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作者：刘慧鑫来源：《档案天地》2010年第08期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经济的跳跃，伴随的无外是思想的开放和人们心境的凝聚，同样无外的是在每一次社会经济的活跃期，江水奔流，俱下中也有沙石或被称作灰度的东西，在这其中，规矩之外的想法和行为也同样成为一种市景。

随着时光流逝，便逐渐用一固定的词汇来描绘，这就是——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如果要推选一个最能展现改革开放历史进步的词语的话，理所应当首选“投机倒把”。

恐怕再没有哪个词语能像它这样把改革开放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了。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它逐渐被社会淘汰、法律修改、删除，成为真正的历史名词。

投机倒把，这种行为主要是指利用时机，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掺杂作假、操纵物价等不正当方式扰乱市场、牟取暴利的行为。

投机倒把罪，是指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了国家金融、外汇、金银、物资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非法从事工商业活动，扰乱国家金融和市场管理，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投机倒把的缘起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对“投机倒把”一词都不会陌生，这是一种人人皆知的可耻行为，即乘时机非法谋求个人私利。

投机倒把的范围，一般是由政府明文界定的，不同时期投机倒把的范围及含义也不同。

晚清、民国时期，对投机商人及各种投机行为都采取限制、取缔的政策。

清代刑律未定有投机倒把罪，只食盐应由官府专营，违反者以私盐罪科刑。

民国时期《刑法》，也未定有投机倒把罪，除仍颁行禁止私盐条例外，还公布一些工商法规，惩处违法者。

诸如民国27年(1938年)颁行的《非常时期违反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中，定有投机、操纵罪；民国30年的《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中，定有囤积居奇罪等。

民国32年5月，永安县商会会长邓炜光因囤积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据民国32～36年统计，福建法院系统就审结私盐和盐专卖案件1196件，违反粮食管理案件66件。

到了1948年，蒋经国管制经济，发起轰轰烈烈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打虎”活动，从而扯出了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居奇一案。

扬子公司的总经理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令侃成为蒋经国要惩办的“大老虎”。

由于蒋介石百般袒护，孔令侃离国赴美，蒋经国因管制经济失败被迫辞职。

可见那时候投机倒把活动猖獗到什么程度。

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夺取了政权。

建国之后，经济建设工作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理解则是完完全全的空白，于是我国基本上全盘照搬了苏联模式。

到1957年，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系。

这种经济体系，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贸易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

产品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产品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政府计划转到别人手里，不是由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商人之间、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交换变成商品。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切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油料、鸡蛋、猪肉，甚至连火柴、肥皂这些生活用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的。

买卖行为与其说是买卖，倒不如说是一种领取行为，因为人们拿着政府发给的钱票和其他票证，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数量购买，多一点都不行。

这样的经济制度是为了保证每个普通人都能够享受到最起码的生活物资。

在这种经济情况下，社会自然不能容许有投机行为的存在。

国家为了保证物资的计划供应，稳定人民生产生活需要，下大力打击投机行为。

在1950年，中央贸易部就发布了《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点指示》，指示中明确指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图谋暴利”的行为必须予以取缔。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投机”就不仅是一个贬义词，而且是一种罪恶的代名词。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投机倒把罪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我国沿海侨乡的人们，每年会收到很多亲友从海外寄来的包裹，包裹里大多都是日用品，除了居民自用，多出来物品大都被人们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有的人还会主动寄钱给在外的亲友，托他们多购买一些新鲜的日用品等货物，好拿到市场上卖。

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估衣摊”，这样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日成交额能达到数十万元。

不仅如此，一些有生意头脑的人还办起了规模较小的工厂和作坊，产生了不少的“万元户”，但当时这些人不叫“万元户”，而是被冠以一个不光彩的名字——“投机倒把分子”。

他们的行为在为当地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1971年一波大规模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

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清查，为的是“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清查所谓的“地下黑工厂”、“投机倒把分子”。

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因为全国范围的清查运动而消灭，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愈演愈烈。

1978年，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生产力迅速增长，在经过近三十年的禁锢后,中国人的求富欲望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集中爆发,沉睡多年的经济体系开始复苏。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计划经济内的部分实行国家统配价，国家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自销部分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按市场价格出售，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情况，形成了特殊的“价格双轨制”。

当时,由于中国市场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在一时间集中释放，流通不畅又造成了供给不足，导致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一两倍。

这其中的价格差被一些头脑灵活的生意人发现并利用以牟取利益,一时间流通领域热闹非凡，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推销员遍布全国各地，这些人不仅寻求成为国营企业的供货商,也寻找国营企业外的其他目标。

用当年温州“八大王”之一胡金林的话说,这些人就是“二道贩子”。

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氛围里，这些投机行为的日益昌盛，扰乱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制度，对我国贯彻的计划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国家为了遏制这种行为的愈演愈烈，制定法律来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界定与约束。

于是，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投机倒把的行为给出了定义与量刑标准。

其中规定：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金融、外汇、物资、工商管理法规，非法从事工商业活动、扰乱国家金融和市场管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就被定义为投机倒把罪。

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如此量刑，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单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以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的，走私、投机倒把数额巨大的或者走私、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投机倒把罪的，从重处罚。

这一罪名的确立，尽管在当时生产力不足、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保护了战略物资的供应和消费者的利益，但对于当时中国人刚被点燃的创富热情而言,无异于迎头的一盆冷水。

在1982年判了三万人投机倒把，改变了三万多人的命运，同时被改变的,还有中国发展的轨迹。

投机倒把在风雨飘摇中两度徘徊1980年6月，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会上中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市场供应有了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

然而仅仅半年后，由于经济立法和管理工作跟不上，有些地区市场比较混乱，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很严重，直接危害安定团结，破坏经济的调整和稳定，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口风就变了。

1981年1月7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列举了包括非法倒卖工农业生产资料；抬价抢购国家计划收购物资，破坏国家收购计划在内的12种投机倒把的表现形式。

对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除按政府规定罚款或没收其财物外，情节严重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两年后的1983年,投机行为又有了抬头的迹象，为了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在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短缺的作用下,第一批以统配价套购产品然后以市场价出售牟取暴利的“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

北京是全国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而深圳则有着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

于是，有背景的倒爷们凭借手中权力,通过计划或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通过层层转手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

“倒爷”的出现，再次刺激了蠢蠢欲动的经济市场。

1983年8月，中央明确指出从事个体劳动是光荣的。

1984年3月12日的《中国法制报》上还刊登出个体户“用秤称钱”的照片，通过这样的报道能够看出当时国家是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的。

于是，曾经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罪”的一批人被宣判无罪。

但事情往往是矛盾的，就在与此同时的1983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又把投机倒把罪的法定刑提高到了死刑。

截止1986年,全国有各种公司36万多家,其中25万多家是在流通领域混饭吃,也就是传说中的“皮包公司”,不少人因此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王石、柳传志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对这一特种甜头的向往——“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一时间，投机倒把成风。

于是国家进一步加重了对投机倒把的惩处力度。

1987年，颁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和正当竞争，制裁投机倒把活动，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由国务院1987年9月17日发布，主要针对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非法从事工商业活动，扰乱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条例规定，对投机倒把行为的行政处罚包括通报批评、限价出售商品、强制收购商品、没收非法所得、没收用于投机倒把的物资、没收销货款、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

条例还规定，投机倒把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1年，最后一个投机倒把罪死刑犯从1983年到1991年的九年时间里，有不少的投机分子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刑，锒铛入狱，甚至一些犯罪情节严重的被判处死刑。

温州市市民郑乐芬是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金融投机倒把案的主角之一，她成为因投机倒把被判死刑的最后一个人。

“抬会”是浙江南部地区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资金需求日益迫切。

由于他们无法从国营的银行进行贷款，于是有需求就有市场，一种被称为“抬会”的地下钱庄便应运而生。

相关资料显示，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人民币，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