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1)
梁启超《变法通议》
《诗》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 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日守古守 古，坐视其因循废驰，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日：“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日：“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 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 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 无辞焉。
论不变法之害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 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 择其肉而食矣。……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 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割我台湾也。《记》日：“不知来，视诸往。”又日： “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 如此也! ……法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 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天下之为说者，动日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日一 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 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 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 之为民害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 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 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 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 去就之间，其何择焉?
详细图解古籍版本作伪的手段
详细图解古籍版本作伪的手段我国雕板印刷，已有一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历代所雕印出版图籍，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随着雕板印刷事业的发展，书籍产生多种不同的版本，就是同一种书，根据社会需要也有重刻本，覆刻本，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初印本，后印本，修补本的区别。
因此，正确鉴定版本，识别刻印时代和真伪优劣极为重要。
制作伪本和制作伪书的原因不同，伪托古人著书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般来说有三类：一是社会原因，二是政治原因，三是好事者所为；版本作伪就不同了，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
不法书商利欲薰心是其根源。
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而且由于善本流传日稀，藏书家争相竞购，再加上附庸风雅者的推波助澜，以致旧日不法商人千方百计制作伪本，企图谋取暴利。
大致而言，伪本主要系伪宋本、元本，且其本身形态与旧本近似，具备一定条件。
作伪的具体手法，大致有抽除序跋题记、剜改伪造牌记、版心补印年号、割裂挖改文字、伪造名家印记及题跋、以残本节本充足本、剜去宋讳字末笔。
实际上，作伪手法是多方面的，尽管能够达到十分巧妙逼真的程度，却不可能无懈可击，许多作伪手法十分拙劣，所以只要鉴别者仔细作全面考察，不轻易放过可疑之处，任何伪本终究都会暴露出来的。
抽除序跋题记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作伪方法。
刊本书籍在书的前后都有序跋，或是在目录之后或卷末有题记，叙述刻书缘起及记载刊版年月。
作伪者每以其似宋或似元，于是或移去序跋，或剜除题记来冒充宋元版，最常见者如本馆所藏明王延图片覆刻宋本《史记》王氏题记每被剜除，以充宋刻，清代藏书家书目中所谓宋版史记，不乏王刻本。
剜改伪造牌记刻本中的牌记最为藏书家所取信，所以坊估往往剜改原书的木记，或另刻牌记，以冒充古本。
本馆所藏《尚书辑录纂注》，卷末原有牌记一行云:「至正甲午翠岩精舍新刊」。
而估人剜去「至正」二字（至正为元惠宗年号）改以墨笔填入「庆元」二字（庆元为宋宁宗年号），冒充南宋宁宗时刊本，殊不知作者为元人。
版本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上)
版本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上）黄永年先生一今天讲的是对中国古籍的版本鉴别。
此外上世纪的出版物以及外文原版书也都有版本问题，要讲得另请高明。
我这个人基本上是自学出身。
除抗战后期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吕诚之（思勉）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 四门课真正得益外，向顾颉刚师、童丕绳（书业）师学习也只是读了他们的著作。
而且他们都不以藏书著称，诚之师有的尽是常用书，颉刚师书多，也懂版本，但仍是实用的，连明版都很少。
所以我在版本上更是全无师承，这里只讲我自己如何自行学习、自行摸索而掌握了这门学问。
对大家是否都适用我不敢说，只能说是可借参考吧！二过去我常说懂版本能鉴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卖书的，一种是买书的，当然这书都是指的线装古籍。
最近想到还得加一种人即是在图书馆工作的，老一辈有赵蜚云（万里）先生、顾起潜（廷龙）先生，同一辈比我稍年长的有冀淑英大姊，自己都不藏书而成为版本专家，可惜他们都没有把经验写下来。
卖书的，我主要是指旧社会自己开旧书铺的。
他们一般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历大概相当于小学最多初中吧，十几岁时到旧书铺当学徒，老板也就是师傅教他们背《书目答问》，慢慢地训练他们收书卖书，满师后有的留下来当伙计，有的自行开店经营。
不论老板、学徒，都必须迫使自己学好这套鉴别本领，否则把明版书当宋版收进，宋版书当明版卖出，不上一年半载就得关门，学徒就卷铺盖。
解放后旧书业不久就合营国营，有一段情况似不甚理想，因为工资反正一个月就那么多，不钻研也可混日子。
这到改革开放后才有变化，现在又在出人材了。
这是大好事，否则经营古籍讲版本后继无人，可不得了！再讲买书的，这是指我这种买书的，过去有些大富翁怕不行。
他们是大资本家或大地主，钱多，买书即使贵了也无所渭，自己不懂还可请行家替他鉴定，自己的鉴别能力当然提不高。
只有我们这种钱不多又爱书的人，总想用很少的钱买到很好很名贵的书，这样鉴别版本的本领就越练越高强。
有时买起来像和书铺斗法似的，铺里没有看准，把好书当普通木子标了低价，我就不声不响地买下来，从书铺的行话讲他们就是“卖漏了”。
第二章 第四节 辨伪学
伪书的危害
一是进化系统紊乱。 二是社会背景混淆。
《西京杂记》为例晋人葛洪？西汉时刘歆？
三是事实是非倒置。书中有假，很足以淆乱是非。
司马光 《涑水记闻》？
四是由事实影响于道德及政治。
曹魏王肃《孔子家语》？
危害之一：进化系统紊乱
梁启超所说：‚打开最可靠的《汉书· 艺文志》，里 面载神农、黄帝时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于 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胜屈。要是那些书都 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进化原则，刚刚相 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中国 文明万年以前是黄金，千年以前是银，以后是铜， 渐渐地变成为白铁。若相信神农、黄帝的许多著作， 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 地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 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
二、伪书的出现
原因、时期
梁启超：‚‘好古’是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 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 以自重，此实为伪书发达之总原因。‛（《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 教材上提到10种原因。（329页） 梁启超提出6个时期。（322页）
作业
一、名词解释 1．辨伪；2.伪书；3.二重证据法（324页） 二、 1.列举唐宋明清各一部辨伪学方面的作者及 其代表作。（323页） 2.伪书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3.近代以来，在辨伪学理论构建方面其奠基 作用的学者是谁？其代表作有哪些？所提出 的辨伪理论包括哪些方面。 4.“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是现代哪一学派提 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谁？这一学说的意义
第4节章 辨伪学
一、辨伪的必要性（数量多、危害大）
二、伪书的出现（原因、时期）
解析梁启超辩伪学思想
解析梁启超辩伪学思想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广东新会人。
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涉及文史哲、教育、新闻、法律、伦理等。
同时他在辨伪学领域也取得了卓著成就，可以说是现代辨伪学的先行者。
梁启超的辨伪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等著作中。
《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谈到伪书的概念时，指出了辨伪的必要性，并提出辨伪的十二条公例[1]9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清代的古籍辨伪时，将伪书分为十类，并且提出了许多辨伪的方法[2]306，与前书相比较，辨伪的理论色彩就更加浓烈了。
一、善于继承并发展前人的辨伪理论成果中国古代辨伪学的实践经验丰富，但缺乏理论的总结，所以辨伪学理论并不发达。
明代胡应麟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第一个对辨伪理论进行探讨的人，梁启超的辨伪学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胡应麟的基础之上，但他对前者的辨伪学说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造性发展。
梁启超对胡应麟有着较高的评价，并且承认受到了他的影响，云：“晚明出了一位辨伪大师，叫做胡应麟，著了一部《四部正讹》。
宋濂的《诸子辨》不过是文集里的长篇文章，仍旧放在杂著之部，而且没有博辨群书的真伪，发明通用的方法，还不算专书。
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
”[3]41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梁启超的辨伪学理论体系。
1.详细剖析伪书的危害。
对于伪书的危害，梁启超说：“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
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
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
梁启超对于史料选择、真伪辨别方法总结（供喜读史书者参考）
梁启超对于史料选择、真伪辨别方法总结（供喜读史书者参考）这些方法只是梁启超的一家之言，有的史学家未必赞同，仅供喜读史书者参考。
个人觉得，在判断一个历史事实前，至少得先看看史料的可信程度、来源以及作者的立场，否则单纯拿着一条史料就轻易下结论，这就太不明智了。
1、对于同一历史事实，几部史料的记载相互矛盾的，以离史迹最先最近者为可信。
当时当地当局之人留下的史料，是第一等史料。
（此条也有例外。
比如发生在某历史事件后较近时间中一些散见的史料要慎用此法。
）不能因为史料同自己想证明的史实时间最近，就确定此条史料价值为高，具体还要看史料的性质、出处、立场等诸多要素。
2、灵活运用反正辨伪。
鉴别史料的误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例反证。
反证大多数时候不好举，但读者可以按照反证的方向去怀疑。
例如（只是举例，史实大家都知道）要证明“司马迁没有遭受宫刑”，最好的反证是其遭受了宫刑的证据，证据一时不好找，但至少可以从“司马迁遭受了宫刑”这个假设方向去怀疑。
一个怀疑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可以触类旁通，改变方向对史料大胆求证。
3、以年代为准多多收集旁证。
旁证肯定会收集到很多，这些史料可以进行联系、排比、相互印证，在不断地梳理之下，真相会逐渐浮现出来。
4、有些常识性的史料很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一提起长城，很多人都说是秦始皇修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确切。
所以一遇到所谓的常识，必然要先怀疑。
还有一种史料里的常识性错觉，是经过他人口述或笔记发生变质的，比如《左传》里泓、城濮、鞍等五大战，名曰大战，其实细究起来规模并不大，仅仅相当于两个村子的械斗。
5、“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这里有12个辨别伪书的原则和7个辨别伪事的原则：先说辨别伪书：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从无人引用而突然出现的，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然前代有著录，但久经散逸，突然冒出一本，篇数内容和旧本迥异，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管有没有旧本，如果今本来历不明，都不能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比如某书流经几人之手都有记载，那么突然出现一本书，上面有不属于流经的那几人的题撰，这本书的真实性是要打折扣的）；五、真书原本被前人引用过，有佐证，但今本在内容上与引用的内容不同，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所作”，但里面记载的事迹有一部分是发生在此人死后，那么此书要么全伪，要么半伪。
古籍辨伪的方法
古籍辨伪的方法古籍辨伪的方法用文献资料时，有一个对所读或所引用书籍鉴别真伪的问题。
特别是在众多的古代文献中，存在着一部分伪书。
辨伪的目的，在于恢复书的本来面目，以便更好的利用，而不是对伪书一概排斥，因为有些伪书同样具有文物考古的价值，如仿宋元本是较为珍贵的古籍版本。
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辨伪是阅读研究的第一步。
在阅读和研究之前做一些辨伪的工作，比如知道古籍有真伪之分，而阅读时取审慎态度，撰文时不引用伪书，或对引用伪书的情况加以说明。
总之，了解古籍辨伪的历史情况、态度、途径和方法等，都是必要的。
书籍的创始在文字发明之后，各时代因材料和装订形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到秦为简牍时期，秦至唐为卷轴时期，宋至清为册叶装时期。
简策是最古的书籍，久已失传，现在能见到的是出土的一些断简残篇，无法伪造。
卷轴书籍也早就绝迹，一般人很少能见到，伪造也很困难。
所以古书应以宋刻版书籍为最古，并以宋版书为最佳。
宋代刻版字迹清晰，没有错字、缺文；书写均出自名家之手，笔划粗细极有规律，其中精品有欧柳笔法；纸张质地均匀，墨色清润，印刷墨色恰到好处；即使纸着水湿，干燥后并无水印；书中格用单边，遇有宋代帝王的姓名，在印书之前每字均缺一笔，是为了避讳。
宋代以前传世之书，宋代刊行刻印了很多，后世再没有重刻，其中以佛教、医学两类居多。
宋刻版书籍中以活衬竹纸的质量最好，但存留下来的很少，极不易得到。
古籍辨伪的方法，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具体提出了8种方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总结出12条，都可参证。
一般来说，有下面几个简而易行的步骤：1.查阅历代书目，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就可能是伪书。
2.寻找各种旁证。
一部书写出后有没有人加以引用，后世有没有人发挥，如有，它可能是真的。
如果前人引用和现在的本子、文字有出入，现在的本子就值得怀疑了。
3.审核作品内容。
从作品内容看，如果书中所记之事和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就可能是伪作。
史料的溯源、辩真和证伪
史料的溯源、辩真和证伪——以“粜米资敌”为例(2009-09-27 10:22:26)转载标签：分类：掐架文化傅斯年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史学只是史料学”。
尽管这句曾引起种种误读，但历史的批判的史料学研究，是一切史学问题研究的起点。
而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 不同的层次和质量，不同的史料在反映历史事实的真实程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在错综复杂的史料面前，只有对严格区分不同的史料，仔细辨别真伪正误，方能谈论所谓的历史研究。
德国史学家伯恩海姆予1894年出版了《史学方法教科书》，把史料分为两组：(1)“残存物”；(2)“流传”。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中国史料的特点，并按照乌云毕力格教授提出的分类法将也将史料分为两类即“遗留性史料”和“记叙性史料”。
分别对应着“残存物”和“流传”。
所谓“遗留性史料”原属过去历史事物的一部分而遗留至今的、从其最初形成就不以讲授历史为目的，而是因别的功用性而形成的、给人们无意中提供可靠的历史信息和知识的那些史料，我们称之为“遗留性史料”。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明朝兵部塘报，它的功用性就是向当时的朝廷传递军情，而不是为了记录下某件事情供给后人查阅。
记录历史本不是他的功用，它们作史料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没有受到作者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倾向性的影响。
它们是历史的遗留，是相对可靠的史料。
“记述性史料”指专门以给世人讲授历史为目的，由一个或若干个有明确目的的作者(编者)创作的文献。
它们是对历史的记述，其中贯穿着作者的目的、立场、观点、感情以及编撰水平等众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确切的说是通过二次加工过后的史料，他的叙述往往会带着叙述者的情感、立场、道义上的倾向性。
按照上述的分类，我们对研究袁崇焕“粜米资敌”的史料也可以大致做一个梳理，第一类是“遗留性史料”，他包括蒙古文档，旧满洲档，明代兵部行稿塘报等。
剩下部分可归为“记叙性史料”，其中我们又可以继续分为三小类，第一小类是接近“遗留性史料”的“记叙性史料”。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一)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一)梁启超（1873一1929）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
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
如张心澄着《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
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
2]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
3]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一书，4]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
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
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
平反疑古辨伪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
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
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1924年春，梁先生着《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5]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化名人。
他的学问广博，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
在研究古书方面，梁启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提出了很多古书辨伪的方法和思路，成为了古书研究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方法平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注释法梁启超学识渊博，阅读过大量的古籍。
他将研究古书的方法总结为注释法，即先将原部分（即未确认内容）注释出来，再将所陈订的古籍中的对应部分与之核对，若相同则可证为其中的内容。
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丰富的古籍基础知识，自身水平和对文献的精準度要求很高。
梁启超在其著作《紫钗记外文校记》中，即使用了注释法，将所涉及到的外国文献用十种文字标注、解析和注释，最后完善校读版本，使研究者完全理解和掌握所研究的古籍内容。
二、辨章法古书繁多，许多篇章内容重复甚至抄袭，如何在众多篇章中辨认出真迹呢？梁启超提出了辨章法。
所谓辨章法，是指通过分析复制文献术语和描述，来比较不同材料中的内容异同，以此来鉴定出原有书籍的策略。
这一方法适用于语言、歴史著作等文献学研究领域，可以较好地从众多文献中辨别出正本和伪本。
梁启超在研究《小窗幽记》和《流月斋笔记》时，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通过细致的比较和分析，找出了其中的底稿，以及与其他文献的异同，从而得到了较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三、交叉校对法古籍研究的关键在于准确性。
如何确保文献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呢？梁启超提出了交叉校对法。
所谓交叉校对法，即将同一时期的多份拷贝材料对比，通过比较网，求异，不断纠正篇章中的错误，在此过程中修缮、完善原有书籍。
这种方法通过对手稿的分析、比对，找出对应的词句、字形、语言、文法等方面的異同之处，在遗漏、处理、欠缺部分进行补充修整，并从统计和整个部分去衡量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梁启超在研究《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就大量使用了交叉校对法，对同一时期各种版本材料进行对比，从而找出原有书籍的异同之处，并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众，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辨伪的方法
第二节：考辩伪书的方法一、前人对辨伪方法的总结：自先秦以来，许多学者曾提出过不少关于辨伪的见解，而较早阐述辨伪方法的当以朱熹所说最为具体。
他在《晦庵先生文集·答袁机仲》云：“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辨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
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臆度悬断之者也。
”所谓“义理之当否”即着重探讨作品思想内容，这是朱熹辨伪工作的显著特色。
如《初见秦》一篇，有人认为是属于《韩非子》中的。
但我们根据内容考校，《韩非子》中的《存韩》等篇目都显示了韩非子以保存韩国为念，而《初见秦》却是劝秦灭韩，这样就产生疑虑。
幸好有《国策》，使我们知道为张仪所作。
从作品内容、从理论角度来判断书籍的真伪，这就要求有较高的学术素养。
所谓“左验之异同而质之”即以审查其异同作为佐证，朱熹注意考证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时代、流传的情况、文章的体制、使用的词语等。
把历代古书考辩真伪的具体方法条理化、系统化，使之成为具有规律性的高度概括的方法论，当首推明代胡应麟，他在《四部正讹》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出辨伪的“八法”：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
这是说，碰上一本可疑的古书，先查看目录书《七略》，因为《七略》已经散失，所以我们只要查看保存其最完整的《汉书·艺文志》即可。
看其中是否著录过此书。
当然，这只是相对于西汉以前的书籍。
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
对于西汉以后的书，我们对其考辩的方法主要是检查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官修目录、私家藏书志，从目录上考辩其真伪。
如果此书《汉志》已著录，那它是什么时期佚失的？如果未著录，它又是什么时期出现的？这样，此书的流传，大体就可以清理出个头绪。
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从该书同时代的著作中考察该书称引他书，或者该书被其它书称引的情况。
这是从横向关系考察，通过比较同时代的语言风格，观其称述是否相符。
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
是指从前后不同的时代著作中考察该书转述他书或者被他书转述的情况。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2、其书前代虽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3、其中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不可轻信。
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得，早今本必伪。
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
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选择。
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书必伪。
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10、各时代之文体，多读书者自能知之，知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人据各方面资料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况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行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
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和鉴定，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梁启超《变法通议》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
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
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
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
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
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
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梁启超年谱长编》辨误一则
《梁启超年谱长编》辨误一则作者：李扬来源：《读书》2010年第10期前段时间翻阅《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145页),很关注其中梁氏对当时时局以及各种事件的看法。
其中梁氏对王国维之死的记述,也是学界经常引用的材料。
但书中提到两湖学人叶德辉与王葆心的遭际,前者还算准确,后者却失实。
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据长编记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先生与其女梁令娴等一书,告以王静安之死、自己病状及对时局态度:“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
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以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辱,卒致之死地。
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
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字焕彬、焕份,号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但随即返乡从事著述活动,在版本目录学等方面有着很多卓越的见解。
叶德辉是晚清民国湖南著名的地方豪绅,除讲学、著书以外还积极参与地方政务,在清末民初的改良变法及民主革命浪潮中一直站在当时革命势力的反面,被目为守旧派的典型。
叶德辉死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当时他散发攻击革命及其农民协会组织的对联,称“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横批为“斌尖卡傀”。
程千帆先生曾解读此对联,指出该联两句句首二字乃“农会”,咒骂当时的农民协会会员是杂种、畜生,横联四字意指“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其中古籍辨伪学尤为突出，争议最多，格局变化最巨。
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古籍辨伪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二十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古籍辨伪之风最盛，古籍也越辨越伪；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古籍考辨之学复炽，然古籍越辨越真。
从表面上看，这种前后变化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一大批青铜器和战国秦汉简策与帛书陆续出土，许多从前被认定为“伪书”的文献找到了更为古老的来源与根据，过去被判为“伪书”的证据一个一个被攻破。
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有了新的资料为一些上古文献提供了真确的依据，而在于过去判定它们为伪书的方法与理论本身就需要认真地加以检讨。
一、古籍辨伪学的概念直到现在，“古籍辨伪”这个概念都是相当含混的。
顾名思义，所谓“古籍辨伪”就是对古籍真伪的审查。
但是，“真”与“伪”都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古籍的实际情况是，“真”与“伪”是相对的，所涉及的面，也是比较广的。
古籍的“真”“伪”，有作者的问题，有成书年代的问题，有内容的问题，还有“真”与“伪”的程度问题。
或者作者伪，而成书年代不伪；或作者与成书年代不伪，但经过长期流传，内容已非原貌。
就程度而言，有小部分伪，有大部分伪，也有全伪。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作者的问题为例，张心澄在其著名的《伪书通考》里也提到了古书的作者问题有四种情形，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判别真伪的标准。
他认为：一、“古人不自著书”，如谓《管子》为管子一派人所作，则不伪；如“题为管夷吾所著，则成伪书矣”。
二、“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因此常无作者名，如果这类书题“文王作，周公作，孔子作，曾子作，一人题名，遂成定案，致使后人翻案，发生辨伪之事。
”三、“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如《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司马迁谓为左丘明著，于是就成了问题。
四、“书名非著者之名”，如《荀子》、《管子》皆书名，如谓作者为荀子、管子，也成了问题。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摘要】梁启超在《古书辨伪方法平议》中提出了一套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
他强调了考察书名和作者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够揭示出古书的来源和真实性。
他指出要审查内容和体例是否符合古书特点，来判断其真伪。
他强调考察时代背景和与其他古书的关联，以确定古书的地位。
他建议比较不同传世版本和历史记载，以验证古书的真实性。
他推崇重视学术评价，以确定古书的学术价值。
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方法严谨有效，对古书研究有启示作用，也对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指导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书名、作者、内容、体例、时代背景、传世版本、历史记载、学术评价、有效性、古书研究、启示、当代学术研究、指导意义。
1. 引言1.1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他在古书辨伪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一文中，梁启超系统地探讨了古书鉴别的方法和原则，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古书辨伪一直是古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探讨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梁启超从考察书名、作者、内容、体例、时代背景、传世版本、历史记载和学术评价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一套科学、系统的鉴别方法。
这些方法在古代学术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
梁启超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古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方法是研究古代文献和历史的重要工具，通过学习和借鉴他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开展古书研究工作，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
不仅对古代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也对当代学术研究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2. 正文2.1 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方法梁启超是一位著名的近现代学者，他在古书辨伪方法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梁启超认为，在鉴定古书真伪时，不能单凭一面之词，而应结合多方面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
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梁启超认为要考察古书的书名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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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1)
梁启超（1873一1929）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
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
如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
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
[2]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
[3]
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一书，[4]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
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
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
平反疑古辨伪所造成的冤假
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
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
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1924年春，梁先生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5]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其第四节《辨伪书》中梁先生总结出清儒辨伪的6条“重要方法”。
1927年2月至6月，梁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学期，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辑为一书。
[6]其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分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大项，提出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古今辨伪方法之大成。
下面，笔者就以梁先生此说为主，参以前两说，平议其是非短长，以为借鉴。
梁先生从传授统绪辨别古书真伪，第一条标准就是看旧志是
否著录。
他说：
我们除《汲冢书》以外，无论拿着一部什么古书，只要是在西汉以前的，应该以《汉志》有没有这部书名，做第一个标准。
若是没有，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
[7]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
西汉一代，勤求古书。
民间藏匿的书，都跑到皇帝的内府——中秘去了。
刘歆编校中秘之书，著于《七略》。
他认为假的而不忍割爱的则有之，有这部书而不著录的却没有。
我们想找三代先秦的书看，除了信《汉志》以外，别无可信。
所以凡刘歆所不见而数百年后忽又出现，万无此理。
[8]
其逻辑推导是：天下所传先秦、秦、汉书，尽藏于中秘，刘歆《七略》尽收中秘之书，《汉志》尽可代《七略》之功用，所以《汉志》未著录之书，“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
这一推理，其大前提根本不能成立。
余嘉锡《古书通例·案著录第一》云：
《七略》及《汉志》，皆有不著录之书也。
以班固本书之说推之，其故有三：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也。
《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云“世或有之”，明非秘府所有，“或有”者，如今人言版本学者所谓少见云耳。
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著于录。
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
《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
”夫礼仪律令，既藏于理官，则不与他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者同。
《后汉书·曹褒传》言“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固既深惜汉典之寝而不著，及亲得其书，乃不与刘向、扬雄、杜林书同入《艺文》者，盖班固作《志》，用《七略》之成例，《七录》不录国家官书，故不
得而入之也。
一则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也。
《七略》之作，由于奉诏校书，故当时人著作，成书较后者，皆不收入。
班固直录《七略》，新入者仅三家，刘向、扬雄，以大儒负盛名，杜林《仓颉训纂》，因其为小学书，家弦户诵，故破例收入，其余皆不甚留意。
《王莽传》之《乐经》，《律历志》之《三统历》，并不见录，他可知矣。
（刘向、扬雄书，所收亦尚未尽，《方言》是矣。
）《艺文志》于汉时书，不尽著于录，证之本书，章章可考。
其他古书，真出于西汉以前而不见于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
[9]
从出土材料的情况看，余说是确凿不移的。
著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先生通过字形的详细分析，认为其系春秋中期左右的作品，可谓的论。
[10]这十首石鼓诗，《汉志》、《隋志》皆无著录。
著名的楚帛书，有《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出于战国楚墓，此书也不见于《汉志》等史志目录。
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如《五行》（又称《德行》）、《二三子》、《要》、《缪和》、《昭力》、《五十二病方》诸种，皆未为《汉志》所著录。
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里，此类情况尚多。
如以是否见于《汉志》来判断真伪，上述出土佚
籍则皆为伪，岂不谬哉！所以，无论从文献还是从出土材料看，梁氏的这“第一个标准”就不能成立。
梁先生古书辨伪的第二个法门是：“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
[11]梁先生的这一判断，实质是假定后志的作者尽见流传于后世的前志著录之书并皆收录。
正因为是尽见著录，所以当“异本突出”，尽管前志已有著录，但后志不载，则定其为伪。
这一推论的前提同样成问题。
《隋书·经籍志序》云：
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
[12]
余嘉锡先生说：
既于旧录有所删去，则六朝以前古书为所刊落，不见于著录者，必甚多。
故为唐人所不满。
《旧唐书·马怀素传》言怀
素于开元初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以后著述，其数盈多。
《隋志》所书亦未详悉。
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证。
”……新、旧《唐志》所载隋以前书，多《隋志》所不著录或注为残缺亡佚者，则怀素所谓古书近出，阙而未编者也。
《旧唐志》本之毋炬《古今书录》，《新志》本之《四库书目》，二书皆修于开元时，正在怀素之后。
故其所录，当为可信。
而后来目录家之论古书者，或反以《隋志》不著录，至唐复出为可疑，其亦不考之甚矣！清章宗源尝作《隋志考证》，有王应麟之例，每类补入不著录之书。
今其全稿已佚，只存史部，就其书考之，几补六百一十九部，《志》注为梁有隋亡，或残缺者，尚不在此数。
推之经、子、集三部，至少当亦不下一千余种，亦可骇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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