不能因此放弃对最佳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探究，在一定时期，城市规模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城市规模并不能“无限”地扩大。

三、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一）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化”与“过小化”并存从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来看，城市等级性逐步加强，“过大化”与“过小化”并存。

如表1所示，到2008年底，全国城市总数为655个（包括县级市但不包括县城），其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数为264个，20万-50万的城市数为151个，50万-100万的城市数为118个，100万-200万的城市数为81个，200万-400万的城市数为28个，400万以上的城市数为13个。

另外，全国1580个县城人口为1. 16亿人，县城建成区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县城人口不足10万，县城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在图1中可以看到，在我国金字塔型的城市规模结构中，位于塔底的城市数量多，人口规模小，塔腰部分即20万-4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较少，大部分县城城区人口不足20万；另一方面，部分一线城市人口规模近几年来迅速扩展，大城市人口规模目标屡设屡破。

200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2020）》，其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

而实际上，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726万。

目前，广州市人口已超过1400万，离该市15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已迫近“临界点”。

根据王小鲁、夏小林等国内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人口100万-400万的净规模收益最大。

我国部分城市人口规模小，不利于发挥城市规模集聚经济效益，而部分一线大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又带来城市交通拥挤、地价、房价飙升等问题。

表1：全国城市人口规模比较单位：个图1：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数量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

（二）城市间经济水平差距巨大从城市经济规模来看，一线城市的经济规模巨大，而广大中小城市的GDP总量不高。

截至2008年底，我国有13个城市市辖区人口超过400万（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深圳、沈阳、广州、西安、武汉、哈尔滨、成都），这13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6995.5亿元，占同期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强，全国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口（包括市辖县）为2. 4357亿人，约占当年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0%，GDP为120657亿元，占全国GDP总规模的五分之二强。

可以看出全国省会城市聚集了近一半的人口和财力。

从区域经济规模分布来看，全国经济发展又集中在东部三大城市群区域内。

2008年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 51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38.2%。

其中，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 5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0.0%；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9.1%；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9.1%。

（三）城市资源分布不均一是城市人口地域分布不平衡。

我国东南部人口密集，西北部人口稀少。

以我国东北的黑河和西南的腾冲为落点划线，“黑河一腾冲线”东南部面积占43%，人口占94.3%，西北部总面积占57%，人口占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