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民国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图书馆，其前身是京师图书馆，发展自中国500多年前的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其珍藏了许多稀世罕见的典籍，其中有极少数还可以追溯到13世纪南宋宫廷中的藏本，有不少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1928年，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将北京改为北平，同时将国立京师图书馆改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当时南京政府下设了大学院主管当时的教育及文化，并下令发布将京师图书馆改为北平图书馆。

1931年前后北平国立图书馆的建设有着较快的发展。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华北的许多图书馆都被日军掳去，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图书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当时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如一是将部分珍贵藏书分批托运到国内的不同地点；二是增加馆藏的数量及种类；三是开设相关的馆务工作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保护国立北平图书馆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保护有着良好的效果。

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北平图书馆对其建设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及价值。

一、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是京师图书馆，是清朝宣统元年，学部依据当时奏折，特别划拨图书给京师图书馆，以提供给士族阶层细心研读。

这说明当时京师图书馆早已经获得批准。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将北京改为北平，且当时在1925年中国教育文化基金开办的北京图书馆也因为不能使用北京这个词，而改名北海图书馆。

在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大学院曾翻出历史旧案，想将北平图书馆归入北海图书馆。

当时的北平国立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极力主张不适合并入的相关理由。

他们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以前，是当时中国最为悠久的图书馆，合并以后则会出现倒置的现象，同时该馆还在使用中美教育基金的赞助，并受其监督，且图书馆董事会中有美国人，支配权并不在政府之手。

由于当时受到五位筹委会委员的阻止，最终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入北海图书馆的议题被搁置起来。

1930年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了第九十一号令，核准了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草案及相应的组织纲要。

该条令称：“教育部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所管辖的北海图书馆，统一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经过了董事会有关两馆合并的相关决议，即按照办法的第二项来制订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的组织纲要及实施办法，并经教育部呈请行政院审核、鉴定及备案。

”这标志着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发文建立，到了1931年5月份，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合并成功，并建立了新馆[1]33—35。

同年6月份，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了第九百八十四号令，差遣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代表教育部参加国立北平图书馆落成的开馆盛典。

6月底，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正式落成，且开馆仪式也按时举行，这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二次开馆。

二、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设1928年7月份，京师图书馆正式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时，居仁堂也一并划拨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且受大学院管辖。

1929年8月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图书及设备一并交给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直到1931年6月份国立北平图书馆落成。

一直到解放战争前夕，国民政府还奖励著名学者傅增湘向北平图书馆赠书的举措。

因此，这些就足以说明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仍然直属于教育部，其本质上就是国家图书馆。

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并担负着国家图书馆的职责。

首先，需要建立国家图书总库，这就需要搜集当时中国的全部出版物，同时也需要政府建立相应的法律规定，将全国各级出版社将自己正式出版物中等份数统一交付给国家图书馆，以便建立国家图书总库。

但是在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来又建立中央图书馆，所以在新出版图书的交付上有着一定改变。

但当时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委员会委员极力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致函，要求将各地馆藏图书交送北平图书馆。

教育部在没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的情况下，暂时允许国立北平图书馆征集各地的新出图书，另外，还不得不应允将划拨及借调教育部代管的部分中央图书馆藏书。

同时，还分别将各级省政府及教育厅、局上缴的新出版图书一并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并代中央图书馆保管。

这就说明了，民国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仍在享有接受全国各地新图书的权利，也即实施着国家图书馆的权利，上述文件也说明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很早就享有国家图书馆的地位、尊严[2]36—38。

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北方的形势空前严峻，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1935年1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召开了委员会第21次会议，并决议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贵重书籍转寄到安全地方，西方方面的书籍可以暂缓挪动。

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了减少书籍的损失，将其大量的珍贵图书分批次转存到不同地点，这些都可以从当时各个地方所开具的收条知晓。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及文化机构的西迁，大量的文人开始研究中国西南文献。

西迁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利用西南地区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制订了该馆在云南开展搜索西南文献的工作。

到了1938年3月份召开的馆务会议，研究决定征购西南文献，同时在实践中收获颇丰，特别是在图画、文字等方面，有东巴经四千多册，这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三、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发展自从京师图书馆开办以来，其馆藏就逐步在增加，仅1931年到1932年，一年间就大量购进了经、史、子、集等古代著名典籍，其中还有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图书一千三百多种，一万四千多册。

另外，还有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的图书五百多种，六千多册。

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十分丰富，特别是在中国古籍、善本等方面享誉海内外。

1933年初，为了保护珍贵的馆藏资源，国立北平图书馆针对当时的形势及政治环境，迅速、果断地作出了将国立北平图书馆部分书籍转存到安全地点的决定，其中就包括善本中的罕见传本、方志稀见件、四库罕传之本等等。

随后便将这些罕见图书逐一1931年6月25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主持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典礼并出任馆长。

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李燮慧dang'ansuyuan·档案·溯源45兰台世界2012·11月上旬贴上封条，并由装箱人及当时主要图书馆领导负责签名，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胡适、副馆长袁同礼等[3]78—80。

1933年4月份，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九次委员会又决定在新装图书外，另装一百箱送到全国各地的安全地方保管。

1933年5月份，国民政府教育部又电令国立北平图书馆领导将内阁清学部藏书中的精本送往南方安全保管，以防不虞为要。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的民间的私藏图书流入到了市面中，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了保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决定开始广泛的收购工作。

另外，图书馆中的西方文化科技方面的书籍也有了一定量的扩充。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有北平及昆明两个大的部门，其中又设有多个办事处。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被日本占有，同年9月，临时组建的大学在湖南长沙开始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这一方式符合了当时抗战的需要[4]97—100。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当时时局动乱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图书馆的扩充与发展。

首先表现在其对抗日史料的搜集方面，国立北平图书馆非常重视对抗战文献的搜集，以准备对将来国史的采择及战后的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研究及参考。

因此，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9年初期开始组建中日战争日料搜集会，并相互分摊了各自的任务。

其采集的性质内容丰富，范围广泛。

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还与当时的延安解放社、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等共产党的文化机关积极联系，并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冒着危险对当时的沦陷区进行了相关的资料搜集，其中就包括日本的刊物及文件，甚至居住证、通行证、布告等收集后一起转往昆明。

在结果上，其中就昆明一个而言，就有书籍五千多种，六千多册。

同时，国外的各种交换局转寄到国内的各种书籍及刊物也大大丰富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藏。

参考文献[1]李致忠.北京图书馆的历史沿革与历史定位[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3）.[2]翟志宏.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危机应对[J].世界史研究,2009（20）.[3]魏训田.抗战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聚散考略[J].德州学院学报,2004（2）.[4]黄少明.民国时期国立图书馆之双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5）.★作者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贵州山地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孕育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女红文化便是其中最古老、最具文化内涵和精神象征的符号和记忆。

一、女红技艺的起源可以通过历史考察来认识女红技艺的起源。

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工具的发明和材料的利用。

工具是技艺发展的见证。

最早的缝补工具是骨针，作为这项技艺最原始的工具，可以追溯到考古学家1930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第一枚骨针，迄今已有一万八千年。

探讨女红技艺在贵州的源头，仍要依靠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1964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黔西观音洞，后来又发现盘县大洞、桐梓岩灰洞、硝灰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骨制的磨制工具，证明西南各民族祖先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曾生息繁衍几十万年。

维系这种悠久的集体生活的主要原因，是由技艺的发明和创新来实现的。

正如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的：“区分社会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技艺来区分，甚至技艺功能的繁衍和保持都是历史性的。

”据史记载，在旧石器时代，苗族的祖先盘瓠“其毛五彩”，其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开始使用天然的树皮、树叶、兽皮、草条和动物羽毛，通过简单的编织来遮体避寒。

如果这种简单的编织可以算作服饰制作技艺的源头，那么当时贵州人类懂得使用草木兽皮等用于结节、编织，便可以算作贵州女红技艺的最早起源。

这种服饰制作技艺作为最早的人类智慧活动在贵州产生和发展的情况，在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得到考证。

纺轮，是古代妇女常用的纺线工具，也是原始女红技艺出现的重要证据。

目前贵州考古出土最早的纺轮，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

2005年在贵州六枝特区岩脚镇老坡底遗址群，发现了用动物骨骼加工做成的骨纺轮；在沿河县小河口和平坝飞虎山两处遗址中，出土了石制的石纺轮。

之后在贵州赫章可乐战国秦汉墓中又出土了有两个中心穿孔的陶纺轮。

学者宋世伸研究后认为这是夜郎境内土著民族生产制作的遗物。

普安铜鼓山遗址、毕节青场瓦窑遗址中出土房屋遗址、灶及陶器等，证明夜郎时期已有生产活动。

纺轮的发现说明土著民族原始工具的发展情况，证明了古代通过纺轮这一小小的简单工具，实现了现代纺纱工艺的五大运动：喂给、牵伸、加捻、卷取、成形。

陶纺轮的发现是贵州原始先民农耕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之一，也是从事服饰制作活动以及女红技艺萌芽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