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上海人的生活

40年前上海人的生活
上海是文革重要根据地，又是张、王的基地，当时有“全国保上海”之说，主要指的是物质和物资供应。

另一方面，上海人出名的会精打细算，会巧作安排。

所以，表面看来，上海的情况相对于其它地方会好些，甚至好得多。

“绝对情况”，则可以通过下述具体事项知悉。

当时的月收入：
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

大学刚毕业：本科48。

5元，大专约42元。

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

实际上当时拿一百多的工人也不少，各个老厂都有，纱厂上年纪的女工，工资也在一百以上，但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私营厂定的工资。

这些老工人绝大部分解放后没有加过工资（到七十年代）。

上述资料说明了几个问题;
1、脑力劳动不被重视，到文革时已发展到薪酬部分倒挂，有个身边的例子：邻居两口子都是解放初工作的工人，工资70左右，丈夫考上了大学，带薪读书，（40多元/月）可毕业后工资反而比原来少了十来元，从此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2、56年全面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城市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到文革时已降至近乎无法维持劳动力
的简单再生产。

城市固然在用剪刀差剥夺农村，但城市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3、当时的制度是无法长期运转下去的。

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念叨的当时的退休劳保制度，是建立在后续劳动者成倍增加，平均工资急剧下降的基础上的。

到文革后期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不可能再成倍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平均工资也已降到了底。

而政府完全没有为劳动者储存下养老基金。

所以改革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1．“衣”
一般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

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一般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使用。

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可以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

“侨汇票”可以购买到工业品和一些市场紧缺物品。

单位、工厂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有：工作帽，工作大衣，套装工作服，围裙，棉纱手套，套鞋，毡皮靴。

不等。

不收布票和钞票。

“人造棉”布料可以不收布票，好看的就排队，售完为止。

“的确凉”（涤纶）布料，大概是按照其中含棉的比例凭布票供应。

零碎料子，会减收一点布票。

上海人说：“合算”。

玩笑说：某人长得高大，是“费布票”的料，不吃香。

被子的芯子，凭“棉花票”供应。

棉衣凭布票加“棉花票”供应。

当时上海流行穿中装棉衣，外面加“罩衫”。

男式“罩衫”蓝、灰两种颜色；女式“罩衫”可以花样多多，争奇斗艳。

曾经流行女同志把衬衫领子翻到“罩衫”领子外面，一来好看，二来保护棉袄领子。

天冷时，脖子上套上绒线领套或者围巾。

耳朵戴上耳朵套。

彩色被面、呢绒大衣、呢绒中山装、绒线、羊毛衫、牛皮皮鞋、套鞋、尼龙袜子、卡普龙袜子等等，凭“工业品票”供应。

“工业品票”的发放数量与工资收入“正相关”。

布鞋、棉鞋、布袜子凭布票供应。

有所谓“节约领”者，就是衬衫的“领头”，穿在里面反正看不见，可以省钱省布票。

又有所谓“765皮鞋”者，是猪皮制作，不须凭票，一般人买来上班，或者学生穿用。

“毛的确凉”裤子每条约20多元。

“棉的确凉”衬衫约10元。

牛皮皮鞋每双约20多元。

呢绒短大衣77元。

尼龙袜子2.5元。

羊毛围巾5－10元。

混纺围巾2－3元。

羊毛绒线20
多元一斤，混纺的10多元。

当时曾经流行“元宝针”厚毛衣，男式的，一件需耗费绒线2斤。

衬衫、夹克衫、卡其裤子等每件约10元。

棉袄约15－30元；罩衫约10多元。

2．“住”
本来打算按照“衣食住行”的顺序，但是，“食”最琐碎复杂，不如参照考试的办法，先把比较简单的题目做了。

先说“住房”，上海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包吃包撒，并非罕见。

一般情况，上海人多住在市区弄堂狭小拥挤的“石库门”房子。

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户”，就是最简易的小房屋，一般都是“私房”――国家不愿意接收这种简陋房屋。

典型的传统弄堂“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底层：有前门和后门。

前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4－6平方。

然后进入“客堂间”，约20－28平方不等。

一般比较阴暗潮湿。

再深入，经过楼梯和小卫生间，到达厨房，约6－8平方。

厨房有后门。

上一道楼梯，到达“亭子间”，约6－10平方，朝北，阴冷。

再上一道楼梯，到达二楼“房间”，面积与“客堂间”相等。

再上一道楼梯，就到了一个小晒台，也就是“亭子间”的房顶。

再上一道楼梯，是“三层阁楼”，三角斜顶，“老虎窗”，人能够站得直得面积大约12平方。

这样得房子，原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居住。

“客堂间”会客，二楼“房间”是卧室。

“亭子间”和“三层阁楼”堆放杂物。

结构和现在的“联体别墅”相仿。

解放前，“亭子间”往往就是许多穷文人租住的地方。

解放后，
一般这么一个房子会住进四家人，最多的听说有七家的（子女结婚“派生”而来，用“硬件”或者“软件”隔开）。

相对于“棚户”，这还算天堂了。

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户”区，谈恋爱都大大的有问题：女方家长一般都要极力反对。

当时人们说，你看到一位打扮时髦妖娆，举止似乎相当高傲的女孩子，很可能就是住在“棚户”区的，她一般不会让人知道自己住在那里，很可能吹牛说住在淮海路某公寓！于是，你在“石库门”房子的厨房，会看到好几套煤气灶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锁，怕邻居偷着用。

还有各自的点灯开关。

烧饭时候，抢占水斗洗菜淘米等，难免磕磕碰碰。

互不相让就会造成“邻里纠纷”。

再“升级”，找人来打架，砸东西。

“武斗”吃了亏的，可能会搞“阶级斗争”报复――举报对方平时的“反动言论”，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聚集（其实是来往亲戚），是“反革命地下黑俱乐部”等等。

由简单的“邻里纠纷”攘成大祸的，并不少见。

当然，邻居的主流，还是互相帮助，互通有无。

邻居有当医生的，当老师的，卖肉的，卖衣服的。

都可以沾光。

自然，你也得巴结着他们。

一般的，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搞好关系。

如今，人们住上了独立式的高楼大厦，怀念“石库门”房子的邻里热闹，自然就“过滤”了当时那些不方便的甚至痛苦的回忆，这也是人情之常。

不过，怀念归怀念，任谁也不会真正要“回去”。

住房困难，青年男女的约会，一般是“看电影”。

当然醉翁之意，不是要瞻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胡子啦。

省钱的方式，是逛马路。

再要省脚力，就是到外滩的凳子上坐着谈恋爱――那是上海著名座无虚席的“情人角”。

一般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每张凳子上背靠背坐上两对。

于是有传说，最后的结果，有对角线交错了谈成功的。

这个当然很难排除，不过怕是想象力的成果居多。

恋爱成熟要结婚，是单位负责分配房子。

一般，单位先调查男女双方原来居住的房屋面积。

如果比较宽敞，不予分配。

但可以出证明，让房管所帮助“间隔”分开。

如果具备条件可以分配到一间8平方的“亭子间”作为婚房，就可以拥拥挤挤放进一套新家具和箱笼、缝纫机、马桶等物，床上堆叠摆放10－20床五颜六色的被子。

当时算是十分荣耀，万分幸福的了。

新婚之夜，洞房里的活计，首先要大费力气的，是把床上这堆被子搬开摆放到地板、沙发等合适的地方。

大街上常见的是“房屋交换广告”。

有意图牺牲地段换取较大面积的，比如有子女要结婚。

有以一换二，方便分家的。

不一而足。

如果认得“房管所”有权的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越换越好。

“寻租”，绝非自市场经济始。

3．“行”
先说市内公交。

公交一般分段计费，大致每4个站为一段。

当时上海有三种：
有轨电车，线路不太多，比较慢，但路线都是重要干线，比
如1路车，由静安寺穿越整条南京路到虹口公园；8路车，由东新桥（广东路――浙江中路，靠近南京东路）经过秦皇岛轮船码头（往大连、青岛）到杨树浦底；而且价格便宜：3分，6分，9分，12分。

无轨电车，4分，7分，10分，15分。

公共汽车，5分，10分，15分，20分（这么长的线路不多）。

上海人比较精打细算，一般会前面走一站，下车后再走一站，省下一段的票价。

现在听起来，就3分钱，太可笑了吧？昨天我去买菜，给两个5分的硬币凑一毛钱，人家还拒收呢。

可是在当时，省这几分钱乃是上海人的共同实践，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上海人特别“抠门”，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啊！我们知道，当时工资收入的“流行配置”乃是36元！中老年人，家庭负担重的，还有不少是起早摸黑，步行一小时上班的。

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省钱。

说到公共汽车，上班的人不少有月票，每月6元（单位根据上班路程远近给部分补贴），上车出示一下就行。

有月票的人当然就不必考虑“省下一段的票价”，他们会想法尽量乘得离家更近少走路。

但是如果用自行车上班，就不会有月票。

当时自然没有出租车扬招。

要车可以打电话预订，但一般视为奢侈，病人出院都不会叫车，只有产妇抱小孩回家，不愿吹着冷风，才可能会叫车，这种情况，邻居也能理解。

结婚，是绝对不敢叫车的！其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人力三轮车。

再要省钱，单位或者什么地方借来“黄鱼车”（人力三轮运货车）用用也是有的。

再其次，就是自行车带人了――警察要管的，最多带一段，下来走一段。

过年的时候，一部自行车上面载着一家三口（一个小小孩子），车头挂着一盒大蛋糕，走亲戚，乃是当年上海的流行一景。

当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

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致是150――180元，凭票供应。

这个价钱，对比收入，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每天上班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揩拭宝车的，所在多有。

这样的男人，你让他为自己的小孩洗澡他还绝对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细致呢。

还有自我规定下雨不骑的――不是怕危险，是爱护自行车。

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主要是有“外汇”收入的）会拥有机器脚踏两用车。

轻骑牌或者上海牌，大约每辆600――800元。

相对而言，其稀有和威风的程度，自然远胜过如今拥有大奔和宝马汽车！市外的出行，主要是火车。

上海到苏州，90公里，慢车票价1。

2元。

车行2小时，平均5分钟停一站。

要乘快车，是以慢车票价1。

2元为基础，加“加快费”0。

6元（另外再给一张票），车行1小时左右。

上海到西安，快车22元左右，车行约25小时。

以上说的都不是卧铺，而是硬座。

那年头，不少人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花去很多的钱，夫妻分居两地，探亲假以外再想团聚的；上山下乡回家探亲的（大部分家庭都会有）。

不少人会说：挣来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还哪有什么积蓄？轮船比火车便宜，但费时间比较多，也有“水陆联运”
的。

上海到大连的船票，5等（散席）约9。

3元，4等12元左右，大概是火车票的三分一。

4．“食”
这个实在牵涉太广，说来很难面面俱到，难免挂一漏万，看来要随时补充。

首先是粮食定量供应，一般每人每月27－31斤。

最近才听到说，当年全国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

“半两”的粮票用处甚多，可以买一根油条（据说当时全国最大的油条是武汉的，一根油条要收二两粮票）；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鸡粥（广东的朋友千万注意了：上海的“鸡粥”绝对不是广东的那种。

它只是一碗白粥，给浇上一点鸡酱油！当时每碗5分。

要吃鸡得另外买）；或者一块“奶油”蛋糕（其实是蛋白蛋糕）。

要购买米，光有粮票不行，还得带购粮证，到家里附近指定得粮店才能购买。

每人每月27－31斤得定量中，规定了供应大米和籼米的比例，这个比例每月在粮店公布。

粮食不够吃的，会把自家的大米定量让给别人，交换得到对方的粮票。

比如一斤大米可能掉换一斤半籼米。

基本上，一切点心类食品，包括饼干，都是要收粮票的。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

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了），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

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

而当时对于猪肉的这些“执行总裁”们，气
势之盛，也绝对不亚于水浒中的郑大官人！
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
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这也是合理的，因为熟肉经
过加工，售价里含有加工费，应该“折”成“净肉”收取肉票。

熟食店里的鸡头鸭脚不收票，可以买来下酒――如果经济许可的话。

当然，也可以托人到山东买来“便宜”的花生，炒炒下酒，但是香烟和老酒也都要票。

买鱼要鱼票；买蛋要蛋票，买豆制品要豆制品票。

只有蔬菜和酱菜不要票。

鸡鸭鹅每年大节日（春节，国庆？）供应一次。

按照户口分“大户”和“小户”，供应的份量不同。

每到这等时候，小菜场里半夜三点钟开始排队，也有用菜篮子当作人参加站队的。

要买到这个可怜的禽类过节，大致得花6－8小时，脚也要冻僵。

家中人多的，还可以替换。

排队过程中，当然争吵难免。

整个菜场人头潮涌，兴旺繁荣，谁能不过节？谁能不抓住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比较好地打打牙祭？这种肉食供应状况，终文革十年，还延伸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好转。

所以，一般人都识相，非不得已，绝不到别人家里吃饭。

然而，自家人就不同。

从外地回家，家长疼惜自己地孩子，往往把肉票用到刀口上。

看到大家都不去碰那肉，家长作主，用筷子夹了肉往归来团聚的孩子碗里拣，同时也不忘记拣给家中的小小孩――小孩子不懂事的，瞪着眼睛看，不能让他们向隅啊。

大人们自然都相让。

而外地归来团聚的孩子呢，长者赐，不敢
辞，嘴里含着肉也不知肉味，眼里噙着的泪水，禁不住滴落到喉咙里，倒是咸咸苦苦的。

这肉，是长亲和家人嘴巴里省下来让自己吃的啊，吃着，就有点像吃着亲人的肉――不是他们身上的肉，而是能够让他们身上长肉的“营养”物质。

多年以后，长亲墓木已拱。

当年“推食”时的慈爱笑容，伴随着血缘中的遗传信息，在后人的心底和身上，就一样留到了永远。

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

“女孩儿永远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不是“最小”，也要“偏怜”，更何况从小体弱多病，显得特别的娇。

尽管家境不大好，父亲兜里只要有点钱，会带上女儿，来到淮海西餐馆，叫个汤和牛排，坐在一旁看着女孩儿吃的甜。

终于，小女孩哭着撒娇：“爸爸，你不吃，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咱们就耗着”。

没有办法，爸爸老大不情愿地为自己叫了个汤，才看到孩子破涕为笑。

父亲去世多年后，当年这一顿顿的西餐，还老挂在女儿的嘴上，说个没完。

”当年的上海，逛街，逛公园，妻子给丈夫和孩子买冷饮，自己欣赏着亲人吃的；或者丈夫买了好吃的单给妻子和孩子品尝而自得其乐的，不在少数。

君子固穷，伤哉贫也！你没有任何办法改变自己的经济环境，别说努力了，要卖命也没有地方好卖（也有卖血的，自然得不偿失）。

想做生意？那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找死！上海人上班路远，中午一般都吃食堂。

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
会比外地好得多），但要交油票。

油票是每人每月半斤（也比不少地方多），到外地出差，要掉换全国粮票，也得按比例交油票。

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肚子里缺少“油水”，每月半斤油是不够用的，只好处处留心节省着用。

比如煎带鱼，锅子里只放一点点油，慢火，不时把锅子挪移，让油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

一位长亲说，她至今不舍得把用过的油倒掉，虽然现在这么点油实在值不了什么钱，比起倒掉的剩菜价值差远了。

这可能就是当年“油票”在潜意识中的影响。

食堂里一顿饭大概0.15――0.20元。

标准配置为：一块大排骨，0.1元，一盘素菜0.03元，一碗汤0.01元；米饭3两约0.05元。

客亦知乎“汤司令”否？“汤司令”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是国军将领。

他亮相时，卫兵喊：“汤司令到！”给人印象深刻。

而现行的“汤司令”们，则是男大当婚的小伙子，为了省钱，食堂里每顿只吃一碗汤（0.01元）下饭。

下班以后，还得自己动手，奋力打制结婚用的家具，营养和体力，自然都大大透支。

若干年后，听到时代精英“英年早逝”的报道，总不由想到“汤司令”，一声叹息。

说到营养，当时牛奶是凭医生证明订购，每天早上送来或者自取。

奶粉则凭婴儿出生证明。

看望病人，可以买听装“乐口福”，这是当时一种有点像阿华田的冲服饮品。

上海人走亲戚，看朋友，流行买“蛋糕”，有下列品种：“小方盒”，每盒一元。

一个半软硬板纸白色方盒子（价值一角），里面
可以放：一整块的方形素蛋糕，或者10个心形蛋糕；或者10块蛋白蛋糕；或者10块“干点”，如“椒盐袜底酥”之类。

方盒或者园盒整个奶油蛋糕，大小不等，价格不同。

过年用的，多数园形，直径较大，盒子也高。

水果蛋糕：这是一种高密度的蛋糕，咖啡色，很实在，油水也足，价钱最贵，形状像枕头面包，每个3――5元。

早餐。

一般都知道，上海人习惯吃泡饭，过饭的，可以是隔夜剩菜，或者酱菜。

有时想开荤，买两根油条（每根4分，粮票半两），煎开成段放碗里，加点酱油，一家人尝个鲜。

破费点，外面吃的，有：大饼：3分，甜的4分；糍饭团（里面包一根油条，加红糖粉少许）约一毛几分，按糍饭团的份量而异（1两，1两半，2两。

）；肉馒头5分；豆沙馒头5分；白馒头3分。

点心店里坐下来吃的，有：生煎馒头，每客4个，0.12元；咖喱牛羊肉汤：2角（清汤，无肉的5分）；大汤团，每个4分；煎锅贴；豆浆：淡浆3分；咸浆5分，甜浆5分。

小馄饨0.12元；大馄饨0.20元；阳春面8分（2两）；排骨面2毛。

热天供应冷面，清冷面，每两6分。

加浇头有各种品种，另计。

可以带走或买回家吃的――－糕团双酿团9分（里面包有酥糖盒豆沙两种馅子），黄团7分；豆沙条头糕6分；方糕5分。

小小孩总是嘴馋，母亲最会体谅，不时示意给孩子买块糕团。

买到家里，孩子一看，欢喜雀跃，父母看着，当然都笑得灿烂，甜到心底。

下面说说“糖烟酒”，当年，这是一个“系统”，
另一个类似的“系统”叫“五交化”，留待下文另说。

食糖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比较宽裕，因为亲邻常有买不完的，可以问人家要来买。

糖果凭证不凭票，前面注注兄已经说过好多。

一般的，有各种“什锦糖”，就是不同品种糖果的混合。

上海人最喜欢的，是到淮海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哈尔滨食品店买的糖果。

该店是上海糖果西点“第一块牌子”，前店后厂，食品都是自己制造，很有特色。

路过“哈尔滨”附近，远远就能闻到香甜的气味，是挡不住的诱惑，脚，会很自然地迈进去。

哈尔滨的蛋糕、西点、巧克力、糖果，都有本店牌子的包装，糖果的纸头也书明“哈尔滨”字样。

吃起来，和市面上的“大路货”有明显的不同，高下立判。

价钱，也就稍稍贵一点点。

那年头，任谁也不敢“脱离工农兵广大群众”啊。

从这里的跟帖惊喜地发现，竟然还有这么多大白兔奶糖的同好。

我本人是每年过年必买的。

香烟是每户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不同。

一般是：高端：牡丹、上海选一包，都是0.50元；中端2－3包：可选大前门、光荣。

大前门三角七分，有锡纸的0.39元；光荣三角四分，有锡纸的0.36元；低端：飞马两角八分，有锡纸的0.30元。

海鸥0.32元。

可能免票的：劳动0.19元；勇士0.13元；经济0.08元。

免票的香烟可以拆零供应。

比如给一分钱，拿一支“劳动”。

中华牌香烟一般节日才“放”出。

有三种，最贵的一种1.35元，最便宜的0.70元。

一般的零拷酒有时也不须凭票。

节日市场的长白山
葡萄酒之类，大多敞开供应。

瓶装上海牌啤酒，有黄啤酒和黑啤酒两种，是按户凭证供应的，每瓶一毛多钱。

散装生啤每斤几分钱，有时排队买。

关于“食”，最后说说水果。

水果大致总是凭证限量的。

当时不少人都会有一个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水果吃个够！直到文革后期，水果店有厄瓜多尔香蕉敞开供应。

不过这种香蕉个头大，卖相好，价钱也高些，没有香味，中看不中吃。

大体说来，当时上海的食品供应，都是凭票或者凭证。

比如糖果，尽管有充足的货源，但还是凭证。

我猜测是怕大量外流吧。

应该说，从外地走进上海，到南京路看看，还是会觉得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的。

一打听，才知道这也凭票那也凭证，有钱也不能买。

不时会有重要外宾到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参观。

一般都安排好要参观的市场。

这里面鱼、肉、水产、蔬菜自然供应充足，顾客不多，购物者也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假装挑选购买，事后再退还市场。

一般上海人都“懂经”“识相”，哪敢去买？甚至走近市场门口就有人出来“挡驾”了，弄不好还得担心事后会不会遭受“调查”。

关于当年这种“市场秀”，台湾著名女作家陈若曦于文革后写过一篇短篇，描写生动真切。

陈若曦于1965年随丈夫从美国到南京大学工作，好像是1968年离开的。

文革后，她写过有关文革的短篇小说集《尹县长》，起初被认为是“反动小说”。

后来她回国访问，受到胡耀邦总书记亲切接见，耀邦同志当场赞扬《尹县长》写得好，反映的是真
实情况。

关于“食”，拉拉杂杂就说这些了。

5．其它用品
日用品的品类纷繁，不胜枚举，就能够想到的言之，洗衣肥皂，是每人每月半块，洗衣粉好像是每户两袋；香皂凭证每户每月两块。

另外，草纸，卫生纸、牙膏也是凭证限量供应。

沪产自行车的顶峰是永久13型，这是文革前就有的产品，
用锰钢制造的车架（据说因此曾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车
身轻而结实，踏起来明显的感到轻快不费劲。

后来的凤凰14型、18型；永久17型，都是13型的滥觞，售价均在170
－180元左右。

其它还有普通“蝴蝶头”26寸男女跑车；双管加固“支农型”28寸重型自行车等，都在150－160元左右。

看似价格差别不大，但因为凭票，搞到票子就不容易，可不由你选择。

于是人们“自行组装”。

一般都是到虹口的虬江路（四川北路口）市场淘零部件，逐步收集。

那里永远热闹非凡，许多人互通有无，交换部件。

零件齐备，组装成功，需要携带主要部件的发票去“上牌”，然后才能上路。

组装车比
整车大概便宜20－30元，但关键是不要“票”。

缝纫机大约和自行车同价，每台约150元，凭票。

国产手表的价格，大概从80元到120元，按钻数（17钻；21钻）、半钢全钢、防水防震等不同功能配置不同。

进口手表售价最低者为英纳格，165元左右。

其它如梅花、奥米加等，再加上日历、“双历”
等等，就是300元以上了。

进口手表是部队官兵、野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