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收入差距的基本概念界定本文所指的收入并不仅限于人们的货币化、账面化收入，也包括人们的隐性收入如从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的利益等难以货币化账面化的收入。

由此可以引申出本文的收入差距的定义：在某一阶段、某个特定区域范围内，由于社会、经济及自然、历史等因素，造成了不同人之间显性收入及隐性收入等不同性质的收入所构成的总体收入不相同的现象，人与人总体收入之间的差距通常称为收入差距。

本文中所讨论的收入差距扩大指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人们的收入差距都有日渐扩大的趋势。

通常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最多只能说是对收入分布的平均程度的衡量，并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

因为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涉及的并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涉及到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各个方面，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量化的指标。

同时，虽然基尼系数并不能衡量非货币形式的收入，但是由于分析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基尼系数的高度代表性，所以基尼系数任然可以对收入差距的近似衡量指标。

二、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收入分配中明显存在着收入差距的拉大，这种收入差距不仅会因为存在量上是否适度，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会不同，而且在质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收入差距，其发生的影响也是根本不同的。

一种是伴随改革的深化，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带后富，逐步拉开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

这种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另一种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制度、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等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起着消极的负面影响。

下面主要就从消费增长、投资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三个方面分别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1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差距扩大，将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份额下降，从而直接减少他们的消费数量，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群众不满。

按照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决定消费最重要的变量是收入。

一般来说，家庭收入越高，消费支出就越大，但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的绝对量虽然在增加，增加的幅度却不断下降，即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带动平均消费递减。

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消费率的提高。

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社会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差别。

第二，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我国消费率增长缓慢，从而削弱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最终拉动左右。

如前面所示，收入差距扩大，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有限，绝大部分收入要么进行投资，要么进行储蓄；而中等收入及中等以下收入者，虽然有很大的消费欲求，但由于收入有限和负担太重，实际消费受到限制，并且他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从而使社会消费率增长缓慢。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延缓了我国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由于全国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高档消费品只能少数人消费，并且消费数量有限，大多数中低消费者不敢问津，最终也会抑制这种产品的生产；中档消费品的消费现在已经基本趋于饱和；低挡消费品也只有在其少数低收入者中消费，消费数量也很有限。

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出现断层，从而影响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2.2 收入差距扩大对投资增长的影响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对消费有影响，而且还对投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扩大对投资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差距扩大促进了传统投资模式的转变。

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金融资产向少数人积聚的分布格局，加速了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为居民投资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成为改变以政府为主的传统投资模式的重要驱动力。

第二，收入差距扩大使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居民投资来源于储蓄，储蓄又来源于收入。

如果社会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即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由于高收入阶层因为其消费倾向较低，故而其储蓄倾向较高。

这样一来，即使社会总收入没有变化，整个社会的储蓄倾向也提高，社会的储蓄额会因之增加。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的总储蓄额有增加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储蓄的增加一定会带来投资增加，因为社会的投资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是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间恶性循环效应的重要原因。

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差距的扩大，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间的循环效应，给未来低收入群体的构成埋下了伏笔。

目前，我国就业者的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愈发紧密，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差距已经拉开，而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

2.3 收入差距扩大对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收入差距扩大不仅通过消费和投资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也通过对外贸易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内需不足，从而引起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形成巨额贸易顺差。

由前面分析我们知道，收入差距扩大致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我国内需不足，迫使我国大量商品的销售全靠国际市场，使得出口增长十分迅速。

而占90%以上的中低收入者由于收入有限，极大的限制了我国的进口，导致进口增长速度很慢，形成巨额贸易顺差。

第二，收入差距扩大通过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导致外贸结构的不平衡发展。

从前面我们得知，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我国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低收入者多、中等收入者少、高收入者小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并且收入差距扩大，影响了许多产品的发展与升级，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得不到合理的调整。

产业结构的紊乱，必将使得各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进一步制约社会总消费的发展。

三、适当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3.1 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缩小收入差距的物质基础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强行实现收入均等化，而只能逐步的适当的缩小这种收入差距，其着力点就是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夯实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物质基础。

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只有“蛋糕”做大了，社会财富增长了，国家再分配的能力才能相应的提高，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因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发展中的差距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为缩小收入差距奠定物质基础。

蛋糕做大了，即使蛋糕分配比例不变，每个人获得的数量也会增加。

3.2 消除制度变迁导致的不平等因素，创造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要素分配是收入差距产生的一般基础，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通过要素分配这一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对要素分配制度进行完善，保证初次分配的合理和公平，是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控的首要任务。

其中最主要的是分配条件的公平和分配过程的公平。

第一、确保要素分配条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这要求规范非劳动力要素的初始占有。

既要防止已有的公有资产向部分个体的非法转移，又要杜绝部分个体通过非法渠道而进行的新生资产的积累。

在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同时，对其获取的非法财产也要坚决查处。

在保证非劳动力要素占有的性质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在数量上进行必要的调节，保证不同个体的非劳动力要素占有数量的相对公平。

第二、加大基础教育培训、增加人力资本初始培育的国家投资。

劳动力要素的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长期因素和主导因素。

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和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抑制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地区内部居民之间、不同地区居民之间和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都需要缩小劳动力要素人力资本的差别，而目前农村、西部落后地区的低人力资本劳动力要素恰恰缺乏这种教育投资的能力。

第三、完善价格机制，创造要素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过程公平。

尽快完善各种市场体系，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完善，继续推进生产要素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也要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而逐步完善。

3.3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再分配过程中的政策调节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现代政府，不仅能够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增长，而且能够促进收入差距的改善。

第一、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杜绝“寻租”现象发生。

“寻租”的根源，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分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遗留，并使政府权力演变成一种特殊的稀缺“要素”，通过市场方式获取“收入”。

所以，规避“寻租”，就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规范甚至减少和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职能，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对经济直接的不合理干预，从制度源头杜绝各种形式的“寻租”。

第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防止侵吞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改革中利益分配的失控及国有资产的流失，直接源于现代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不完善，而根源在于国有资产产权执行主体的不明确。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仍然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市场”。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排斥政府干预的体制，这一点很容易成为复归或强化旧体制的根据。

因此，宏观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4 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的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也是见效最快的手段。

尽管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的调节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但这一过程是相对较长的，以“注重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初次分配，短期内必然继续导致相当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差距仍须由再分配过程来调节。

同时，再分配过程也是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调节的重要手段。

因此，要充分发挥再分配过程的政策调节功能。

第一、健全税收体系，缓解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

健全税收体系，最基本的是切实建立公平的税负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为核心的多税种、立体式的税收调节体系。

第二、调整财政投资方向，扭转后发区位的要素占有劣势。

先发地区发展过程中在政府的财政转移和融资贷款等方面都有特殊的优惠，从另一方面讲，后发地区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目前国家财政转移的能力及融资方向的调控能力都大大增强，应该也必须对后发地区进行补偿性转移投资。

这种补偿性转移投资是实现落后地区优先的再次非均衡制度变迁的具体措施，通过加大对西部城市工业的投资、对农村非农产业的投资、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等，逐步改善后发地区的要素占有方面的劣势，使其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和相对优势的发展条件，进而促进收入水平的较快增长。

第三、建立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保障的实际需求者，特别是弱势群体，都有其利益相关者(如子女)，如果其保障需求得不到满足，其自身和利益相关者在新一轮的社会竞争中便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