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人生悲剧的酿成

陈独秀人生悲剧的酿成除了党派政见、政治思想、政治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外，他的独特个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倔强执拗、我行我素、刚正不阿、性情急躁的“龙性”始终贯穿于陈独秀的革命生涯。

陈独秀的独特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小的时候面对“白胡爹爹”凶狠的板子毒打，陈独秀总是咬紧牙关以沉默对抗，祖父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是蛇就成龙。然而，他的性格中又有为人真诚直率、处事优柔寡断的一面。祖父的板子吓不倒陈独秀，而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是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当投入革命活动后，陈独秀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领教过他的个性，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胡适称他为“不羁之才”，他的秘书王若飞更深知其“倔强个性”。陈独秀自己也承认自己“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性格的两面性对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当他站在革命前列的时候，他会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甩在后面时，则变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陈独秀倔强不屈的性格伴随着他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他的晚年对他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根源问题上与共产国际、联共及中共党内其他人员存在着巨大分歧，却与托洛茨基观点不谋而合继而转向托派，组织起自己的党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为中国托派首领。中国共产党从党的组织纪律考虑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托派者的党籍，鉴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特殊身份，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情况报到共产国际审核，共产国际也愿意请陈去莫斯科，然而陈在《答国际的信》中斩钉截铁地拒绝去莫斯科。倘若陈独秀此时能够理性一些，能够灵活一些，他的历史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然而历史不容假设。

1937 年11月20 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 期刊登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中共中央还派博古、叶剑英等与他谈判，希望他回到党内工作。固执倔强的陈独秀并没有领会中共的好意，仍然固守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加入托派组织看成是挽救革命的善意动机，表示愿意回党工作但让其作书面检讨却难能“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刚愎自用、固执不屈的“刚”性性格缺乏能伸能屈的灵活性，在特殊时期成就了他，在关键时刻也摧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