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感悟

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感悟

现行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历史叙述是1920年代国共合作推动北伐战争期间形成的，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认可，而且，对历史的这种共识也正是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一。所以，时至今日，尽管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关于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叙述却大同小异。

这种历史叙述实际上也是一种胜利者的历史叙述（因为“北伐”的胜利使国民政府成为战胜北洋政府的胜利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切胜利者历史叙述的特点：

（1）夸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

（2）夸大对手的罪过；

（3）对于对手真正的技术上的失误予以漠视。

于是，在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上，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律先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讲起，将辛亥革命视作是自1895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不懈努力的逻辑结果。对于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和武昌起义的自发性则尽量不提。对于革命后，为何政权最终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则归结为袁世凯的奸诈和革命党的幼稚，指斥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进而甚者，对这场革命作出矛盾不堪的评价：先胜而后失败！

这种叙述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夸大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作用，把这场实际上已不在他们掌握中的革命硬性安排在他们的名下，自然就无法解释何以袁世凯最后成为形势的主宰者。

（2）夸大了清王朝和袁世凯的罪过，无意中掩盖了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和袁世凯最终能掌握政权的真实原因，也掩盖了革命党失败的真实原因。

（3）对于清王朝晚期施政方针缺少技术性的总结，没能从一个政权的倒台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胜利者撰写的历史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因为他们撰写历史时，还身陷于历史的漩涡之中，历史是他们革命合理性的论证，自然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而，一百年过去了，当时的革命者已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角色已由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对他们来讲，历史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是论证自己革命的合理性，而

是在承认这种合理性的前提下，为自己长治久安的执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时他们便会以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被自己推翻的反动政权：清王朝、北洋政府，更多地从这些失败的执政者身上吸取教训。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对于这场革命的重新思考的，希望我们的思考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客观。

1 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辛亥革命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自1895年成立兴中会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十七年间，孙中山组织领导了十余次起义，均遭遇失败，离武昌起义最近的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是1910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到武昌起义前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分崩离析。武昌起义完全是由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发举行的，在组织上与孙中山和同盟会并无直接关系。其后发生的各省的响应武昌起义的“独立”风潮，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会员参加，但那几乎全是个人行动，而非同盟会总部统一安排下的有组织的活动，孙中山本人也是通过国外的报纸，而不是内部的渠道得知国内发生了革命的消息的，而且在革命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孙中山和各省的“革命者”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组织上的联系。

上述事实说明，以武昌起义为起点，得到全国各省响应，最终导致清帝逊位的辛亥革命，实际上不是由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既然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革命的领导者，那么在革命后的权力瓜分中最终落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2 革命党起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者，但他们对革命是有重大影响的。

首先，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长期活动，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的新军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革命理念是来自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其次，各革命团体都把孙中山看作是革命的精神象征，都号称是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感召下革命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原名孙葆江，是武汉人，和孙中山没有亲戚关系，他所参与组建的共进会，其实是不满孙中山的革命路线，独立于同盟会之外另建立的组织，可他为了提高号召力，却改名为孙武，对外谎称是孙文（中山）的弟弟。

正是由于孙中山具有这种革命的象征符号的作用，所以，在革命发生初期，各省分散的革命力量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达成共识，以这个符号式的人物充当他

们共同的领导者——临时大总统。但符号终究只是符号，当大局已定，真正能掌控局面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便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孙中山。

3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为何总是失败

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过十余次起义，为什么都失败了呢？

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二是主观的技术路径选择方面的原因。

先说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任何革命，总是由少数革命者率先发起的。孙中山把人分成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认为他本人和革命党人就是先知先觉者，这种人占人类总数很小一个比例。那些顽固的反动者和一些智力上的残障人士都可称为不知不觉者，这种人也是人类中的少数，对这种人再怎么教化也是无用的，只能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最大多数的是后知后觉者，就是广大的智力正常，但认识问题稍微晚一些的群众。革命就是要由少数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动员起最大多数的后知后觉者，才能取得成功的过程。

由于他们是先知先觉者，而且是少数，所以在他们刚开始鼓吹革命、组织起义时，就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们，更没有人追随响应他们，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势。所以，他们的起义很容易被镇压，流于失败。这恐怕也是很多先知先觉者共同的命运，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很可能就意味着是行动上的失败者。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

孙中山要革命，不能一个人革命，也不能只靠着杨衢云、陆皓东、陈少白三位好友去闹革命，他得想办法动员起一大帮人跟他一起去革命，动员谁呢？

在孙中山下决心以推翻清政府这种革命方式来改造中国的时候，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开明派官僚是不会卷入革命的，他们是高官，聪明能干的慈禧太后让这些同样是出类拔萃的官员们觉得大清王朝是有希望的，能在清王朝的权力框架内解决一切中国面临的问题。孙中山不是没有动员过他们，笔者不是指1894年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而是指1900年在北方出现义和团动乱时，孙中山与李鸿章通过中间人谈判，策动两广独立的事件，那次李鸿章已经有些动摇了，只是后来慈禧太后及时转向，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政策，所以这个方案才“流产”了。

那些跟着开明派官僚一起办洋务的开明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也就是历