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源流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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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源流考述
刘觅知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儒学在先秦即为显学,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即进”(《汉书·董仲舒传》)的对策之后,更上升为官方思想。
两千余年来儒学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其影响之深刻是其他任何学派的思想和外来思想无法比拟的。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深入透彻地研究和了解,而研究孔子的思想,主要的材料就是儒学经典――《论语》。
时至今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论语》版本很多,各家的注释也各有不同。
本篇拙文打算对《论语》的版本源流做一个粗略的考证,以咨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论语》的精义。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不同于其他先秦子书,有个很怪的名字,后世学者因此很费脑筋。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
(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不过,对此论述最为详细的是郑玄。
北宋初年,刑昺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
以次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
”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
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
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
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
论,伦也,有伦理也。
语,叙也,叙已所欲说也。
”元代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中主张“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
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则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未必与事实相合。
今人徐中舒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诵,口耳相授的。
瞽蒙传诵而经由后人书于简牍的就叫做“语”。
这种传习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战国。
秦汉之间,很多典籍可能还是靠着这种方式在这个学术流派中流传。
这正应了郑玄的“口耳相授”的说法。
我比较相信郑玄的注释。
(二)《论语》一书结成的时间和作者
最早提到“论语”两个字,并将其当作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驰其亲之过而敬其美。
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由此可知:《论语》一书的得名必须早于《坊记》的成篇。
虽然《礼记》诸篇的年代问题,历来都很聚讼。
唐朝初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说《礼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河间献王所得孔子弟子与其后学所记;二是西汉未年的大学者刘向考核经籍整理出来的。
后经戴德、戴圣相继整理删减,成为今天的样子。
所以,今本《礼记》又称“小戴礼”。
还有,1993年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中,有一篇显然就是今本《礼记》中的《淄衣》。
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献后认为:《子思子》一书原来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礼记》中的相关篇章原来都是《中庸》一书的篇章(见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
由此推测,《论语》成书时间约在战国初期。
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代学者杨伯峻(《论语译注》)。
另外,近代学者钱穆认为《论语》成书于战国未年(“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未秦时?今考书中多有战国未年人串乱之迹”《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认为《论语》成书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
论语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
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
而且这些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
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重复的章节。
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於学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
另外还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
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
”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
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杨伯峻《论语译注》)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
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歧说:“七十子之畴,汇集夫子之言,
以为《论语》”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
不过,由于《论语》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场笔墨官司也就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
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辩》认为:“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
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
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
”(《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又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书独二子以子称”(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语)。
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损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
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近代学者郭沂先生认为《论语》的编撰者主要是孔门中“德行”与“文学”两科的学生和他们的门人,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
(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郭沂先生主要通过对郭店楚简,今本《礼记》等的相关章节,与《论语》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而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的结论与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论证也很令人信服。
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子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
不过成书时间则众说纷纭。
(四)《论语》的版本和真伪
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个传本,最著名的就是《故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大流派,它们在文字,篇名及篇数上互相都有差异。
《鲁论语》有二十篇,汉代的龚奋,夏厚生,夏后建,萧望之,韦贤,宣城,扶卿等人传授之。
由于主要在鲁地的学者中传习,故谓之《鲁论语》,汉时还有《论语解》十九篇,均已亡佚。
现有清于鬯撰《新定鲁论语述》二十卷,钟文丞撰《鲁论语》一卷,徐养原撰《鲁论语续考》一卷可作参考。
《齐论语》则主要在齐地的学者中传习,全书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只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
篇次也和《齐论语》,《鲁论语》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所谈的多是玄学,有汉代的王卿,庸生,王吉,朱畸,贡禹等人传授。
由于是齐人传授之学,故谓之《齐论语》,此书也已亡佚,现有清马国翰辑《齐论语》一卷,清王少兰辑《齐论语问王知道逸文补》一卷。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仍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
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世也皆用此本,于是《齐论语》,《古论语》大半都失传了。
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且其字为蝌蚪文,故谓之《古论语》,当时并没有传授,仅孔安国为之训解。
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语》,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
”《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
(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是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照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尤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这已笔墨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
)此书已亡佚,现有清马国翰辑《古论语》六卷。
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论语注》(简称:郑玄本),并加以注释。
这样三家的差别就被泯灭了。
(五)略谈古今“论语”注释书籍
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真是举不胜举,可谓“汗牛充栋”。
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所著录的便达三千种之多,此外还有他所不曾著录和不及著录的,又还有散见于别的书籍中的大量零星考证材料,更是不计其数了。
笔者愚笨,在此仅略举下列一二。
东汉末年,郑玄(127-200)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论语注》(简称:郑注本),并加以注释。
郑注本在唐代以后就不传了,有敦煌遗书本残卷。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有以下几种版本:第一,唐卷子本,卷子起源于简策。
在现有残存的唐卷子中,《论语》注释只有三种:(1)《论语郑玄注》残卷,内容是《为政》的后半部分和《八佾》、《里仁》、《公治长》三整篇。
(2)《论语·子路篇残卷》,只存九行。
(3)《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四篇。
第二,辑佚本,有:宋王应麟辑《古文论语》二卷附录一卷、清王谟辑《论语注》一卷、清袁均辑《论语注》十卷、清孔广林辑《论语注》十卷、清宋翔凤辑《论语郑氏注》十卷、清马国翰辑《论语郑氏注》十卷、清黄奭辑《论语》一卷、清王仁骏辑《论语郑氏注》一卷、民国龙璋辑《郑玄论语》一卷等九种。
魏国时,何晏(190-249)等五人著《论语集解》,十卷,此为汉以来《论语》的集大成著作,为现传最古的《论语》完整注本。
南朝时,梁代皇侃(488-545)编纂《论语义疏》,十卷,它是在《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也是南北朝义疏之作完整流传至今的惟一的一部书,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有重要意义。
唐朝时,贾公彦《论语疏》,今不见传,见《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宋朝时,邢昺(932-1010)等人编纂的《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原为十卷,后人析为二十卷。
其单疏本现已不传,只传有注疏合刻本,以阮元南昌府学本为最佳,并附有校勘记。
《十三经注疏》所收为此本。
此外,朱熹的《论语集注》也是一个重要注本。
《论语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1130-1200)编纂。
是宋代《论语》注释的集大成者。
现传最早的《论语集注》刻本是马光祖刊印的《四书集注》本,后又有与《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为《四书集注》和刻本。
元朝时,皆以朱熹的《论语集注》为本,没有什么代表著作。
清代时,考据学兴起,开始批评宋学,毛奇龄(1627-1713)著《四书改错》,便是针对朱熹四书注中的错误。
创见之中,不乏有主观之处。
黄式三(1789-1862)著《论语后案》。
刘宝楠(1791-1855)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有各种《四书》本和《清经续解续编》本。
《论语正义》是清朝《论语》的集大成者,堪称《论语》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
近代时,《论语集释》,四十卷,近代人程树德(1872-1944)编纂。
又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论语疏证》,二十卷,杨树达(1855-1956)编纂。
是一部很有丛刊价值的书,其强调以《论语》证《论语》的方法尤为可贵。
《论语译注》,杨伯峻(1909-1990)著。
在《论语》新注中,此书有开创之功,作者作了大量考证性的简明注释,而且对全书做了今译,书后并附有《论语词典》。
此书对《论语》的研究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论语新解》,钱穆(1895-1990)著。
前十篇为上编、后十篇为下编。
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语注译》,孙钦善(1934-)著。
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四号汉墓中出土的竹简中也发现有《论语》残简,不过篇幅不到今本《论语》的一半,今人整理后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释文》,其底本是汉代《论语》的隶书抄本(残本),为最早的《论语》白文版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较有影响的《论语》专著是200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的《儒藏》·《论语》专集。
这次出版的不是零散的几本书的拼凑,而是一套合起来成为有机整体的丛书,构成了《论语》流传及整理史上一根比较完整的链条。
其中有三种在底本的选择上超越了前人。
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以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正平版双跋本影印件为底本;又如皇侃的《论语义疏》,是以1923年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排印本为底本,以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校本,同时还吸收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校勘成果;再如刑昺的《论语注疏》,没有采用习见的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而是采用线装局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为底本,同时吸收阮元校勘记的成果。
因此该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
(六)目前的研究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最新研究进展:其一,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由该书的避讳情况可推测《论语》成书年代最晚也是在战国后期。
其二,孔壁《古论语》的抄写年代虽早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但其在汉代的流行却晚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其三,从考察《鲁论语》和《齐论语》的师传学者的年代可证明:《鲁论语》和《齐论语》的出现其实晚于《古论语》。
其四,蔡尚思把全部《论语》拆散,改为类编,解决了《论语》的杂乱性问题。
其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郭沂从郭店楚简的史料入手,考证了中国先秦哲学史,论述了道家的起源与流变,子思学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他对先秦哲学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界的关注。
他认为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其一,《论语》成书年代与书名出现的时间尚无定论。
其二,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没有篇题,篇数不祥。
其三,《论语》的记录者尚无定论。
其四,《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尚无定论。
其五,《论语》的相关资料欠缺。
其六,《论语》的字句理解无法统一。
(七)与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关系
孔子曾是一位以治丧,相礼为生的儒者,他熟悉夏,商,周三代文化,对西周初年由周公制礼作乐而正式形成的礼乐文化尤为羡慕。
在春秋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以继承和发扬礼乐文化传统自任。
“文王既没,文不在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出于这种使命感,他一方面广收弟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一方面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对礼乐文化加以反思和总结,将其根本精神抽象出来,建构起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和安仁之道为基本内容的思想体系。
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的思想不仅是孔子个人对社会历史认知和生命体验结果的升华,也是孔子学习广而精的后果,还是其弟子某些思想综合的结果。
研究《论语》也就有助于对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进行研究。
换句话说,研究《论语》是对古代思想史进行研究的基础工作,没有对《论语》的研究,也就无从提起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而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又促进了对《论语》的研究,它使我们更易更好更多地发现《论语》中的思想,使我们更全面地掌握古代思想史。
二者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开来。
《论语》它经历了历代读书人的集解、集注、正义、别裁、疏证,逐渐成为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
在这些解释中,或以“六经注我”的态度,以孔子言辞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或以“我注六经”的态度,专注于言辞考辨,力求达于孔子愿意。
在注解《论语》的两千年历史上,留下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同一句话、同一个问题,不同朝代的文化人往往做出不同的解释。
这些解释的差异和解释者的语言背景联系起来,往往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
因此,研究某个时代对《论语》的解释,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状况,研究历代对同样的话的解释的差异,可以管窥中国古代思想在历代的发展。
一部《论语》的历代解释,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
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
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
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
2.钱穆《论语要略》
3.刘宝楠《论语正义》
4.郭沂《从郭店楚简看孔子史料》5.张钊《论语是一本什么书》6.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7.王钟翰《经史说略》
8.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9.黄怀信/李景明《儒家文献研究》10.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