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创新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

正如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不容臵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1．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1)积极的入世精神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

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

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

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

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2)强烈的道德色彩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无一不是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

(3)顽强的再生能力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

除了环境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4)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中和”思想突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的量的准确性；二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

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1)重道德而轻事功在德智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格远远要比知识重要。

在义利关系上，虽然也有“义以生利”的说法，但“何必曰利”的观念却是长期深植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

这种文化取向，造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而轻视实践，寻觅“良知”而鄙视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2)尚“义理”而鄙“艺器”儒家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人们认为“为道之学”可以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

中国的科学研究长期得不到鼓励，并只是掌握在一些“匠人”之手，因而总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

(3)法经典而薄今世，尊“往圣”而抑个性在文化学乃至科学方面，人们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而是对圣贤经传注、疏、训、考不绝。

这虽然也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看来绝难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使学术得不到突破性进展。

这种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1．儒家管理哲学孔子倡言“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

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

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

2．道家管理哲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

老子以独特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积极的哲学反思，并提出了统治者所需要的权谋和治术。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道”为中心，讲“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

道家认为，人们应按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界或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老子说：“道常无为。

”因此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通过“无为”的手段而最终实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

老子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

反之，如果管理者总是事必躬亲，最终必然会使自己眼光日渐短浅，既无法定下心来观察和分析事物，更无法使自己以超然的决策者身份，放手让下属去发挥。

3．法家管理哲学法家管理哲学以“法”为中心，讲“法、术、势”相结合，在管理的制度、方法和权威方面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法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特别强调管理制度的建设。

韩非子认为，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很少的，大多数君主都只是具有中等管理水平的人。

如果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实行法治，靠这些“中人”就能把国家管理好；但如果实行“人治”，则要等“千世”恐怕也难出现一位贤君。

为了使“法”的贯彻更加有效，管理者还要考虑到“势”和“术”，运用组织及环境因素，以强化领导者的权威。

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法家的精神就是不要把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英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即惟有健全合理的制度，才能为企业带来稳定性，并使企业持续成长。

二、儒家文化与东亚管理精神现代资本主义始于欧洲，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奇迹只有在西方才能出现。

然而，二战以后，先是日本，随后是中国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都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沿海地区，更是以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令世人刮目相看。

东亚的经济奇迹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无可臵疑的事实，人们开始反思东亚各国成功经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人们发现东亚各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人们开始用“儒家文化圈”来形容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正如新教伦理被认定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联一样，儒家文化亦被看做是东亚成功经验背后的文化底蕴，成为解释这一经济奇迹的有力论据。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席卷了以东亚为主，波及全球的广阔区域，使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

这一场金融危机激起了人们的疑虑，儒家文化真的是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原因吗?金融风暴是否意味着儒家文化走向了穷途末路?当种种疑问重新提出来以后，我们意识到，以更理性、更中立、更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儒家文化是一个必要的课题。

与东方文明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在中国和邻近的东亚各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塑造了东亚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也规范着东亚人民的言行举止和风俗习惯。

儒学内涵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特别是它饱含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

管理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经济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也不例外。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对人的精神风貌的塑造和改善。

这种思想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内涵的、世俗化的人生哲学，它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强调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管理者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被管理者应该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实现自我，从而达到上下同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努力。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东亚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具体起来，这种影响可作如下分析。

（一）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

儒家是重义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可见在义与利的权衡之中，儒家认为义应该首先被考虑，它是衡量利之取舍的标准，作为君子应该深明大义。

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

孔子也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他认为义可以产生利，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甚至将这条原则上升为为政治国的根本要义。

孔子自己亦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果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合平道义的话，即使是马车夫这样的低贱工作，他也会乐意去做。

可见孔子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大都坚持义利并举的原则。

真正成功和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价值观问题上从不会含糊，因为这关系着整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导向，是经营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追求利益之所以要符合仁义，是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

就是说，如果任由求利之心无限发展，不顾仁义道德，就会产生矛盾和不良后果。

比如一家大企业如果惟利是图，对小企业进行兼并压制和市场垄断，势必会引起小企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如果小企业反过来生产低劣产品假冒大企业的产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建立一种企业伦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总离不开义、利两途。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利益是调节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何必曰利”、“义以生利”的说法似平已经不合时宜。

但是不可忽视义在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应有的地位。

义说到底与利并无必然对立性，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

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整体的利应该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

从长远利益看，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企业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急功近利、见小利而忘大义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欲速反而不达。

“义以生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阐发。

（二）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从思想上看，儒家传统思想以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

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之中，“修身”是根本，修身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个人价值臵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

在这个系列中，群体利益为个体利益的参照系，要求各个社会成员自觉地通过道德修养提高思想觉悟，融个体于群体之中。

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

无论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还是以道事君，都是以其所认定的整个族类这一群体为价值取向。

对于管理者而言，孔子提出“修己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为目标，而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孔子指出仁人君子首先是不会犯上作乱的。

总之，个体被各种制度和规范制约在一定地位上，扮演着以执行义务为主的角色。

儒家这种群体至上、克已奉公的精神在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东亚，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家长式统治、群体主义或家族主义之类的名词。

无论用哪一种表述方式，它在管理中都表现为群体至上的伦理原则：重视群体(家族、企业)的和谐和安定，强调个人的成就依存于群体的兴旺，使员工相信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繁荣是紧密联系的，故必须忠于职守，努力工作。

西方一度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始终无法替代东方的群体主义精神。

在这里，对于个人，人们通常关心的不是他是谁而是他属于哪一个群体。

在东亚社会圈中，人们从小就受教育并培养出一种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形成一种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而这正是形成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关键，是激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